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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是一帮学者坐一块儿，搞这么一本书，”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坐在十几平米的办公室里，抛出了一连串问句，“大家感觉需要一个总体框架，而不是说在理论上论证来论证去。就是说，怎么改?改哪些?改到什么程度?是吧?大家觉得有必要写这么一本书。”
“这么一本书”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366页，定价58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首印12000册。
真正让这本书进入公众视野的，是2月18日路透社的报道：中国高层智囊发表政改蓝图。
“他们(出版社)开始不敢印，怕卖不好，最近一炒才卖得好，最早是外电报的吧，结果出几转内销了。”周天勇半开玩笑。
当问到这本书是代表高层的声音，还是纯粹学者的观点，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后者，然而当追问是否真的没有“授意”或者“投石问路”，他又用一句“我不知道”轻轻地挡开了。
在《攻坚》的后记中，周天勇这样写道，“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课题其中初步研究的八个分报告和全部报告先后提供给有关部门审阅”。
概括地说，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他对普京的一句名言印象颇深，“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人物周刊：中共十七届二次全会2月27日发表公告，提出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你怎么看这个时间表?
周天勇：我觉得肯定是合适的。但是，行政体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比如说人大啊，还有司法啊，比如说公民社会要配套。行政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但最后还得人大制约，如果不建立制约关系的话，行政体制改革改来改去还是改不动，或者改不好。
人物周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何在政改中排序第一?
周天勇：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把整个社会管得没有活力了，没有创造力了，那么这个社会，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到时候就业怎么办啊?今年你看，2008年会是失业率最厉害的一年。没人创业就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法过日子。但是，为什么不创业?就是因为政府的审批啊，收费啊，罚款，检查啊。
人物周刊：怎么去约束政府这些权力，在权力制衡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周天勇：我觉得行政体制改革很关键的一个就是立法，立法要从政府里面逐步地退出来，转到人大，特别是重大事情上，比如说预算。
人物周刊：执政者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
周天勇：动力源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压力和危机。你要是现在不改，最后弄一大堆失业人口怎么办?你也得执政啊。三十年前也是执政者自己开始改的，什么原因?就是回城知青没饭吃，找不着工作，农民也没饭吃，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就是靠大的水电，大的钢铁，大的化工。以前搞个石油，是个石油城，几十万人进去了，但是这种项目你现在去看一下，它已经解决不了什么就业的问题了，这是第一。
第二，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怎么办?我们不像欧洲，欧洲国家工业革命时靠侵略转移人口；拉美呢，靠城市边上的贫民窟；韩国和台湾地区，通过中小企业的发展，转移了农民。中国怎么办呢?都住在工棚里?还不如人家贫民窟呢。
第三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办个企业越来越难了，你不干人物周刊，你去干个体户试试，两天就把你给整死了，就是政府的审批、管制最后让你没法创业了。那么这个社会最后弄这么一大堆人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危机。
人物周刊：有人质疑，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计划实现?通过这种时间表完成的民主，还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周天勇：那你说怎么办?民主政治需要改革来过渡，你改革同样也是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计划吧?没有总体报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些方案，那你什么也不干了，成天就讨论我们应不应该，那有什么意义?照我说，你连政府花钱都没管住，你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的方案当中提到政治要相对集中，这个“相对集中”与“权力制衡”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
周天勇：为什么要提政治上适当的集中，有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未必是三权分立搞得特别好的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民主，经济发展是不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东欧国家电有转型成功的，但是它是单一制国家，地区差距不大，但是苏联一转型，就解体了。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以解体的代价获得这么一个民主制度，代价非常沉重。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候，发展差距这么大，基础还不如当时的苏联。第四个原因，就是从实际上看。像韩国、台湾地区，它整个结构转型的完成，都是在李承晚朴正熙或是蒋家时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战后，有美国在那儿管制。你去看，发展成功的都是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放开自如。
人物周刊：您是学经济出身，提出要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能具体说一下吗?
周天勇：因为经济学嘛，要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可不可行，有没有风险，这都是经济学的思维。另外。就是说你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当然你也可能说，我和前苏联一样，我的目标函数就是以国家解体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民主转型，这也是一种。但我的目标函数可能就要有几个约束条件，我们一定要建立民主和法制这么一个国家体制。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不统一，不要有那么大的代价。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你看你能不能干，就是这么一个考虑。
“这么一本书”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366页，定价58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首印12000册。
真正让这本书进入公众视野的，是2月18日路透社的报道：中国高层智囊发表政改蓝图。
“他们(出版社)开始不敢印，怕卖不好，最近一炒才卖得好，最早是外电报的吧，结果出几转内销了。”周天勇半开玩笑。
当问到这本书是代表高层的声音，还是纯粹学者的观点，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后者，然而当追问是否真的没有“授意”或者“投石问路”，他又用一句“我不知道”轻轻地挡开了。
在《攻坚》的后记中，周天勇这样写道，“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课题其中初步研究的八个分报告和全部报告先后提供给有关部门审阅”。
概括地说，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那些阻碍经济协调运行、市场有序发展、社会充分发育的政治体制部分”。
他对普京的一句名言印象颇深，“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人物周刊：中共十七届二次全会2月27日发表公告，提出202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你怎么看这个时间表?
周天勇：我觉得肯定是合适的。但是，行政体制改革要和其他的改革，比如说人大啊，还有司法啊，比如说公民社会要配套。行政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但最后还得人大制约，如果不建立制约关系的话，行政体制改革改来改去还是改不动，或者改不好。
人物周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何在政改中排序第一?
周天勇：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政府。如果政府把整个社会管得没有活力了，没有创造力了，那么这个社会，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到时候就业怎么办啊?今年你看，2008年会是失业率最厉害的一年。没人创业就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法过日子。但是，为什么不创业?就是因为政府的审批啊，收费啊，罚款，检查啊。
人物周刊：怎么去约束政府这些权力，在权力制衡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周天勇：我觉得行政体制改革很关键的一个就是立法，立法要从政府里面逐步地退出来，转到人大，特别是重大事情上，比如说预算。
人物周刊：执政者改革的动力源在哪里?
周天勇：动力源我觉得关键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压力和危机。你要是现在不改，最后弄一大堆失业人口怎么办?你也得执政啊。三十年前也是执政者自己开始改的，什么原因?就是回城知青没饭吃，找不着工作，农民也没饭吃，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就是靠大的水电，大的钢铁，大的化工。以前搞个石油，是个石油城，几十万人进去了，但是这种项目你现在去看一下，它已经解决不了什么就业的问题了，这是第一。
第二，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怎么办?我们不像欧洲，欧洲国家工业革命时靠侵略转移人口；拉美呢，靠城市边上的贫民窟；韩国和台湾地区，通过中小企业的发展，转移了农民。中国怎么办呢?都住在工棚里?还不如人家贫民窟呢。
第三个，90年代后期到现在，办个企业越来越难了，你不干人物周刊，你去干个体户试试，两天就把你给整死了，就是政府的审批、管制最后让你没法创业了。那么这个社会最后弄这么一大堆人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危机。
人物周刊：有人质疑，民主制度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计划实现?通过这种时间表完成的民主，还是不是真正的民主?
周天勇：那你说怎么办?民主政治需要改革来过渡，你改革同样也是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计划吧?没有总体报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那些方案，那你什么也不干了，成天就讨论我们应不应该，那有什么意义?照我说，你连政府花钱都没管住，你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的方案当中提到政治要相对集中，这个“相对集中”与“权力制衡”之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
周天勇：为什么要提政治上适当的集中，有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成功的，未必是三权分立搞得特别好的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习西方民主，经济发展是不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东欧国家电有转型成功的，但是它是单一制国家，地区差距不大，但是苏联一转型，就解体了。如果这么大一个国家，以解体的代价获得这么一个民主制度，代价非常沉重。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候，发展差距这么大，基础还不如当时的苏联。第四个原因，就是从实际上看。像韩国、台湾地区，它整个结构转型的完成，都是在李承晚朴正熙或是蒋家时代。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战后，有美国在那儿管制。你去看，发展成功的都是政治上适度集中，和经济上放开自如。
人物周刊：您是学经济出身，提出要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能具体说一下吗?
周天勇：因为经济学嘛，要考虑能不能操作，代价多大，可不可行，有没有风险，这都是经济学的思维。另外。就是说你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当然你也可能说，我和前苏联一样，我的目标函数就是以国家解体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民主转型，这也是一种。但我的目标函数可能就要有几个约束条件，我们一定要建立民主和法制这么一个国家体制。但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不统一，不要有那么大的代价。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你看你能不能干，就是这么一个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