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少女哪吒》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曾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奇”：从201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创意剧本”，到2014年拍摄完成后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台湾电影金马奖获得赞誉，就像很多第六代导演的曾经的成名作一样，墙外都说这是一朵美丽的花，但墙内就是无从看到它的芬芳。
　　或许是上天注定“哪吒”只要出生，就得闹出一点动静，如今，《少女哪吒》为了刺破那层坚固的、由商业电影制造的墙，决定以众筹为枪，用观众的电影票投票，倒逼院线为自己排片。
　　谁都知道在国内文艺片没有市场，连导演李霄峰自己也清楚：“说实话我们这种电影怎么可能去求票房呢？我本身就没有期待。”
　　不是没有电影圈的朋友劝他说：你的电影就不应该进院线发行，只在电影节上放，口碑永远是好的，你也永远是传奇。
　　说到这里，李霄峰有些忿忿：“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拍了一个符合大银幕的电影，你不让我去大银幕上去放，你让我成天等盗版下载啊？你说我们是小众电影我承认，你说我们观众天然少我也承认，但我们要争取啊，你不能说连争取都不争取啊！总不能坐以待毙啊！”
　　从筹备拍摄时开始，制片人冯睿和李霄峰的心里就在预估发行和票房会有多“惨淡”，发行公司拼命“推地面”，甚至为了不至于鸡蛋撞石头，躲开《小时代4》和《栀子花开》两部碾压票房的粉丝电影，还把首映日期推后了两天。
　　但结果还是让他们感到憋气：发行了整整2000个拷贝，在电影公映第一日，全国电影院线为《少女哪吒》的排片是104场，仅仅是李霄峰心理预期的1/10。
　　“有1900个影院压根儿就不给排片啊！”李霄峰说到这里，无奈地抽了口烟。“我能接受一家影院一天只排一场《少女哪吒》，但这真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啊，广州、成都有的影院排片100%是《小时代4》。”
　　在广州，给《少女哪吒》排了场次的影院都在郊区，一南一北，在地图上构成了“两个吊角”;在深圳，一家报社的文化记者问某影院为什么没有《少女哪吒》的放映场次，影院推诿说没有收到拷贝，最后还是一个曾经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引入中国的制片人，自己掏钱包了两场，才让深圳的影迷满足了心愿;在上海，徐家汇的一家影院甚至说，最近我们效益不好，员工没心思好好排片，随便就都排成《小时代4》了。
　　李霄峰将用众筹包场来反推影院给《少女哪吒》排片的行为描述为“被逼上梁山”：“烈士是要慷慨就义，但临上刑场了你还是得有点反应。我们预估到拍片会很低，但真的低估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有点过不去了。”
　　那些死活看不到片子的观众通过《少女哪吒》官方微博等渠道联系制片方，冯睿只好用片方的宣传渠道发起一个某地某场的众筹召集，再根据该地的观众数量和反馈，通过发行方联络影院给予排场。
　　众筹成为观众“包场看片”的最有效解决方案，团队在几个众筹平台上都开始发起项目，情况有好有坏，有些计划众筹60人的场子，最后只要有四五十人想看，也就找电影院开了场次。对冯睿来说，众筹更像一个“引流”观众的过程，最初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在‘开始众筹’介入之后，我们的人工干预减少，多数是由观众通过自动汇聚来解决观影的时间、地点、场次的选择。我们只负责联络好放映即可。”
　　在众筹的同时，很多喜欢文艺片的人也在自掏腰包在一些二、三线城市给观众包场，他们与发行方协调，从临近的一线城市借出拷贝，在苏州、烟台、绍兴等地包场放映《少女哪吒》。比如在烟台，是百度云安全部总监马杰在微博上看到消息后，拉着另外一个烟台人、创新工厂创始人之一王兆辉一起，给《少女哪吒》在影院里包场。
　　这场在不同城市共同发起的众筹被媒介称之为“哪吒保卫战”，李霄峰在发布了一篇题为《我愿逆流而上》的动情檄文，写道：“这还不是战斗吗？这是上百位友情包场者逆流而上的战法，只为推动哪吒的排片。”
　　“按道理说发行和我导演是没关系的，但这样的情况我必须得冲上去啊，不能别人在那撑着我在这躲着。”李霄峰事后说。
　　冯睿则说，“保卫战”这个叫法在前期宣传中“更像一种狗血或者悲情的营销方式”。
　　“我不认为这是战争，这种方式更像是一次探索或者探讨，跟文艺片观众以及对文艺片有兴趣的终端对话，大家一起看看文艺片这样一种濒危电影类型存续的可能性和具体方式在哪里。”他说。
　　李霄峰也觉得这更像是他们年轻时看文艺片方式的延续：一伙人到北大旁边的雕刻时光，围着一块小屏幕一起看侯孝贤的《悲情倾城》——“那时我们的门票是一杯咖啡，现在通过众筹来看‘哪吒’的人，是拿着真正的电影票，看真正的大屏幕。”
　　或许是上天注定，《少女哪吒》的众筹运作至今，逐渐具有了先锋性的意义。这件事情不只让观众知道了面对电影院线自己还有一定的主动性，也让电影的制作团队在电影院与自己的观众“短兵相接”：观众们看完《少女哪吒》之后大多是两极的反应：爱的巨爱，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这样的情形完全在李霄峰的意料之外。不少人并不理解李霄峰的电影语言，理解不了情节的跳跃和虚实，更别说去注意到他在挑道具时为了表现压抑和束缚而故意留下的那些棱角鲜明的家具和台灯。
　　从很多观众在网络上的反馈看，到场去看《少女哪吒》的人并非它的粉丝，有人会在中途因为看不下去离场，也有人会在现场问李霄峰：“导演，这片子我看不懂，您能给我讲讲您想表达什么意思吗？”
　　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少女哪吒》的众筹放映，可能还开了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先河：有三位观众在看过之后认为不值，提出了退票的要求。李霄峰二话没说，在支付宝上为第一个提出退票的观众退了钱：“剩下两个是通过冯睿退的。”
　　在喜欢这部电影的人那里，很多行为也让李霄峰记忆深刻：杭州一个姑娘，自己发着高烧，拉着老公冒着大雨坐着高铁赶到上海，看完影片后满意离去;南宁的一个大学生因为自己的城市没有电影的排片，自己坐着火车赶去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兰州，只为看《少女哪吒》的夜场;合肥左岸影城的经理，专门向公司总部请示，为影片争取到了一天一场的排片，自己甚至还会去场子里静静看上一遍。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李霄峰为电影原著的作者绿妖的新书发布会“站台”，很多看过电影的观众也来参加这个活动。一个姑娘私下跟他说：“导演，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电影，但我不敢跟别人说我喜欢，我担心别人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太特殊的少女，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李霄峰想了想，对她说：“不是你不正常，是别人太健忘。”
　　“每个人小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但成年之后就在自己的条条框框里忘了以前自己的样子了。”李霄峰感叹说，“人还有没有能力去理解跟自己不同的人？是不是非要跟自己一样的人才能去理解？”
　　《哪吒》通过众筹“反抗”着这个畸形的电影市场，在获得了自己的一点容身之地后，它同样要面对着层次不一的观众的评判。李霄峰将小说原著里失踪的女主角在电影里改成了自杀的结局，是因为他不愿意让观众看到“这么特别的少女在后来把自己打造成一块光滑的石子那样的残酷”，也映射出他内心不愿意对现实妥协：“我是请观众来看电影的，不是求观众来看电影的。《少女哪吒》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诗性的东西不可能按照生活中的逻辑，电影的逻辑如果按照生活的逻辑来，那意思就不大了。”
　　现在《少女哪吒》的众筹放映已经接近尾声，这部文艺片虽然没有像哪吒那样能闹海，但多少对2015年的暑期档激起了一片值得琢磨的涟漪。
　　尽管冯睿说“在排片占比几近为零的情况下，说数据可能是自暴其丑”，但在李霄峰看来，现在这个结果足够让各方面满意：业内口碑很好，观众口碑有争议，新老演员得到了肯定。
　　“在消费已经变成投票行为的今天，我们算是给文艺片出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