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22个步兵师及炮兵纵队等共34万人，在以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首的守军拒不投降的情况下，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于1949年1月14日发起总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全歼守军13万余人，一举解放了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北方工业重镇——天津。整个战役中，工厂、学校和街道多保持完好，创造了攻坚战的奇迹。
　　天津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争取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过程。平津战役连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决战，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陈长捷迫于强大军事政治压力“谈判”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确定了解决平津问题的总方针，核心是以解决国民党的兵力为原则，无论是用战争的方式，还是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平津问题，都要从这个原则出发。为使天津这座有着200多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免遭战火破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寄希望于和平方式解决天津问题，以利于解放后恢复生产，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各在野党派利益的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在当时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参议会内部的分化日趋明显，部分参议员长期与人民为敌，深感前途难测，遂携家眷南逃。另一部分参议员于11月12日，接连召开会议讨论时局，津沽防守司令部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和市长杜建时分别到会，通报情况，试图为参议员打气。参议会议长杨亦周以及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李烛尘、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焘等代表的实业派，力主谈判，以使天津免遭战火。

　　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致函陈长捷、刘云瀚、林伟俦等人，指出我军即将开始解放天津的战役，为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受破坏及民众不遭受战争的损伤，盼望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同时，“希望你在我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十七兵团副司令、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在《天津战役亲历记》一文中言及，陈长捷等接到信后即刻约来杜建时紧急磋商，但由于彼此之间平素互相猜疑，“谁都说不出内心的实话，谁也不肯带头作出具体主张”，仍在“等待北平傅作义整个华北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顾虑“如果天津首先放下武器，是不是会影响傅作义对整个华北问题的处理”，“并想到长江以南仍属蒋介石，将来时局还不知如何演变”，等等。
　　1月8日下午3时，天津市参议会4位代表按照规定出城。1月12日，《大公报》有报道说，“穿越火线，赴共军呼吁和平，恳求停止军事，以保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4人顺利到达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所在地，10日受到刘亚楼司令员的热情接见。刘亚楼在谈判中耐心地讲解了我党的政策，希望陈长捷等人在谈判上要有诚意，认清形势，早作决断；并具体提出了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4个条件：第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避免遭受战争破坏；第二，一切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壞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第三，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第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当担负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能按照小城市或乡村中战斗被俘的军官同等对待。
　　陈长捷认为我军的4点意见过于苛刻，没有作明确答复，但他对杨亦周等人说：“我指挥的军队可按指示办理，但是中央直系军队我指挥不了，要求解放军从天津至塘沽开辟一条狭道，让中央直系军队离开天津去塘沽，我在天津办理降服手续。”下午3时，杨亦周召集4位代表继续商讨出城谈判事宜。当他们向刘亚楼转述了陈长捷意见后，立即受到我方的严词拒绝，并指出只有按照4项条件进行谈判，才能获得和平解决。同时，要求陈长捷必须在13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我军将立即发起攻击。

东西对进的神兵天降金汤桥

　　1月13日12时前，国民党守军没有按人民解放军命令开出城外。林彪电告中央军委：“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放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和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当日14时，东北野战军用大口径火炮轰击敌前沿阵地和市纵深制高点，向天津守军发出严厉警告。19时，林彪向刘亚楼及准备进攻天津的部队下达了攻击命令：“（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仅在拖延时间。（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寒）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我军各路大军是在13日深夜开始进入攻击出发阵地的。14日一早，大家惊异地发现整个天津笼罩在大雾之中。有老同志多年后回忆：“阵地就像死了一样，所有人都默不作声等着，怪瘆人的。”9时后云开雾散，9时30分炮兵开始试射，10时5颗红色信号弹突然临空，天津周围的500余门大炮一起发出怒吼，成千上万发炮弹几乎要把天津整个掀起来。
　　一门门大口径火炮向预定目标开始猛烈轰击，千万发炮弹顷刻间落在了守军的阵地上，一座座明碉暗堡被炸塌，一道道铁丝网被掀翻，高峭的围墙炸开了豁口。此时，护城河河面结冰，敌军为阻碍我军行进，凿开冰面并用炮火轰击护城河。但这难不倒解放军，工兵部队在炮兵、坦克掩护下，迅速排除护城河外地雷等障碍物后，用苇子桥、船桥等架起结实的浮桥于护城河上，保障了坦克和突击分队的顺利前进。至11时，经一小时炮火准备，东集团、西集团通过护城河，从7个突破口进入城垣，迅速突入城内。南集团第九纵队一部和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从两个突破口突入城内。国民党军曾派一批飞机参战，当即被人民解放军高炮击落两架。 　　时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三营九连班长史德山回忆：“我们连是尖刀连，专门啃硬骨头的。正当我们准备冲向北平城的时候，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把随身携带的除枪支、弹药以外的东西全都扔掉，火速跑步向天津前进。我记得那时已快过春节，外面下着小雪，经过140多里地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杨柳青镇。就在石家大院门口，部队稍微停顿了不到半个小时，连口水也没喝，又开始向市里出发。从杨柳青看，天津城就像一团火。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军势如破竹，从杨柳青到西站，再到南市，从南市又到四十中学，再到南开大学附近，战况进展得特别迅速。我们直接打到解放桥，几个野战军在那里会师。我们部队在天津的伤亡是最少的。”
　　时任四十六军一三七师一营一连侦察员陈有金回忆：“攻打天津时，我们用布袋子装着小米和炒面，背在身上，饿了就拿出一小捧充饥，条件相当艰苦。但是，一想到打赢这一仗就能过年，有肉吃，有酒喝，浑身还是充满了力量。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攻打天津西营门，这是最不好进攻的地段，敌我双方在这里都伤亡惨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所在部队的指挥员张老八在休养期间叛变，被国民党封为天津市水利局局长，主要负责各种河道及桥梁管理。因为张老八在叛变前就已得知我方具体的攻城计划，所以他有针对性地将通往天津西营门附近护城河上的小桥全都炸毁拆除。张老八的行动，的确给我军攻城造成极大困难。不过，当时解放军早已深得民心，周边老百姓看到解放军战士数九寒冬穿着棉衣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准备过河时，纷纷拿出自家门板，铺在断桥上，帮助我军渡河。”
　　1月15日5时，东西对进的主攻部队会师于金汤桥，天津东西走廊已被打通。此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天津防御体系已基本瓦解。

　　金汤桥会师后，各攻击部队乘势向预定方向猛攻。至15日8时，突击部队攻克国民党军核心阵地重要据点海光寺。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一团第六连副排长邢春福带领傅泽国、王义凤等几名战士，一举突入天津警备司令部地下室，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时任四十六军四一零团一营通讯班长崔子合回忆：“解放军在突破了国民党的核心工事海光寺后，立即向位于附近的天津警备司令部靠近，陈长捷的战时指挥部就在这里。因通讯故障，敌人内部联系中断，有的人仍在负隅顽抗。我们把警备司令部包围，司令部大楼面积很大，有四五层楼高。领导派了小杨等6名战士，帶上炸药包，准备一举攻克大楼。我方火力进行掩护，以控制敌人的火力，6名战士顺利地将炸药包安放在预定地点，很快将大楼炸塌一角，敌军死伤众多。没死的敌军从窗口把白手巾挑在枪尖上，向我们喊：‘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方向对方喊话：‘愿意投降的，都走下楼来。’接着楼上的官兵便陆续下楼，乖乖地做了俘虏。解放军涌进一个地下室，这里就是陈长捷的地下指挥部。在解放军大炮的威慑下，这个拒不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将军不得不举起手来，他颤抖地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警备团号长的崔振荣记得，随部队从西营门攻入天津城内。攻到敌警备司令部外围时，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逐间房屋拼杀争夺。敌人防守严密，火力很猛，不少战友就是这时牺牲的。后来，敌司令部大院的墙壁被我军用炸药包炸开，大家冲了进去。崔振荣与战友也随后赶到了现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当时陈长捷已换上便装，一脸沮丧，不时自言自语，崔振荣听到他说：“我不想打，我是执行傅作义的命令，是傅作义让我死守。”我军命令他向国民党天津守军下达了“立即全部投降”的命令。当时，与陈长捷一起被活捉的还有防守区副司令、少将秋宗鼎，蒋介石从南京专门派到天津督战的高级视察员程子践等将校级军官共七人。崔振荣说，为了攻击和捣毁国民党天津守军的总指挥部，几百名解放军指战员英勇牺牲。
　　同时，第九纵队一部占领天津市政府，俘虏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国民党军失去指挥后更加混乱，纷纷就歼。据守城北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一师在我攻城部队第二纵队、第八纵队各一部包围下，被迫放下武器投降。
　　15日下午3时许，天津战役落下帷幕。整个战役仅用时29个小时，比中央军委限定的3天时间提前了43个小时。当陈长捷在冰凉的地下室被俘时，他还像是在梦中，后来他在回忆录里说：“真是神兵天降！事前怎么一点情报都没有！我们是按照他们明年春天来做部署的！”此役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获少将副司令邱宗鼎、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中将军长刘云瀚等将级军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648门、轻重机枪3553挺、枪支5.4万支和汽车800余辆。

　　陈长捷被俘后，被送到通县。在通县五里桥，陈长捷与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一见面便大吼：“你们这些混帐家伙，作为谈判代表，只知道拖延时间，把我们当成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下好了，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来垫背，来当这个替死鬼？！”陈长捷和邓宝珊的见面，是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让傅作义尽快签署和平协议。但是，这对于陈长捷来说，则是莫大的刺激。气消了以后，陈长捷又找到邓宝珊谈话：“你告诉傅先生不要再打了，再打已经没有出路，天津就是个例子。”16日，傅作义谈判代表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创造中共接管城市的“天津方式”

　　1948年冬，3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驻守在平津两地的国民党军队，使其成了瓮中之鳖。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覆灭之时，指日可待。 　　11月18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16天，中央军委就决定发起平津战役。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请黄克诚以尽快速度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黄并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此时，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前方第二指挥所政治委员黄克诚正在沈阳参加东北局的一个会议。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及时做出了“关于抽调一批干部准备接管平津两市”的决定。为顺利接管天津这座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党中央确定了接管天津的组织机构和组成人员，抽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石门市委、渤海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等部门的干部共7400余人，此外还有之前为保存力量从天津撤到胜芳（今属河北）的地下党员、各区党委党校和大学学生、少数工人积极分子，他们集结胜芳地区，进行接管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
　　黄克诚得知中央决定后表示不负重托，悉心准备，迎接崭新的历史使命。会议一结束，他即昼夜兼程返回冀察热辽分局所在地，迅速交代了分局和军区的工作，火速率一批干部入关。
　　黄克诚这次天津任职，是由毛泽东点将的。在毛泽东心里，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军管会工作，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黄克诚沉稳、老练，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是最适当的人选。
　　1949年1月15日15时，天津战役胜利结束。16时许，黄克诚率军管干部进入天津，开始对天津进行全面接管。
　　由于事先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加上攻城部队纪律严明，入城后又正确执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和“避免乱，必须稳”的工作原则，接收工作进展顺利，一周就完成了接收，基本上达到了“完整接收，免遭破坏”的目的。天津很快消除了战争痕迹，全面恢复生产，开始进行城市管理与建设。2月25日，黄克诚给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从进入天津前的准备工作、天津情况与各阶层的动态、接收工作的经过、迅速完成完整接收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教训等方面作了汇报。
　　随着战争的胜利，解放的城市越来越多，全国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城市。但党的大部分干部长年累月奋战在战场上，都没有管理城市的经验，对怎么搞城市工作是一头雾水。天津先走了一步，有经验，也有教训，都很宝贵，毛泽东请黄克诚来当面汇报，也是想掌握些自己不了解的情况，向这些在第一线的同志讨教。

　　香山是中共中央于3月25日从西柏坡迁至北平后的临时办公地点。接到通知后，黄克诚奔往香山。黄克诚在天津的工作，令毛泽东很是满意……两人在聊工作中，窗外已是晚霞如火。
　　盛世伟业，海河两岸鼓角齐鸣；路远任重，灯塔耸立照亮征程。硝烟过去了，当年的战场现在已经是生机一片，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漸消失，惟希望和平的种子永远根植在这片土地上。今天的天津立足比较优势，勇立潮头，奋起、奋进、奋斗，在新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大展作为，步履铿锵地走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以更强烈的时代担当创造更大的历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