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被称为一部“犯罪的心理报告”。而小说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自身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塑造下呈现出三组二元对立。他既是一个哲人似的疯子，又是一个颇具理性的常人；他既身负罪恶，又善良高尚；他既是一个被蛊惑之人，又是一个被救赎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体现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是借此来探寻人的心理、人性的奥秘、伦理道德的界限以及改良社会的精神层面的方法论，由此展现出小说《罪与罚》独具一格的艺术价值与魅力。
　　【关键词】二元对立；拉斯柯尼科夫；《罪与罚》；陀氏
　　【中图分类号】I14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罪与罚》作为陀氏的著名长篇小说之一，广为世人关注，一度被认为打开了新的心理小说写作方式的大门。其以精彩的心理和神态描写、深入有力的语言以及跌宕丛生的情节设置，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犯罪者——拉斯柯尼科夫。但他不仅是一个“罪孽深重”之人，又是一个被救赎者；他不单是疯子，也是一个常人，他身上兼具善恶，体现出了三组二元对立。本文拟对《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形象中的二元对立进行分析，以此发现陀氏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多元关照及其对人的心理、人性、伦理道德以及社会改良方法的探索。
　　一、心理的真实：疯子与常人的对立
　　《罪与罚》创作期间，陀氏在给卡特科夫的一封信中称这部小说是“一起犯罪的心理报告”。拉斯柯尼科夫那近乎病态的疯子形象正是通过大量奇怪的心理独白呈现于我们眼前。他常常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下。“我究竟要上哪儿？奇怪。我是为了什么事出来的？”[1]这是极具有哲学性的发问。陀氏把主人公置于一种哲学拷问之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主人公被摆在一个贴近无意识的位置，其与外界的联系被模糊，而他的潜意识便常常“被释放”。这些带哲学色彩的独白让人费解的同时也定位了主人公的形象——一个思想奇怪的疯子。但拉斯柯尼科夫的疯子形象又是以其作为常人的一面而存在的。首先，他十分清楚地深爱着他的家人，在这方面，他时刻保持着理性和清醒。如其敏锐地认识并揭穿了妹妹的未婚夫卢任的虚伪与冷漠，勇敢捍卫了家人的尊严；其次，他又颇具智慧和辩才。这些让他的谋杀计划或是与人辩论都十分成功。他对家人的爱，理性和充满智慧的头脑使他时时作为一个常人存在着。陀氏让拉斯柯尼科夫在清醒和疯狂之间来回交织穿梭。人类心理的无意识在梦与疯癫状态下而被释放，那些发自源头的发问和不受控制的话语都让拉斯科尼科夫贴近了一个“原人”的形象，似混沌无知却最接近人类心理最深处的隐秘。而他的爱、理性与智慧是他在现实世界的通行证，其占据主导而让无意识退居其后，使他能够时常作为一个常人存在于世。人类大多意识清醒，但也存在无意识的上升。陀氏将无意识层面进行近乎病态的放大化描写，从疯子与常人状态的对立中一步步寻找人类心理的真实，对整部作品进行哲学层面的铺垫。
　　二、人性的终极：善与恶的对立
　　善与恶是陀氏为拉斯柯尼科夫设定的另外两个紧密相连的定位。陀氏既让他身染杀人之罪恶，又让他兼具人性之良善，在此组对立中探寻和把握人性的真实状态，发现其矛盾性和复杂性。善与恶的对立是第一性的，整部作品便是从极恶到极善这一终极的人性复活。拉斯科尼科夫身上涌动着染血的恶。如他在杀死可恶的女债主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时那疯狂的罪恶：“他把斧子全部抽了出来……举起双手一挥，几乎不费一点气力，几乎机械地用斧背对准她的头上砍去”[1]以及对他逃脱后屡次与警察周旋时的逃避心理。陀氏认为人性中存在暗藏的恶，并借拉斯科尼的杀人之罪进行极端之展现。他在心中之恶的驱使下迷失了本我，沦为恶的代表。拉斯柯尼科夫的善与恶如同两生花般相伴相生，归根则是人性。陀氏虽以杀人之罪等描写了他的恶，但也塑造了他的良善。如他在自己十分窘迫的情况下，用仅有的钱帮助了相识不久的马美拉多夫和其家人等。他本不必做这些，可他心中的善也如他的恶一般——甚至在大多数时刻——决定着他的善举，他本心是向善的，甚至这种善是超越自身能力的损己的善。且其杀人初衷也是不愿再拖累家人，并想在后天努力成为有用之人以弥补罪孽。杀人前后，他一直处在痛苦当中，有时他自信满满地说服自己，有时又让自己的灵魂饱受折磨，并于此种反复中走向救赎，到达极善。拉斯柯尼科夫的善是作为对其恶的宽恕和消解所存在的，他的恶是通向极善的考验，而极善则是最终归处。综合来看，他到达极善的过程是波动前进的。陀氏通过善恶对立展现出人性的矛盾、复杂和终极，一个人从来都不完全是善或者恶的代表，而是一种杂糅对立的状态，此消彼长，且人性最终应是也必是极善的。
　　三、社会与伦理：被蛊惑者与被救赎者的对立
　　拉斯科尼科夫身上另一个对立体现着伦理道德的界限。一方面，他因社会、家人以及“超人”思想被蛊惑，陷入罪恶深渊；另一方面，代表光明的索尼娅又以伦理之正道救赎了他的罪孽，使他成为一个被救赎者。这组对立是自我及自我与他者的斗争，并最终指向伦理层面的救赎。拉斯科尼科夫在杀人前，偏离伦理道德的力量以他人之口诱惑着他，使他犹豫不决时总在“不经意”间听到关键信息，如合适的作案时间和杀人的各种原因，并于头脑中产生了“完全一模一样的想法”。[1]身为大学生的他穷困潦倒，通过马美拉多夫的悲惨境地，他进一步感受到社会的可笑。陀氏借此直击社会之冷漠，拉斯科尼科夫成为被蛊惑者，其社会层面的原因被隐藏在其疯子般的行动与独白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他秉持着“超人”思想，即想要获得旁人尊重就必须掌握权力，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2]，“我不过杀死了一只虱子”[1]这也是原因之一。而苦难既是他的惩罚也是他的救赎，其于自我斗争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得以实现。陀氏曾言：“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在凶手面前，没有料想到得和突然出现的感情折磨着他的心。地上的法则产生影响，而以他被迫自白告终。被迫，是因为即使在苦役中灭亡，也要重新同人们在一起；他在实施犯罪后立刻感觉到同人类脱节和隔绝的感情，这感情折磨了他。”[2]杀人后他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煎熬，他不断说服自己又不停进行否定。而索尼娅作为他者，作为伦理的代表者对他进行了精神上的拯救，“他蓦地想起索尼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吻一吻大地，因为你对它也犯了罪’……他心里的一切立刻软化了，他泪如雨下。”[1]可见，伦理道德是推动主人公走出罪恶与苦难的强大精神力量。陀氏于此组对立中说明，在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心中善的复苏必须认识到伦理道德的界限与力量。伦理道德具有拨正人心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够冲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带给人心的麻木与灰暗，重新带领人们走向善的光明。
　　四、总结
　　陀氏在《罪与罚》中为我们表现了一个复杂而又深刻的人物形象。拉斯科尼科夫集疯子与常人、善与恶、被蛊惑与被救赎三组对立于一身。陀氏一改其他小说中人物间形成对照的方式，将三组对立集中于一人身上，极大地提高了人物张力。这三组对立承载着作者对人类心理、人性复杂性的考量，对伦理道德的肯定以及对社会现状和解决方法的思索。而陀氏对二元对立的运用最终则是为了在拉斯科尼科夫自我的斗争以及自我与他者的斗争中——沿着从“罪”到“罚”的路途——到达极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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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蒋丽娟.《罪与罚》的宗教内涵及人道主义精神[J].学术交流，2005（9）.
　　作者简介：马子淇，女，山东淄博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