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北朝是佛教传播及其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由于诸少数民族统治北方及其造成的民族融合的背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佛教与诸少数民族政权及北方社会的深入结合,呈现出与东晋南朝的诸多差异。诸如佛教与北朝统治集团的密切关系及其强烈的政治特征,僧团势力的发展及其北朝诸政权利用严密的僧官制度予以控制,北朝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及其对民间结社、乡里社会组织的深入影响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以往的思想史研究路径,遮蔽了北朝佛教传播过程中的这些特点,致使人们忽视了从社会史角度观察相关历史与文化。近年来,中外学者日益重视从佛教传播与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论述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特约扬州大学王永平、吉林省社科院尚永琪、吉林大学邵正坤就此著文。王永平《北魏孝文帝崇佛之表现及其对佛教义学之倡导》一文,论述了北魏孝文帝在平城和洛阳大力兴造佛寺、广泛招揽高僧、全面制定僧制,推动了北方佛教长期持续和有序的传播,使平城和洛阳成为当时佛教繁盛的中心地。孝文帝特别喜好佛教义学,招揽了诸多义学高僧,给予优厚待遇,助其讲论,奠定了北魏佛教义学发展的基础,推动了南北学术文化的融合。尚永琪《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详细考察了自前秦以来长安僧团的发展状况,特别对后秦时期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僧团组织及其与后秦政权的关系、僧官制度的建立、僧团的"学问化"及其译经活动、僧团内中土僧人与天竺僧人、天竺僧人与西域僧人及不同僧团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邵正坤《造像记所见北朝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拟血缘群体》根据大量的北朝时期的造像记,揭示当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信仰群体从事造像、建塔、立寺、写经等佛事活动或者社会福利事业,以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互益、自助团体,这种拟血缘团体既受佛教有关教理、教义的影响,也与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有关,并得益于佛教在北方的广泛流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