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将孕产期抑郁症筛查纳入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中，还要求体检中心提供情绪状态的评估项目。
　　这一举措，侧面反映了全世界抑郁症防治不容乐观的现状。世卫组织估计，全球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每年因此自杀死亡人数估计高达100万人。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人面临被迫隔离、工作停摆，造成一系列心理问题，更是加剧了这一疾病在全球的暴发和蔓延。
　　抑郁症筛查有显著区别于其他疾病的难点，就是它属于心理疾病，疾病数据随情绪波动会发生变化，因此量化难度较高。按照《方案》中所说的量表操作筛查，只是其中一个手段，即使有了数据，医生也必须要参照多方标准才能确诊。
　　正如曾患抑郁症的《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一书作者张进所指出的那样：“抑郁症的发作和痊愈，是一个淡入淡出的渐进过程，好比光谱的演变。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领域，病与非病、正常与不正常，没有明确的分水岭。”
　　疾病特征带来的模糊性还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个人最终被确诊为抑郁症的话，需要多大程度的“重点关注”才合适？再比如，在高中、大学的筛查过程中，如果被“重点关注”的患者（尤其是学生群体）因为关注出现了耻感，造成外部刺激，又该怎么办？
　　有机构曾试着采取解决办法。有高校称，他们对“重点关注”学生的名册是严格保密的，只有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有这个名册。但由此而来的就是高校教师、心理咨询师等群体的额外付出。而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副教授宋振韶也曾谈到，高校并非医疗机构，按照《精神衛生法》的规定，高校并不具备诊断心理疾病的资质。
　　说回到医疗机构这里，中国现阶段所拥有的抑郁症相关医疗资源并不充裕。不谈稀缺的精神科医师，就连职业的心理咨询师，缺口也是巨大的。中国新闻网2019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当时中国有90多万名持证的心理咨询师，但仅有3万至4万人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专、兼职工作，90%以上的心理咨询师持证而未从业。
　　但，能够防患于未然毕竟是好的。《方案》中的筛查行动、对抑郁症知晓率的提升要求等，依然可以作为全社会合力防治抑郁的开始。而更可贵的是，我们开始不再简单地用“没有这种病”的简单粗暴态度去对抑郁症和其他心理疾病，而是将它们视为一种正常的“情绪感冒”去治疗，这是相当可贵的态度——尽管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