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受邀到两位哈佛同事的全球化课程中客串嘉宾。“我必须警告你，”其中一位事先提醒我说，“这帮学生都是全球化的强烈拥护者。”他曾在第一堂课请在座学生于自由贸易和进口限制之间选择，结果有超过90％赞成前者。
　　相比那些反对自由贸易的蓝领工人，拥有更好教育及更高技术的哈佛学生的答案并不令人意外。或许他们早已对自己的前（钱）途有所预期，又或者，他们其实并不明白贸易是如何运作的。毕竟，当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我特意换了另一种形式来询问同样的问题，并强调贸易可能产生的分配效应，结果原先支持贸易的共识彻底消失无踪，甚至比我预想的还要迅速。
　　一开场，我先询问了大家是否同意我来做一个特别神奇的实验—我选了尼古拉斯和约翰作为志愿者，然后告诉他们，我有办法令尼古拉斯账户里的200美元消失—变！—同时让约翰的账户增加300美元，社会工程的伟业可以令这个班级作为一个整体额外增加100美元的价值。那么他们会允许我来玩这个小把戏吗？
　　结果坚决同意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许多人犹豫不定，甚至有更多的人反对实施这个转变。
　　很显然学生们都难以容忍这种大幅收入再分配的形式，即使在整个经济蛋糕被做大了的情况下。我接着问，为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近乎本能地拥护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其实也会导致一种类似的—事实上甚至更大幅度的—由输家到赢家的财富重新分配。学生们看上去都被震住了。
　　我接着说，让我们假设尼古拉斯和约翰两个人都开了一家相互竞争的小公司。约翰工作更努力，更多地进行储蓄投资，并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于是他不但比尼古拉斯多300美元，而且把后者的公司挤出市场并导致其损失200美元。那么又有多少学生赞成这一转变？这次绝大部分都投了赞成票—事实上只有尼古拉斯一个人不同意！
　　我紧接着提出了另一个与国际贸易直接相关的假设：如果约翰是通过从德国进口高质量产品的方式把尼古拉斯挤出市场？或是将业务流程外包到劳工权益尚未完善的中国？又或者是在印尼雇用童工？这下，对转变的赞同度随着上述选项依次递减。
　　此外，科技革新也会像贸易一样导致某一部分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你们对此是什么态度？对此只有很少的学生愿意遏制科技的发展。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为了保住蜡烛工匠的工作而禁止生产电灯泡简直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因此学生们反对的不一定是再分配，只是反对某些特定形式的再分配而已。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们都关注程序的公正性。
　　如果要对再分配的结果作判断的话，我们就必须知道产生这种结果的客观环境。我们不会对比尔·盖茨或者沃伦·巴菲特的巨额财富愤愤不平，即便他们的某些对手日子一直都不好过，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及竞争者们都依据同样的基本法则进行运作，也面对着极为相似的机遇和挑战。
　　但如果盖茨和巴菲特不是依靠自己的才智和努力，而是通过诈骗、违反劳动法、破坏环境或者利用国外政府的补贴来致富的话，我们的想法也会截然不同。如果我们无法容忍那些通过违反国内普遍遵守的道德准则而实现的再分配的话，又凭什么能因为其涉及了跨国交易而心安理得呢？
　　同样，当我们预期再分配效应会在长期内实现均等，所有人都将因此最终获益之时，我们将很可能不会在意收入的转移。这也是为何我们相信即便科技会对某些人带来短期的负面效应，却依然愿意促进其发展的关键原因。而另一方面，当贸易不断地冲击着同样的一群人—低教育程度蓝领工人—我们又会对全球化感到忧心忡忡。
　　但许多经济学家却对这些明显区别充耳不闻。他们总倾向于把对全球化的烦恼归因于那些愚蠢自私的贸易保护主义动机或者无知，而不知道其中最要紧的其实是道德问题。由于无法意识到国际贸易有时—当然不是常常—會导致一些我们在国内无法接受的再分配后果，这些经济学家也无法恰当地介入公众讨论。而既然在道德方面都站不住脚，他们又如何能为贸易大力辩护呢？
　　当全球化偶尔引发一个与再分配效应的合法化相关的棘手问题时，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用限制贸易来作回应。对此还有许多利弊需要艰难权衡。但民主国家应该对此有一个更恰当的讨论，并以此做出有意识且更加深思熟虑的决定。而那种仅仅因为全球化做大了蛋糕就对其迷恋不已的做法，则必将在长期之内腐蚀全球化本身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