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隐性军事竞争与中美冲突管控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祁昊天
　　本文节选自《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
　　军事竞争是大国间竞争、区域乃至全球军事安全与冲突管控的核心议题之一，在学理探索与政策研究中均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安全环境中，由于美国单方面不断强调和自我塑造竞争态势与零和思维，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军事竞争的性质、特征与影响的任务便更加紧迫。

　　我国房屋产权大部分归男性所有，这削弱了婚姻中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造成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作为非房产所有者的女性，既无法获得家庭财产的保护，自身的家务付出亦缺乏合理的补偿手段。所以，为减轻生育和儿童照料给她们带来的额外负担，女性的生育意愿随之减弱。由于女性更偏好于家庭营养健康方面的投资，房屋产权归男性所有，削弱了女性对于家庭资源配置的能力，不利于子代营养状况的提升。
　　房价攀升、嫁妆贬值，以及房产多为男性所持有的事实，使得男性在婚姻中的价值被高估，女性被低估，女性结婚的收益越来越低，不婚不育逐渐成为趋势。在全面二胎实施的政策背景下，忽视女性作为生育主体的性别利益，却只关注生育结果，无异于无源之水、舍本逐末。应当着眼于民族繁衍和国民健康的长远目标，在法律条文上重视并体现儿童照管等家庭责任的价值，来切实保护家庭内部的性别差异及其合法利益。从而将家庭内部不平等所引发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社会和谐。

经典化与流行化：重估“张爱玲神话”

　　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
　　本文节选自《文艺争鸣》2021年第7期
　　“荒凉”可以看作张爱玲对时代特征的总体领悟，也是对艰难岁月的深刻感受。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横空出世，正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和美感情调表达了乱世中一个孤独女性的生命处境和荒凉的心理境遇，从而既应和了乱世情境，也为她所身处的时代找到了一种整体性的概括和表达。因此，张爱玲的美学体验具有了某种现代主义式的深刻性，也由于这种深刻性，使她与一般的通俗文学家拉开了距离。有学者也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关注社会，批判社会的不合理，但缺乏对人类存在意义的叩问这一维度。而张爱玲的小说却在这一维度上写出精彩的人生悲剧。”
　　战乱年代的张爱玲体验到的是个体被放逐到充满杀机与威胁的都市，却在现代都市文明中无法找到新的依托的放逐感，“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张爱玲进而生发的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幻灭感。沦陷时期的海派文化在她的眼里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而世界范围的战争更使她感到人类“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张爱玲因此努力试图还原战争情境下都市中人的固有本性，展示芸芸众生真实的人生形态，写出了人的平庸与渺小，自欺与欺人，揭示了战争环境中都市大众的生存处境。而张爱玲在反思了人性的自私与本能的同时，也在笔下的人物身上灌注了悲悯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