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顿大学 走出的大汉学家

　　『同学们，今天我们有中国客人来听课，让我们改用英文上课好吗？』田海教授，莱顿大学汉学院中文系主任，对阅读课上的学生说。我扫了一眼教材，竟然是不带标点的竖排繁体文言文，一位清末县官的日志，对于我这样的中国人也有相当难度，『古文并不比白话文难，对我们是一样的，都是外语。 』听荷兰学生这么一说，我才稍感安慰，而这堂荷兰人用英文讲解中国古代文言文的课，让我明白了为什么莱顿大学汉学院能够走出世界最好的大汉学家高罗佩。
　　提到荷兰与中国的联系和影响，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高罗佩（荷文名字：Robert Hans van Gulik），很多人或许不熟悉，但提起狄仁杰，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最近几年中在内地荧屏频繁露面的那位大神探，殊不知他的作者正是这位荷兰人，世界一流的大汉学家，也是我最崇拜的作者之一，记得从中学时代读《狄仁杰断案传奇》开始，那时对侦探小说十分狂热，然而我一直以为作者是中国人，没有注意到前面那个带括号的“荷”字，直到有一天，得知这个叫高罗佩的“侦探小说家”竟然是外国人，十二分的惊讶之后，立刻佩服得五体投地，也终于促使我在十多年后重返荷兰时，专程拜访了高罗佩的母校——荷兰最负盛名的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
　　三月，荷兰的气温还在零度上下徘徊，这也是雨水经常光顾的季节，湿冷的空气中，走在莱顿的红砖街道上，运河边，那一栋栋红褐色建筑便是莱顿大学的各个学院了，大学没有独立的校园，与古城已经融为了一体。
　　1575年创立的莱顿大学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也是荷兰声望和学术地位最高的学府，小城的空气里似乎都飘着书香，到处是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我注意到很多老建筑的侧面墙壁上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荷兰文写的诗歌，看落款时间最早的有百年历史了，犹如“悬挂”在墙面上的一面面诗的旗帜。
　　莱顿大学早在1874年就成立了东亚语言系，1930年建立了汉学院和附属图书馆，在来荷兰之前联系好的莱顿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叶达安（Daan van Esch）的陪同下，我走进位于运河边学院区的汉学院，发现里面的设计很“中国”，一个宽敞的采光天井，走廊沿天井布置，教室设在四周，几个学生正在天井院子里复习功课，旁边还摆放着香案，屏风等中式家具，抬头一副对联横批曰：“政贵有恒”，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氛。
　　汉语系的主任田海教授（Barend ter Haar）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迎了上来，这位曾经在辽宁大学等几所中国大学进修过的荷兰学者人很随和，正好他今天有一节阅读课，问我是否有兴趣旁听，当然，看看外国人如何学习汉语肯定有意思。走进教室，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等他们拿出阅读材料，我顿时傻眼了，竟然是不带标点的竖排繁体文言文，据田海教授讲，这是清末一位县官儿的日志，学生们轮流读出并用英文翻译其内容，我看到旁边的一个男学生在用苹果手机上的字典查询古文的意思，然后用荷兰文在阅读材料旁边的空白地方写下注解。
　　课间我问田海教授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份读物，他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从有用没用来决定读什么，阅读课嘛，只要有意思就行。”就这么简单，和国内只为学分和考试成绩选修课程不同，“这门阅读课不算学分，都不能算正式课程，但我们很喜欢，”一位女同学告诉我，“这个学期的汉语课我们正在学唐太宗的《贞观政要》，其实古文对于我们不比白话文要难，因为都是重头学起的新语言。”问起他们为什么选择中文，大家纷纷表示一个是兴趣，还有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有吸引力，希望毕业后能从事和中国有关的业务，汉学院的学生在学习中文两年后，会被派到内地或者台湾再留学一年时间，像叶达安就刚刚从台湾留学回来，他的中文已经相当流利了。
　　我对于荷兰人惊人的语言天赋非常好奇，据田海教授讲，流淌着商人血液的荷兰人，一向看重外语学习，作为一个靠贸易起家的航海大国，与世界的交流是荷兰人最重要的成功手段之一，更何况作为曾经的殖民大国，海外殖民地的管理与开拓也需要大批外语人才，莱顿大学的东方语言系培养出很多优秀外交官和翻译，甚至涌现出像高罗佩这样掌握了15门外语的语言天才。
　　得知我对大汉学家荷兰人高罗佩非常敬仰，田海教授特地带我参观了汉学院的中文藏书，这是荷兰唯一一家，也是全欧洲除柏林国立图书馆以外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打开几道铁门，里面是一排排一人多高的木格书架，每层都摆满了一套套古书，我粗粗浏览了一下，藏书种类相当丰富，从史书、史记、汉书、宋史、元史，到辞海、唐诗、宋辞，还看到了全套的红楼梦、水浒传等，这些散发着墨香的古书，经过战乱等能流传至今很不容易，大部分保存完好，甚至还有许多罕见的特别用途书籍，田海教授拿出一本比手掌还小的《四书》，“这是清末科举考试时考生作弊用的。”
　　藏书室的亮点莫过于高罗佩的捐赠了，要说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恐怕非他莫属了。这位荷兰人本名罗伯特·汉斯·范古里克（Robert H.van Gulik，1910-1967），1910年出生于荷兰祖芬，2010年正好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提起这位大家，头衔可不少：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家、翻译家、小说家，他精通15门外语，尤其让我佩服的是，作为一个西方人，他不但能用白话文和文言文写出漂亮的文章，还擅长用中文作律诗、绝句等近体诗词。然而高罗佩对中国的兴趣竟然是源于他小时候，家中古董花瓶上的那几个汉字，1929年，他考入当时荷兰的汉学中心莱顿大学学习中文与法律，1933年，又进入乌得勒支大学攻读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东方历史文化，25岁时便获得博士学位，可谓是奇才。取得了博士学位的高罗佩以荷兰外交官的身份来到了中国重庆，仕途一帆风顺，更有幸结缘使馆秘书、京奉铁路局局长水均韶的女儿水世芳（即中国洋务运动之父张之洞的外孙女），在长达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曾经担任荷兰驻日本、中国和印尼等国的大使，不过最终让他流芳后世的却是作为汉学家的成就。 　　田海教授指着一个书架，“那些都是高罗佩的藏书。”我一眼便看到架子上放了不少古琴琴谱。高罗佩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书法“高体”字独树一帜，古琴造诣也很高。田海教授告诉我，高罗佩先生在1967年去世后，汉学院得以保管他私人收藏的大部分中文图书，极大丰富了中文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与质量。虽然他在中国生活期间的收藏大多遗失在战乱中，后来到日本后重又开始收集中国古籍，这些古书基本都是他在日本生活期间收藏的。
　　1949年高罗佩的第一本狄公小说《迷宫案》写成，我记得当初读《大唐狄公案》时，丝毫没有感觉出来作者是外国人，其实原作是用英文写的，1952年高罗佩把《迷宫案》从英文译成了中文。十六卷小说《狄公案》成功塑造了一位中国的“福尔摩斯”，那时西方大众了解的中国，往往也是“狄公的中国”，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中国，比起中世纪的灰色欧洲有趣得多，包括荷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然而，高罗佩汉学的最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性文化，很多人都不了解他是一位性学家，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他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是两部最早研究中国古代性生活的专著，在国际上以及在中国本土都堪称影响巨大，也是20世纪西方汉学最扎实的成就之一。
　　为了纪念高罗佩诞辰百年，一个小型展览此刻正在学院大厅里进行，站在橱窗前，我看着大师留下的古琴、印章、字画和书籍，想到国内热映的《狄仁杰》系列电影，重新燃起了国人对这位国产“福尔摩斯”的关注，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作者来自万里之外的荷兰，高罗佩与他笔下的狄仁杰开始的这场穿越西东的对话，也让荷兰与中国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中国青花瓷的荷兰轮回

　　16世纪初，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轮船航行18个月后，来到了中国景德镇，带走了200件瓷器；时隔53年，荷兰代尔夫特建成皇家瓷厂（Royal Delft），开始为荷兰皇室仿制精致的景德镇青花瓷器；356年后，2008年，皇家瓷厂参加景德镇国际瓷博会，展出高级『代尔夫特蓝』作品，荣获博览会金奖，就此上演了一段关于青花瓷的荷兰轮回。
　　荷兰七百多年历史的小城代尔夫特，像往常一样，约普.德维特（Joop de Wit）在位于Rotterdamseweg街的皇家代尔夫特蓝瓷工厂（Royal Delft）的工作室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桌子上的订单总是络绎不绝，似乎永远没有做完的时候，约普已经习惯了，作为蓝瓷工厂最主要的画师之一，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此刻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暖暖的，时间就这样在画笔下一点点流逝。
　　我进来的时候，约普正在专心绘制一只小花瓶，看得出老画师不太习惯在工作时间被打扰，但他还是很认真地给我讲了蓝瓷的制作过程。这种看似很像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工艺品，虽然源自中国，但到了异乡，改良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陶瓷制作最重要的是土，陶器的胎料是普通的黏土，瓷器的胎料则只能用高岭土。“荷兰与中国的土质截然不同，中国的土质制造瓷器，成品相当精细，有种玲珑剔透的质感，而在荷兰我们用的是红泥，很难让它看上去白皙透明。”约普解释道，“当然煅烧工艺要求也不同：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900度左右，瓷器则需要1300度高温才能烧成，因此准确地说代尔夫特生产出来的是陶器，而非瓷器。”
　　首先将泥浆倒入石膏做的模子，根据不同尺寸的器物，从四五分钟到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压出一个成型的花瓶或者想要的形状，然后进行打磨抛光，放进电炉烧烤24小时，注意此时的温度在1100度，这样就形成了初坯，然后画师用之前就做好的图画磨具附在初坯上，将图案印上后，再用细笔蘸上含氧化钴的颜料一笔一笔按线条描出图案，完成后再放进炉中上釉，烧制24小时，此时的温度需设定在1170度，原本黑色的颜料就变成了蓝色，这样一件代尔夫特蓝瓷作品就算完成了。
　　西方把中国景德镇传统名瓷——青花瓷，通称为blue-and-white，刚开始荷兰人想要很好地仿制中国瓷器并不容易，17世纪他们不得不开发新技术，比如先使用红泥再覆盖上一层白色的透明表面，然后在上面涂上蓝色或其他色彩。“现在制造高质量的产品比当年容易许多，我们在每道工序上都作了更细致的调整，从而使白色更加完美无瑕，使用的泥土也不再是红色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全欧洲进口原料，比如法国、英国、捷克、挪威等。”显然约普对于代尔夫特蓝瓷技术的发展还是比较满意的。
　　要说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一时间行销国内外，成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尤其明代青花瓷日臻精美，而代尔夫特作为瓷都的历史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这个世界上首个“跨国公司”从全球引进各种货品，尤其是东方的茶叶、烟草和香料，而一些贸易行程中需要另外的压舱物来代替售出的货物，于是中国瓷器光荣地承担了这个角色。
　　“瓷器最初就是这样来到欧洲的， 人们喜爱并争相购买，有钱人在家中陈列瓷器或陶器很快成为当时的流行时尚，荷兰、英、德诸国开始仿制，然而荷兰代尔夫特的最著名。”约普介绍说，“早在1610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根据皇宫的授意，从中国景德镇采购了白瓷釉和青花颜料，皇宫派专人筹建了皇家代尔夫特陶瓷厂，召集制陶名匠在代尔夫特开始仿制景德镇的青花瓷。通过反复试制，制成了白釉蓝花精细陶器，1630年，代尔夫特陶工还受南京瓷塔彩色瓷砖的启发，生产出彩色陶砖，用白陶砖拼成长方形，绘画梅花、牡丹、狮子等图案，供欧洲各国皇宫建筑宫殿。但是清兵入关后，东印度公司商人从广州运到荷兰的瓷器大大减少。”
　　为满足市场需要，代尔夫特皇家陶瓷厂不得不开始大量仿制青花瓷，这种看起来很像中国青花瓷的工艺品，除了供皇宫使用，还大量供应欧洲市场，一时间在欧洲享有盛名。1840年之前，代尔夫特有陶瓷厂23家，但之后就只剩下了代尔夫特皇家瓷厂一家了，1916年他们从市中心搬到现在的位置，依然保持手工传统制作陶瓷，这项工艺自17世纪至今仍在使用，和300年前一模一样。过去的造型和装饰图案延续使用到今天，虽然期间还生产过建筑陶瓷，产品线中还是传统荷兰风格的最受欢迎，比如郁金香花瓶，木鞋和风车这样典型“荷兰标志”的工艺品，目前有400多个产品系列，10个画师，15个烧制工人在这里工作，不过制作国家礼品和接受外国订货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每年前来代尔夫特皇家瓷厂的参观者就多达13万，而一年的产值也能有400万欧元，一个不到40人的小陶瓷工厂，却有着如此高的声望和销售额，的确让我这个来自青花瓷故乡的中国人都感到敬佩。 　　我在画室中还见到了卡罗林（Caroline Hartman）和安妮卡（Anneke Mol）两位同样非常资深的画师，她们的作品已经被皇室选用作为国礼，“从绘制简单的花卉、树叶以及重复性的装饰图案开始，一年后基本上已经能够独立工作，然后可以参与批量生产的作品。之后根据你学习的速度，逐渐转入绘制复杂的图案，大约4～5年内，就能够绘制所有代尔夫特蓝瓷的装饰图案了。”卡罗林这样介绍她们的绘画生涯。这里的画师依旧沿用传统的手绘方式，既继承了前人的精湛技艺，在实践中又有了诸多改进。
　　除了生产传统的工艺品以及茶杯托盘等日用品，皇家代尔夫特瓷器厂还定期尝试具有挑战性的艺术项目。在展厅里，我的面前赫然出现了几天前刚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见到的伦勃朗的《夜巡》，不过是代尔夫特蓝瓷版本。这件作品代表代尔夫特蓝瓷的最高水平，是两位已经退休的老画师从2009年开始制作的，用了大约一年零两个月时间才完成，为重现伦勃朗的名画，他们共烧制了480块瓷片上，由于原作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伦勃朗的用光。中国的青花瓷有四种色彩，然而代尔夫特蓝只有一种颜色，如何用蓝瓷表现绘画中的明暗是个很大的挑战，皇家陶瓷厂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调整颜料中水的配置比例，烧制出深浅层次的色彩，而另一件正在制作中的传世名作便是维米尔的《代尔夫特小街道》，预计3个月时间便可以完成。
　　几个世纪以来，代尔夫特蓝瓷一直是收藏家的珍爱，其知名度经久不衰，传统的蓝瓷花瓶和托盘在海外甚至比在荷兰本土更受欢迎，外国人视代尔夫特蓝瓷如同风车， 郁金香和奶酪为荷兰的象征，尤其在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游客中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2008年代尔夫特蓝瓷在景德镇获得陶瓷博览会金奖的证书和奖品，不禁感慨万分，这家17世纪至今最具规模的陶瓷工厂，历经几世纪磨炼的工艺，不仅吸收了中国青花的釉质特点和染蓝技术，还借鉴了日本彩画的画法，创出具有荷兰特色的精美图案，随着时光的流逝，已发展为著名的荷兰品牌工艺品，从东方而来，又重返东方获得认可，这就是中国青花瓷的“荷兰轮回”吧！

李鸿章大酒店传奇

　　8月的一个周末，夜幕下海牙的席凡宁根（Scheveningen）海滩分外热闹，挤满了前来观赏焰火表演的人们，9点多钟，海面上出现了几艘船只，海上焰火秀开始一场接一场地上演着，满天如流星般的璀璨烟花中，我似乎看到115年前，一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老人，目睹了同样的焰火盛宴后写下『出入承明五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盛宴高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的诗句，他，就是大清国特使、总理大臣李鸿章。
　　荷兰的五星级奢华酒店大多比较低调，然而海牙的库哈斯大酒店（Steigenberger Kurhaus Hotel）却是个例外，这座宫殿式的庞大建筑矗立在席凡宁根海滩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无论是建筑本身还是内部装潢，用金碧辉煌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第三次来到海牙时，我决定在这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里住上两个晚上。
　　“你来得正是时候，现在每个周末海滩前都有焰火表演。”入住时，听酒店的销售经理朱利安这样告诉我，“晚餐时你可以从餐厅露台上欣赏到，那里的位置最佳。”处于西北欧的荷兰在仲夏季节户外的节日非常多，毕竟寒冷的冬天太漫长了。
　　库哈斯大酒店，前身是1818年由雅克布·普朗克（Jacob Pronk）先生修建的一所供人们洗海水浴的木结构建筑，当时的人认为洗海水浴可以治病，这里便成为上流社会的浴场，里面总共就四个房间，每个房间有一个简陋的浴缸，可以洗冷水或者热水浴，普朗克还用两辆马车，专门把在此更衣后的淑女们送到海滩边晒太阳，由于海水浴场经营得十分成功，1826年，一座宏伟的砖石建筑取代了简陋的木房子，里面设有酒店、餐厅、台球室、图书馆和洗浴设施。1884年为了更好地满足皇室和上流社会的需要，在原地建起了现在的库哈斯大酒店，由两位德国设计师约翰（Johann Friedrich Henkenhaf）和弗莱德里希（Friedrich Ebert）打造，1885年，拥有120个房间，两家餐厅以及音乐厅的库哈斯大酒店正式开业。
　　进入20世纪后荷兰的海水浴之风渐衰，但库哈斯大酒店却依然深受人们喜爱，除了荷兰王室和达官显贵外，由于海牙的特殊地位，这里也成为世界各国政要访问荷兰时的下榻之处，而酒店的那本供贵宾签字的“金色签名簿”十分与众不同， 从1893年当时的威廉敏娜女王第一个签下自己的名字起，在一百多年中，这本皮质封面、纯银装饰的厚厚的本子中，已经收集了世界上众多名人政要的亲笔签名，成为珍贵文物被锁进了保险柜里，只有贵宾来访时才会取出。这本签名簿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每一页上都是一幅绘画，由当时的海牙派大画家梅斯达克（Mesdag）、伊萨克（Issac）、约瑟夫（Jozef Israels）等人创作，这些手绘更增添了签字簿的珍贵性。
　　无缘见到真迹，只能在酒店的画册中一饱眼福了，从荷兰王室成员，到普鲁士公主、丘吉尔、日本裕仁天皇等各国元首政要，再到各界明星，各式各样的签名连同背景图画，翻着翻着，我惊讶地看到了中文，而且是一百多年前的一位客人留下的，那就是近代史上洋务运动发起人李鸿章，在这张签字页上，左上角由画家索默（Sommer）画了一只象征大清王朝的红色的龙，下面是中国山水画手法表现的航船与大海，空白处则是李鸿章的墨宝，“出入承明五十年，忽来海外地行仙，盛宴高会娱丝竹，千岁灯花喜报传”，后面还有一句注释，特别提到荷兰政府为了欢迎他们一行人，在海滩上空放起了焰火，烟花在天空中组成了“李鸿章千岁”的字样。
　　原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受慈禧太后之遣，率领中外随员45人，以头等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之后造访了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英国和美国，李鸿章来到荷兰海牙后，下榻的正是这座宫殿酒店，这段历史一直被津津乐道，以至于在当地华人中，提到库哈斯大酒店，人们更习惯称其为“李鸿章大酒店”。 　　我仔细阅读着这段介绍，李鸿章的那次出访历时7个月，行程几万里，是中国封建王朝首次派出规模如此宏大的外交使团，也是真正与世界列国平等外交的开始，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先行者了，但是这次出访最终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无法阻挡大清王朝走向毁灭。
　　合上画册，感叹时光荏苒，如今的库哈斯大酒店依旧人来人往，不知道当年李鸿章是否在酒店著名的Kurzaal全景画大厅欣赏过音乐会，许多欧美知名音乐人都曾这里登台，包括滚石乐队1964年在欧洲大陆的第一次演出。大厅仍然保留着一个世纪前的原貌，晶莹的水晶吊灯，美轮美奂的奢华装饰彰显了上流社会的尊贵，天花板四周的精湛壁画出自1904年比利时著名画家范·胡克（Van Hoeck）之手，最绝妙的莫过于墙上用投影打出的发黄的老照片，展现了百年前的席凡宁根海滩，绅士淑女们的社交生活与当时的大酒店，时光仿佛在富有历史感的老照片中倒流，流向了那些奢华又浪漫的好莱坞电影场景中。
　　第二天晚上，我选择在这里用餐，因为酒店特别推出一道以维米尔为主题的艺术豪华餐，由三道精心烹制的美食组成，最后一道甜品，巧克力上竟然绘以维米尔的画作，轻柔的钢琴声中，偶尔传来刀叉轻微的碰撞声和人们的低声细语，我一边品味着艺术美食，一边欣赏着墙壁投影上的维米尔画作，此刻传统文化、历史氛围和高品质私人服务在库哈斯大酒店融为了一体。
　　夜晚外面海滩上的焰火表演开始了，只见四道红光冲向空中，片刻之后，夜色中绽放出无数绚丽的流星，接连不断的烟花在天空中绽放，水天与火焰、夜空与光彩就这样撞击着，据说这个仲夏季每个周末举行的焰火表演还有一场“中国焰火”，不知道是否和李鸿章的造访有关，但不管怎样，想到百年前先人也曾驻足于此，与你欣赏着同样的风景，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于是某段几乎被遗忘的中国历史就这样在荷兰席凡宁根库哈斯大酒店被唤起。

修复故宫重宝的 荷兰人

　　时间静止在1880年，它，曾经是瑞士制造，由外国使节赠送给光绪皇帝的自鸣钟，然而时间也会改变一切，长期的磨损，使得这个有着动听悦耳鸟鸣声的自鸣钟，从位于紫禁城内廷东侧曾是明清皇室祭祖之地的奉先殿，如今的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走出，来到了万里之外的荷兰乌特勒支，一家不起眼却非常专业的自鸣钟修理室，将在这里完成它的重生。
　　乌特勒支，荷兰国家自动乐器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From Musical Clock to Street Organ），自从它成立五十年以来，公众终于可以亲眼见到老式自鸣钟的修理过程了，著名的多姆钟楼下面那些古老的街巷，一间不起眼的房子，便是博物馆附属的自鸣钟修理工作室（Restoration Workshop），负责修理和维护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老式自鸣钟、街头风琴等自动乐器，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有四五个修理师正在忙碌着。
　　负责人汉斯告诉我，这家修理工作室始于20世纪70年代，直到最近才被允许参观，目前有7个修理师，他们的年纪从18岁到64岁，最年长的已经在这里工作了35年，有着丰富的经验，而这门从瑞士传来的钟表修理技艺正在年轻一辈中传承下去。
　　“从童年起我就非常喜欢这些老式自鸣钟，曾经和母亲一起到当地古董店去找这些老式的钟，有些不好使的，我就试图修理，当然开始并不顺利，但后来发现这个过程充满挑战，而且当你修好它们后会很有成就感，就这样爱好变成了今天的职业。”资深修理师埃尔文（Erwin Roubal）告诉我。
　　“我可以算得上家传手艺了，我父亲是个修表匠，小时候就看他工作，对于那些古老的钟表我一直有种热情，尤其喜欢那只19世纪制造的“卷心菜里的兔子”自鸣钟，虽然结构简单，不过是三个齿轮加上一对钢丝，却有着非凡的效果。” 弗莱德尔（Friedell ten Holt-Derksen）是这样开始他的修理师生涯的，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
　　而最年轻的助理修理师朱利塔 （ Julitta van Elsberg ）则是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我从学院毕业后，开始转向传统工艺领域发展，自鸣钟修理需要和各种不同材料打交道，很有意思，当然有太多要学习的，比如怎样拆开一只钟，如何清洗等等。” 而修理师马丁（Martin Paris）的描述很形象，“这份工作最棒之处在于将一个处于很糟糕状态的自鸣钟修复成功，好像治愈了一个病人，每个钟的构造都不同，拆开内部后，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其结构材料，然后制作出和原来的配件基本一样的替代品，修复的过程其实是种创新，比如自己来制造零配件，或者干脆全部重新做个新的，复杂的甚至需要长达9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总处于寻找各种解决方案的快感中。”
　　汉斯告诉我，2010年中国故宫博物院特地送来三件国宝级自鸣钟来修理，对于能够接受这样级别的修理任务，大家都非常兴奋和自豪。朱利塔拿给我看国宝自鸣钟里面磨损的旧皮带，这是一件鸟鸣式自鸣钟，百年过去了，能发出鸣叫声的皮子实在经不起时间的磨损，鸟儿再也叫不出来了，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那逼真的鸟鸣就是从这个风箱式的东西里发出的，“这个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就可以了，知道吗，当我触摸着这些古老的零件时，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 他说着，眼中闪烁着一种激动，当然这些VIP级别的“病人”也需要修理师们更长时间的“治疗”。
　　话说这古老的自鸣钟，我们在故宫里可没少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以“大西洋陪臣”的身份，向明神宗进献了不少西洋玩艺儿，其中就有两座大小自鸣钟，从此自鸣钟进入了紫禁城，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尤为痴迷，在大内建筑钟楼保藏，还专门选派太监向传教士学习管理操作知识，利玛窦作为调钟的技师也得到了万历皇帝认可，获准在宣武门外建教堂传教。
　　这就是西洋自鸣钟来到中国，成为皇室玩赏之物的开始，利马窦之后更多传教士带着造型各异的钟表进入皇宫，他们不仅实现曲线布道，同时也将钟表的测时原理和欧洲的巴洛克、洛可可艺术风格传给了中国人，而康熙和乾隆是清代酷爱钟表的两个皇帝，他们大多将机械钟表视为有趣精巧的玩具和外观华丽、造型奇特的装饰品，让人联想起北京人对鸣虫的“不只听叫，且喜其形”的爱好。
　　雍正十年还成立了做钟处，维护修理自鸣钟，也仿造或根据皇帝的要求制造钟表，到清中后期，钟表已经相当普及，当时的官员富商家庭大都收藏西洋钟表，少则十架，多则达数百。然而百十年后，这些老古董坏了，修理却成了个问题，解铃仍需系铃人，几经周折，终于在荷兰最大的自鸣钟博物馆的这间修理间找到了答案。
　　看着眼前故宫里的古董钟表被拆开，慢慢褪去神秘感，正在荷兰人手中获得重生，我似乎又能听到那穿透历史迷雾而来的悦耳鸟鸣，2010年适逢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以利玛窦东来为标志，也就是西学东渐400年祭，感慨当万历以及后面几朝皇帝痴迷西洋“方物”的时候，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却在眼皮下溜走了。感慨中再端详着这故宫国宝，百年后又远渡重洋回到了西方，犹如一个使者，带去的是不同时代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