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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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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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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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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期
其他文献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分析国际形势和历史事件走向理论研究，现在又开始注重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国际关系界的研究水平正迈上新的台阶。国际形势与历史事件是国际关系的现象，国际关系理论是对这些现象后面的规律做出的解释，而研究方法则是获得这些理论解释的手段。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关注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提高国际关系研究的水平了。笔者认为，提高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主要途径在于采取科学性强的研究方法，而自觉采用科学方法的基础是对科学研究方法的了解和认识。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相应地，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特征无疑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人类社会形态及运行发展机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与成熟都有着原则上共同遵循的逻辑过程。国际关系研究能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也有赖于是否完成以下这一发展进程：首先，是“多学科”阶段，即国际关系从其他已经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中攫取有关的范畴、方法与知识来充实自身的阶段。年轻的国际关系研究尤其需要从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乃至心理学、地理学、数学等学科领域攫取养料以完备自身的学科基础，以应对浩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学科研究对象。
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率的上升与工业产值比重上升的相关性较低，而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变化的相关性较强，中国的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而不在于城市化的偏差。从理论上说，应当以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来衡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并以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就业结构升级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从宏观政策看，需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战略性转变，在改革、开放和开发中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与历史悠久的圣徒崇拜史相比，教皇“封圣权”的获得是相对较晚的事情。在教皇正式行使“封圣权”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即中世纪中后期），教廷封授的新圣徒人数呈逐渐减少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从非宗教层面来看，其原因可归于“封圣”周期的渐趋延长、“封圣”所需费用的日益增加以及政治因素对“封圣”过程的影响，但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教廷“封圣”策略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中世纪中后期“封圣”过程中出现的由多封型向少封型的转变是教廷谋取和巩固权力的反映，但其最终结果却与教廷的集权愿望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