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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月历翻到新的一页，68岁的张焕枝心里盘算着该去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见法官了。18年，法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如期到访；七旬老人蒙冬（化名），腿脚不便，只能月复一月致电法院。他们俩找的是同一个法官，说的是同一个案子。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时被记起的“聂树斌案”再次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他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督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彻查“聂树斌案”。
“聂树斌案”就这样一悬18年。“被凶手”聂树斌已被执刑17年，聂家父母与被害人蒙桦（化名）父母都在等待案件重审之日。“要凶手”的王书金，被关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看守所7年，他“求罪不得”，迟迟未获判决。生与死在3个家庭之间空前纠结。
74岁的蒙冬夫妇在女儿离世后就搬离了井陉矿区。头发花白，胳膊上的老年斑正爬上他的身体。从堆满申诉材料的橱柜里取出文案的手有些颤抖，讲述起申诉过程中被打的各种经历时，蒙冬却像个愤世的青年。
他变成了一只刺猬。或者拒绝与人交流，或者想诉遍所有人。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父亲聂学生
“18年，真假凶犯不能盖棺定论，18年间，由一案两犯案，引发出16起党政、公检法机关侵犯笔者的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至今未了。”蒙冬在手写了十多页纸的信中记述，信最后送达几位法学学者。
蒙冬自己写材料，找律师，起诉不作为的有关部门，起诉不顾女儿尊严，在大众媒体上公布女儿姓名以及照片的媒体……18年来的诉状“高达3米”，装满了他家窗边的落地橱柜。
“他内心里，觉得女儿被害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多年来唯有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请的前任律师获得了他的信任。他本是上门为张焕枝索要聂树斌判决书的，“第一次是被骂出门的，不记得去了几次了，其实我都不抱希望了，陪他聊聊天，后来他还是把判决书给了我。”
除了埋头写申诉材料，蒙冬从不和外人多谈女儿被害前后的事情。每有电话或来访，他都拒绝。
1994年8月5日是周五，那时的周末还只休息一天。蒙桦本应回到矿区的家中，但是她没回。28岁的蒙桦已经在石家庄市区成家，并育有一女。蒙冬以为女儿周末回自己家了，没在意。
星期日，理应上班，蒙桦“旷工”了。女婿到矿区找到蒙冬，才知周末女儿没回自己家。一整天，心里隐隐担忧。天一黑，蒙冬实在是坐不住了，跟随女婿到蒙桦单位——石家庄液压件厂寻找，未果。
凌晨1时许，工厂保卫科和蒙冬一同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蒙冬不甘心：“我能登报纸，来报案做什么？”又找到郊区分局，“副局长说：还是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说完就要我们回。”
“派出所也找了，公安分局也找了，就是不立案，没法了，只得先回去。”一晚的折腾，毫无收获。第二天一早，工厂保卫科再次找到公安分局，还是不予立案。
几日过去，仍未见女儿回家，蒙冬来到石家庄市委门口，预料中的不让进门，双方发生口角，“看门的打了我们，一下子闹开了。”市委保卫部给矿区公安局打电话，让将蒙冬接走。矿区公安局回复：不是我们的事，与我们无关。那天，一直折腾到天黑，依然没能找到蒙桦。
8月10日上午一早，蒙冬和工厂的同事以及亲属分成三组在厂子附近继续找。直到晚7时左右，蒙冬在孔寨村附近的玉米地里找到了女儿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就在草堆里埋着，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我过去一看，果然是孩子的衣服。”
衣服找到了，蒙冬怕被人破坏现场，坐在一边等着。“三组人都找回来了，发现我没回，就找到了我。”工厂保卫科于是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
一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看了看衣服，把衣服拿走，说等明天下力量找。”
一个不安的夜晚。翌日清晨，厂里来了六七个公安，所有男职工被组织起来，在那片玉米地附近，找到了尸体。
蒙冬没被允许靠近女儿，“他们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蒙冬仍不服气：“为什么前三次不给我立案？”在找到女儿后的第二天，蒙冬又来到石家庄市市委门口，这次他得知市委书记已经下令限期破案。
“整个破案的过程，公安到过我们家两次。第一次拿走了孩子的照片，后来又拿了两件衣服过来，让我们辨认是不是孩子的。我们说不是。”
一个月后，公安部门通知蒙冬说人已经抓住，“我们早就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又一个月后，蒙冬觉得既然公安破了案，应该表示感谢。于是他到公安局问，是不是要请大伙吃个饭。“他们说不吃饭，要让我送锦旗。”于是就有了媒体报道的蒙冬往公安局送锦旗的一幕。
日子流水一年，蒙冬过了第一个两老孤独相守的春节。初春，法院一审开庭。蒙冬当庭提出案子不这么简单，很多细节对不上，很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庭审一个多小时，一审判决书显示：聂树斌的辩护人张景和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判决书并未提及其他证据，但聂树斌还是被判了死刑。
这只是开始。蒙冬觉得案情真相依然未明，随即上诉；此时聂母张焕枝也上诉。蒙冬提出五点质疑：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根据孩子生前所习防身术，罪犯聂树斌正常状态难以制服孩子并予以伤害；孩子的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怀疑雇凶作案等。
二审并未公开开庭。时值“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地方，该案的二审判决同时并为死刑复核，双方的上诉均被驳回。 蒙冬的上诉从1996年后便未停歇。诉讼内容大致包括：对女儿被害一案的质疑；13家媒体侵犯女儿隐私，公布女儿的姓名并任意展示女儿遗体；以及每次上诉过程中受到公检法机关的不公待遇。
诉讼石沉大海，半点声息都听不见。
蒙冬模糊记得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声响起，只问是否蒙桦父亲，不透露身份，“口气里是有什么事情”。蒙冬不愿多提女儿的事，匆匆挂断电话。
第二天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致电蒙冬，先问“在哪住？姓啥？是不是有个孩子被害？”随后告知：“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
聂树斌（右）和姐姐聂树慧1993年时的合影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却又来得毫无准备。随后蒙桦的同事、媒体和亲戚电话不断，蒙冬都不想再接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打电话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又抓了个凶手。”蒙冬反问：“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别忘了我还在告你们呢！”
“事后又有自称河北省公安厅的两个人上门来找我，问我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还要求看判决书。”蒙冬拒绝，“那段时间人太多了，好人坏人根本分不清楚。”那年七八月间，蒙冬家里来了一拨又一拨人，“很多人是来要判决书的，我一概回避。”
2006年，声称“真凶”的王书金在邯郸受审，蒙冬带着要求重审女儿案子的申诉书也到了邯郸，法院的答复却是：你孩子的案未列入审判序列，不准再审。蒙冬将申诉书交给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官方没有再给过任何说法。”
蒙冬在申诉书中要求：查清“一案两凶”的事实真相，搞清王书金和聂树斌究竟谁是真凶；追究相关人员违反法律、以强权政治制造错案、对申诉控告人全家实施暴力、给申诉控告人全家造成政治、人身、经济和精神伤害的刑事、民事责任等。
蒙冬除了写申诉材料，也写挂号信，信件寄往北京，“有的会给回执，有的不给。”此外，蒙冬每月给负责聂树斌案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琪打电话，“一月打上一两次，要求给出答复”，电话那头像讯号台一样，18年的每个月都回复着同一句话：“我们按程序正一步一步进行中，具体详情不能透露。”
蒙冬和张焕枝似乎只能在大众媒体上“见面”。蒙冬认定：只要官方没有给出确切说法，我和聂家就是仇家。尽管蒙冬退一步想的时候，“在心里也觉得王书金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现在，女儿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冤无头，债无主”，令蒙冬郁结于心的怨恨无处排遣。
张焕枝一听说有人能见蒙冬，便要传话：“告诉他，我理解他，但我还是要问候他。”说这话的时候，黑夜笼罩着下聂庄。
距石家庄市20公里，越过一片城市霓虹，鹿泉市下聂庄村湮没在暗夜里。通往下聂庄的水泥路被一堆泥土拦腰截断，车子在被压实的玉米地里艰难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肥料味。
张焕枝的身影在10分钟后被她的手电照亮，在夜色中蹒跚而来。几间红砖房坐落在村头高处，家中牲畜已眠，唯独拴着的小狗对陌生人依然兴奋。它显然还未习惯聂家到访者的时常到来，隔段时间就有人来，张焕枝觉得“有人来就有希望”。
聂树斌上一次出现在张焕枝的梦中是几个月前，“他蹲在一个黑屋子的角落里，正在挨打，又不敢吱声，把我气醒了。”从小患严重口吃的聂树斌，内向少言，说不出话时就躲到张焕枝身后：“他一定受不了被打，但是挨打又没法说话，审他跟审一个哑巴有什么区别？”
聂家院子宽敞，“若孩子还在，生活应该不错。”三五只鸡鸭，两亩地种些小麦玉米，每天白菜萝卜，一碗粥加几个馒头，当过兵的老伴聂学生从联碱厂退休后每月有一千三四的退休金，冬天还会加些烤火费，“儿子是我的支柱，我是满足的。”
但现在“生活像没有了太阳”，整个院子沉浸在深深的夜里。聂学生从聂树斌被执刑后就偏瘫了，多次试图自杀而未遂。张焕枝看起来却永远充满精神，总是铿锵有力地陈述着儿子被冤死的种种。这位小学文化的北方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案件思路清晰：“我要好好活着，一直等到重审。”
张焕枝让聂学生在隔壁屋看电视，把门轻轻掩上，坐下来开始她祥林嫂式的诉说，桌边堆着一袋药。“心脏不好，救心丸随身带着。骨骼也不好。”汤臣倍健的钙片放在一边。没说几句话，房门咧开一条不大的缝隙，聂学生的身影紧贴其上。张焕枝发现后起身又掩上门。重复数次。
1994年9月某日，20岁的聂树斌没有回家。第二天警察到来时，张焕枝正在家中忙活，再过一阵就是女儿聂树会出嫁的喜日。警察带来了一张拍有几件女式衣物的照片让她辨认，然后称聂树斌在外犯案被逮捕了。张焕枝满心狐疑，却没能从警察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数日后警方两次登门，搜查了聂树斌的房间，家人仍不知发生了什么。最后是聂学生在工厂看到了儿子的逮捕证，“强奸杀人”的字眼令他无法接受。
张焕枝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一审后，在一个小屋内，聂树斌背对着门正在哭，张焕枝哭唤儿子，双方泪眼相对不足两分钟，就被强行拉开。张焕枝在随后的日子里到事发的玉米地查看，找玉米地的承包户，找治安主任……“我不信儿子能做这种事情，我只能自己去查，自己去问。”
及至1995年9月28日，聂学生到看守所给儿子送衣物，“看守所说已经执行死刑了。”张焕枝于是到中院询问：“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他说送火葬场了。那骨灰呢？法官竟然觉得很奇怪，反问：怎么还要骨灰？我告诉他，你儿子死了你不要骨灰的吗？他才勉强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去殡仪馆把骨灰要了回来。”
村里的人们大部分不相信聂树斌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张焕枝总是逃避不了背后的指指点点。“慢慢就习惯了，后来大家也不提了。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我要讨回清白，”虽然也有人觉得张焕枝不过是螳臂挡车。 失子之痛随着聂树斌的下葬慢慢沉入时间长河里。显然上苍没放过这位外表刚强的北方妇女，总是不断让她看到一点微茫的希望，却从未抵达。2005年来了两拨记者，只询问是否有这个事，却不说为何旧案重提。渐渐地，来的记者多了，张焕枝才知道儿子的案件又有了新的疑犯。
张焕枝没法坐等结果，继续张罗着找律师，申诉。发现人已经没了，却连判决书都没有。张焕枝决定自己去找蒙冬要，蒙冬的态度至今仍如7年前一样坚决：“只要案子没有定，我不可能和你坐在一张板凳上谈。”于是就有了律师李树亭反复叩开蒙冬家的门，拿到判决书已是2007年了。
从2005年至今，张焕枝数了数去北京上访的次数，十多次，有一年就去了4次。直到最高法院告诉他案件已经移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了，于是张焕枝每个月就要来回两次这段先步行半个多小时，再坐两小时车的路程。
“见法官倒不难，那个叫王琪的法官，只要在就会见我，每次见我都说一样的话：没有说不管，一直在进行中，你再等等。”就这样，张焕枝和蒙冬一样等了7年。
同样被等了7年的还有王书金，只是他在看守所里等待已知的死刑判决。
“事实就是事实，我根本也不想抵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检察机关应该认定。”王书金在律师会见笔录和最初的公安笔录中反复强调。
这位奸杀4人，强奸两人的凶犯，起初并不是这么坦然。王书金在孔寨村附近的塑料厂做工有半年，其向律师称蒙桦便是他在这半年间所杀。
事发时比蒙桦小10岁的王书金，是河北省广平县十里铺人，他向律师朱爱民陈述：“我从小只读了两年书，在农村，这两年等于没读一样。我们家只有我大哥和我二姐把书念完了，剩下我们几个都是文盲。我那时候小，对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家里父母也不管我。结婚后，因为我的脾气不好，与媳妇合不来。我的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只要抓住机会，我就干。”
王书金的哥哥曾向媒体表示：“我只希望他赶快消失。”在过去十多年间，全家人都不与其说话，“视其为路人”。王书金所害的人中有与其同村的，其所作所为让家人觉得蒙羞。对于他是否聂案“真凶”，他哥哥几乎毫不怀疑。
在石家庄犯案之后，王书金改名王永红到了河南，认识了17岁的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的马金秀。当时参与案件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马金秀在19岁时便生下一子，“但是由于年幼，与王书金又生活无着，最后把孩子送了人，换回了4000元现金。”
在河南的日子，王书金表现得异常警觉，“一看到河北牌照的车子，就往玉米地钻。”在马金秀的记忆里，在河南的五六年间，每晚王书金都是和衣而睡，“好像随时准备走人的样子。”被抓之前的王书金在河南一处名为齐楼砖厂的地方做工，“只要看到戴大檐帽的，不管是警察还是保安，他都想躲起来。”
在律师和警方的问讯笔录中，王书金表示一直有投案自首的想法，但是后来马金秀又生下一男一女，“想等孩子大一点，再投案。”
2005年在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任职的李建明在其回忆中述及：砖厂的做饭师傅见王总是心神不宁，出门这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向派出所反映。这一年春节，李建明和几个民警以查身份证为由来到王书金住处。王开始想跑，但是没跑掉。
因为没有身份证，王书金被带到派出所。讯问从1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直持续到4时50分，王书金一直保持缄默，警方正准备将他放回去时，他突然说要见领导。
王书金供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其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一名妇女。此时王书金并不知聂树斌已经因此被执行死刑。
这是在杀死另外3个女性之前的事。“当时我在石家庄西郊给人安装暖气，住的地方归鹿泉市管，当时是夏天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当时天可热。”
王书金在厂东边“不知谁家种的地里摘西红柿吃，以前我摘西红柿时总见一个女的骑自行车上下班从这里过，时间可准时。这天我又见这个女的骑自行车从南面往北走。当时这女的穿的是蓝带花连衣裙，年龄看起来有三十多。当时我穿的是黑色大裤头。我站的地方离村比较远。我见那女的骑车过来，就躲在玉米地里等着，当那女的骑车过来时，我从玉米地里跳出来……当时鹿泉市公安局去找我调查过，没查出来，后来也没再有人去问我”。
警方询问王书金是否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相同描述，王称：“从来没有看过。我看电视只好看戏，报纸杂志我不识字，看不下来。”在与律师朱爱民的会见中，王书金表示希望能通过对几起案子的主动坦白，获得从宽可能。
王书金供认当晚，河南索河路派出所给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打电话，一度因对方交不起电话费打不通电话。凌晨4点，电话接通。副局长郑成月派人去荥阳将王书金押至广平。
2005年，建设文明河南的活动正热乎，索河路派出所准备凭此案在活动中获取重大立功。没想到，案件在河北受卡。在广平县公安局，王书金再度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件，郑成月顿时傻了，但还是带着他指认了现场。
郑成月向邯郸市公安局汇报后，在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的督办下，王书金再度指认现场。此后不久，聂树斌案的案卷被封卷，除了聂树斌最初的律师张景和见过之外，律师和相关家属再无人见。
马金秀是从电视中知道每天睡在身边的王书金是身负多命的杀人犯。在王书金被抓后的第16天，马金秀即改嫁他人。王书金庭审时，她并未到场，但是她还是在朱爱民的委托书上签了名。
对于王书金供述的6起案件，邯郸市检察院只认定了4起。王书金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2007年7月30日二审开庭，庭上王书金及其律师朱爱民都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此后4年，王书金被超期羁押在广平县看守所至今。
张焕枝没法不恨王书金：“如果他不做那事，我儿子就不会冤死。”但是对于王书金的坚持认罪，张焕枝也由衷佩服：“即使他是杀人恶魔，起码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行，对此负责，为什么办了错案的人却始终不敢承担他们的错误呢？”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不时被记起的“聂树斌案”再次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他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督促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彻查“聂树斌案”。
“聂树斌案”就这样一悬18年。“被凶手”聂树斌已被执刑17年，聂家父母与被害人蒙桦（化名）父母都在等待案件重审之日。“要凶手”的王书金，被关在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看守所7年，他“求罪不得”，迟迟未获判决。生与死在3个家庭之间空前纠结。
“究竟谁杀了我女儿？”
74岁的蒙冬夫妇在女儿离世后就搬离了井陉矿区。头发花白，胳膊上的老年斑正爬上他的身体。从堆满申诉材料的橱柜里取出文案的手有些颤抖，讲述起申诉过程中被打的各种经历时，蒙冬却像个愤世的青年。
他变成了一只刺猬。或者拒绝与人交流，或者想诉遍所有人。
“18年，真假凶犯不能盖棺定论，18年间，由一案两犯案，引发出16起党政、公检法机关侵犯笔者的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至今未了。”蒙冬在手写了十多页纸的信中记述，信最后送达几位法学学者。
蒙冬自己写材料，找律师，起诉不作为的有关部门，起诉不顾女儿尊严，在大众媒体上公布女儿姓名以及照片的媒体……18年来的诉状“高达3米”，装满了他家窗边的落地橱柜。
“他内心里，觉得女儿被害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多年来唯有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请的前任律师获得了他的信任。他本是上门为张焕枝索要聂树斌判决书的，“第一次是被骂出门的，不记得去了几次了，其实我都不抱希望了，陪他聊聊天，后来他还是把判决书给了我。”
除了埋头写申诉材料，蒙冬从不和外人多谈女儿被害前后的事情。每有电话或来访，他都拒绝。
1994年8月5日是周五，那时的周末还只休息一天。蒙桦本应回到矿区的家中，但是她没回。28岁的蒙桦已经在石家庄市区成家，并育有一女。蒙冬以为女儿周末回自己家了，没在意。
星期日，理应上班，蒙桦“旷工”了。女婿到矿区找到蒙冬，才知周末女儿没回自己家。一整天，心里隐隐担忧。天一黑，蒙冬实在是坐不住了，跟随女婿到蒙桦单位——石家庄液压件厂寻找，未果。
凌晨1时许，工厂保卫科和蒙冬一同到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的答复是：你们先登报吧，登了段时间没消息，再立案。蒙冬不甘心：“我能登报纸，来报案做什么？”又找到郊区分局，“副局长说：还是先登报吧，我们不立案。说完就要我们回。”
“派出所也找了，公安分局也找了，就是不立案，没法了，只得先回去。”一晚的折腾，毫无收获。第二天一早，工厂保卫科再次找到公安分局，还是不予立案。
几日过去，仍未见女儿回家，蒙冬来到石家庄市委门口，预料中的不让进门，双方发生口角，“看门的打了我们，一下子闹开了。”市委保卫部给矿区公安局打电话，让将蒙冬接走。矿区公安局回复：不是我们的事，与我们无关。那天，一直折腾到天黑，依然没能找到蒙桦。
8月10日上午一早，蒙冬和工厂的同事以及亲属分成三组在厂子附近继续找。直到晚7时左右，蒙冬在孔寨村附近的玉米地里找到了女儿的衣服：“孩子的衣服就在草堆里埋着，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我过去一看，果然是孩子的衣服。”
衣服找到了，蒙冬怕被人破坏现场，坐在一边等着。“三组人都找回来了，发现我没回，就找到了我。”工厂保卫科于是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
一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看了看衣服，把衣服拿走，说等明天下力量找。”
一个不安的夜晚。翌日清晨，厂里来了六七个公安，所有男职工被组织起来，在那片玉米地附近，找到了尸体。
蒙冬没被允许靠近女儿，“他们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蒙冬仍不服气：“为什么前三次不给我立案？”在找到女儿后的第二天，蒙冬又来到石家庄市市委门口，这次他得知市委书记已经下令限期破案。
“整个破案的过程，公安到过我们家两次。第一次拿走了孩子的照片，后来又拿了两件衣服过来，让我们辨认是不是孩子的。我们说不是。”
一个月后，公安部门通知蒙冬说人已经抓住，“我们早就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又一个月后，蒙冬觉得既然公安破了案，应该表示感谢。于是他到公安局问，是不是要请大伙吃个饭。“他们说不吃饭，要让我送锦旗。”于是就有了媒体报道的蒙冬往公安局送锦旗的一幕。
日子流水一年，蒙冬过了第一个两老孤独相守的春节。初春，法院一审开庭。蒙冬当庭提出案子不这么简单，很多细节对不上，很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庭审一个多小时，一审判决书显示：聂树斌的辩护人张景和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判决书并未提及其他证据，但聂树斌还是被判了死刑。
这只是开始。蒙冬觉得案情真相依然未明，随即上诉；此时聂母张焕枝也上诉。蒙冬提出五点质疑：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根据孩子生前所习防身术，罪犯聂树斌正常状态难以制服孩子并予以伤害；孩子的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怀疑雇凶作案等。
二审并未公开开庭。时值“严打”，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地方，该案的二审判决同时并为死刑复核，双方的上诉均被驳回。 蒙冬的上诉从1996年后便未停歇。诉讼内容大致包括：对女儿被害一案的质疑；13家媒体侵犯女儿隐私，公布女儿的姓名并任意展示女儿遗体；以及每次上诉过程中受到公检法机关的不公待遇。
诉讼石沉大海，半点声息都听不见。
蒙冬模糊记得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夜晚，电话声响起，只问是否蒙桦父亲，不透露身份，“口气里是有什么事情”。蒙冬不愿多提女儿的事，匆匆挂断电话。
第二天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致电蒙冬，先问“在哪住？姓啥？是不是有个孩子被害？”随后告知：“你孩子那事现在又抓到一个真凶。”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却又来得毫无准备。随后蒙桦的同事、媒体和亲戚电话不断，蒙冬都不想再接了。石家庄市公安局打电话问：“是不是有人告诉你又抓了个凶手。”蒙冬反问：“这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别忘了我还在告你们呢！”
“事后又有自称河北省公安厅的两个人上门来找我，问我这段时间有什么人来，还要求看判决书。”蒙冬拒绝，“那段时间人太多了，好人坏人根本分不清楚。”那年七八月间，蒙冬家里来了一拨又一拨人，“很多人是来要判决书的，我一概回避。”
2006年，声称“真凶”的王书金在邯郸受审，蒙冬带着要求重审女儿案子的申诉书也到了邯郸，法院的答复却是：你孩子的案未列入审判序列，不准再审。蒙冬将申诉书交给了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官方没有再给过任何说法。”
蒙冬在申诉书中要求：查清“一案两凶”的事实真相，搞清王书金和聂树斌究竟谁是真凶；追究相关人员违反法律、以强权政治制造错案、对申诉控告人全家实施暴力、给申诉控告人全家造成政治、人身、经济和精神伤害的刑事、民事责任等。
蒙冬除了写申诉材料，也写挂号信，信件寄往北京，“有的会给回执，有的不给。”此外，蒙冬每月给负责聂树斌案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琪打电话，“一月打上一两次，要求给出答复”，电话那头像讯号台一样，18年的每个月都回复着同一句话：“我们按程序正一步一步进行中，具体详情不能透露。”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蒙冬和张焕枝似乎只能在大众媒体上“见面”。蒙冬认定：只要官方没有给出确切说法，我和聂家就是仇家。尽管蒙冬退一步想的时候，“在心里也觉得王书金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现在，女儿的事情一下子变得“冤无头，债无主”，令蒙冬郁结于心的怨恨无处排遣。
张焕枝一听说有人能见蒙冬，便要传话：“告诉他，我理解他，但我还是要问候他。”说这话的时候，黑夜笼罩着下聂庄。
距石家庄市20公里，越过一片城市霓虹，鹿泉市下聂庄村湮没在暗夜里。通往下聂庄的水泥路被一堆泥土拦腰截断，车子在被压实的玉米地里艰难绕行，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肥料味。
张焕枝的身影在10分钟后被她的手电照亮，在夜色中蹒跚而来。几间红砖房坐落在村头高处，家中牲畜已眠，唯独拴着的小狗对陌生人依然兴奋。它显然还未习惯聂家到访者的时常到来，隔段时间就有人来，张焕枝觉得“有人来就有希望”。
聂树斌上一次出现在张焕枝的梦中是几个月前，“他蹲在一个黑屋子的角落里，正在挨打，又不敢吱声，把我气醒了。”从小患严重口吃的聂树斌，内向少言，说不出话时就躲到张焕枝身后：“他一定受不了被打，但是挨打又没法说话，审他跟审一个哑巴有什么区别？”
聂家院子宽敞，“若孩子还在，生活应该不错。”三五只鸡鸭，两亩地种些小麦玉米，每天白菜萝卜，一碗粥加几个馒头，当过兵的老伴聂学生从联碱厂退休后每月有一千三四的退休金，冬天还会加些烤火费，“儿子是我的支柱，我是满足的。”
但现在“生活像没有了太阳”，整个院子沉浸在深深的夜里。聂学生从聂树斌被执刑后就偏瘫了，多次试图自杀而未遂。张焕枝看起来却永远充满精神，总是铿锵有力地陈述着儿子被冤死的种种。这位小学文化的北方农村妇女对儿子的案件思路清晰：“我要好好活着，一直等到重审。”
张焕枝让聂学生在隔壁屋看电视，把门轻轻掩上，坐下来开始她祥林嫂式的诉说，桌边堆着一袋药。“心脏不好，救心丸随身带着。骨骼也不好。”汤臣倍健的钙片放在一边。没说几句话，房门咧开一条不大的缝隙，聂学生的身影紧贴其上。张焕枝发现后起身又掩上门。重复数次。
1994年9月某日，20岁的聂树斌没有回家。第二天警察到来时，张焕枝正在家中忙活，再过一阵就是女儿聂树会出嫁的喜日。警察带来了一张拍有几件女式衣物的照片让她辨认，然后称聂树斌在外犯案被逮捕了。张焕枝满心狐疑，却没能从警察口中得到更多信息。
数日后警方两次登门，搜查了聂树斌的房间，家人仍不知发生了什么。最后是聂学生在工厂看到了儿子的逮捕证，“强奸杀人”的字眼令他无法接受。
张焕枝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一审后，在一个小屋内，聂树斌背对着门正在哭，张焕枝哭唤儿子，双方泪眼相对不足两分钟，就被强行拉开。张焕枝在随后的日子里到事发的玉米地查看，找玉米地的承包户，找治安主任……“我不信儿子能做这种事情，我只能自己去查，自己去问。”
及至1995年9月28日，聂学生到看守所给儿子送衣物，“看守所说已经执行死刑了。”张焕枝于是到中院询问：“我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他说送火葬场了。那骨灰呢？法官竟然觉得很奇怪，反问：怎么还要骨灰？我告诉他，你儿子死了你不要骨灰的吗？他才勉强给我开了个介绍信，去殡仪馆把骨灰要了回来。”
村里的人们大部分不相信聂树斌会做出这样的事，但张焕枝总是逃避不了背后的指指点点。“慢慢就习惯了，后来大家也不提了。但是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支持我要讨回清白，”虽然也有人觉得张焕枝不过是螳臂挡车。 失子之痛随着聂树斌的下葬慢慢沉入时间长河里。显然上苍没放过这位外表刚强的北方妇女，总是不断让她看到一点微茫的希望，却从未抵达。2005年来了两拨记者，只询问是否有这个事，却不说为何旧案重提。渐渐地，来的记者多了，张焕枝才知道儿子的案件又有了新的疑犯。
张焕枝没法坐等结果，继续张罗着找律师，申诉。发现人已经没了，却连判决书都没有。张焕枝决定自己去找蒙冬要，蒙冬的态度至今仍如7年前一样坚决：“只要案子没有定，我不可能和你坐在一张板凳上谈。”于是就有了律师李树亭反复叩开蒙冬家的门，拿到判决书已是2007年了。
从2005年至今，张焕枝数了数去北京上访的次数，十多次，有一年就去了4次。直到最高法院告诉他案件已经移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了，于是张焕枝每个月就要来回两次这段先步行半个多小时，再坐两小时车的路程。
“见法官倒不难，那个叫王琪的法官，只要在就会见我，每次见我都说一样的话：没有说不管，一直在进行中，你再等等。”就这样，张焕枝和蒙冬一样等了7年。
坐穿牢底
同样被等了7年的还有王书金，只是他在看守所里等待已知的死刑判决。
“事实就是事实，我根本也不想抵赖。”“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那起也是我干的，检察机关应该认定。”王书金在律师会见笔录和最初的公安笔录中反复强调。
这位奸杀4人，强奸两人的凶犯，起初并不是这么坦然。王书金在孔寨村附近的塑料厂做工有半年，其向律师称蒙桦便是他在这半年间所杀。
事发时比蒙桦小10岁的王书金，是河北省广平县十里铺人，他向律师朱爱民陈述：“我从小只读了两年书，在农村，这两年等于没读一样。我们家只有我大哥和我二姐把书念完了，剩下我们几个都是文盲。我那时候小，对性的问题没有明确的认识，家里父母也不管我。结婚后，因为我的脾气不好，与媳妇合不来。我的性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只要抓住机会，我就干。”
王书金的哥哥曾向媒体表示：“我只希望他赶快消失。”在过去十多年间，全家人都不与其说话，“视其为路人”。王书金所害的人中有与其同村的，其所作所为让家人觉得蒙羞。对于他是否聂案“真凶”，他哥哥几乎毫不怀疑。
在石家庄犯案之后，王书金改名王永红到了河南，认识了17岁的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的马金秀。当时参与案件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马金秀在19岁时便生下一子，“但是由于年幼，与王书金又生活无着，最后把孩子送了人，换回了4000元现金。”
在河南的日子，王书金表现得异常警觉，“一看到河北牌照的车子，就往玉米地钻。”在马金秀的记忆里，在河南的五六年间，每晚王书金都是和衣而睡，“好像随时准备走人的样子。”被抓之前的王书金在河南一处名为齐楼砖厂的地方做工，“只要看到戴大檐帽的，不管是警察还是保安，他都想躲起来。”
在律师和警方的问讯笔录中，王书金表示一直有投案自首的想法，但是后来马金秀又生下一男一女，“想等孩子大一点，再投案。”
2005年在河南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任职的李建明在其回忆中述及：砖厂的做饭师傅见王总是心神不宁，出门这么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向派出所反映。这一年春节，李建明和几个民警以查身份证为由来到王书金住处。王开始想跑，但是没跑掉。
因为没有身份证，王书金被带到派出所。讯问从1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直持续到4时50分，王书金一直保持缄默，警方正准备将他放回去时，他突然说要见领导。
王书金供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其中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一名妇女。此时王书金并不知聂树斌已经因此被执行死刑。
这是在杀死另外3个女性之前的事。“当时我在石家庄西郊给人安装暖气，住的地方归鹿泉市管，当时是夏天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当时天可热。”
王书金在厂东边“不知谁家种的地里摘西红柿吃，以前我摘西红柿时总见一个女的骑自行车上下班从这里过，时间可准时。这天我又见这个女的骑自行车从南面往北走。当时这女的穿的是蓝带花连衣裙，年龄看起来有三十多。当时我穿的是黑色大裤头。我站的地方离村比较远。我见那女的骑车过来，就躲在玉米地里等着，当那女的骑车过来时，我从玉米地里跳出来……当时鹿泉市公安局去找我调查过，没查出来，后来也没再有人去问我”。
警方询问王书金是否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相同描述，王称：“从来没有看过。我看电视只好看戏，报纸杂志我不识字，看不下来。”在与律师朱爱民的会见中，王书金表示希望能通过对几起案子的主动坦白，获得从宽可能。
王书金供认当晚，河南索河路派出所给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打电话，一度因对方交不起电话费打不通电话。凌晨4点，电话接通。副局长郑成月派人去荥阳将王书金押至广平。
2005年，建设文明河南的活动正热乎，索河路派出所准备凭此案在活动中获取重大立功。没想到，案件在河北受卡。在广平县公安局，王书金再度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案件，郑成月顿时傻了，但还是带着他指认了现场。
郑成月向邯郸市公安局汇报后，在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刘金国的督办下，王书金再度指认现场。此后不久，聂树斌案的案卷被封卷，除了聂树斌最初的律师张景和见过之外，律师和相关家属再无人见。
马金秀是从电视中知道每天睡在身边的王书金是身负多命的杀人犯。在王书金被抓后的第16天，马金秀即改嫁他人。王书金庭审时，她并未到场，但是她还是在朱爱民的委托书上签了名。
对于王书金供述的6起案件，邯郸市检察院只认定了4起。王书金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件。2007年7月30日二审开庭，庭上王书金及其律师朱爱民都试图涉及西郊玉米地一案，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此后4年，王书金被超期羁押在广平县看守所至今。
张焕枝没法不恨王书金：“如果他不做那事，我儿子就不会冤死。”但是对于王书金的坚持认罪，张焕枝也由衷佩服：“即使他是杀人恶魔，起码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行，对此负责，为什么办了错案的人却始终不敢承担他们的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