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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生态严重失衡。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学术生态失衡有何表现？主要表现有二：一曰业绩评估行政化;二曰学术机构官场化，或大学官场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学术虽然也有不小的进步，却不能与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飞跃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恶劣的学术环境难辞其咎。这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可见一斑。《意见》指出：“目前我国支持创新的学术氛围还不够浓厚，仍然存在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段话尽管稍嫌笼统，没有点出问题症结所在，实则已承认因急功近利之风的盛行，我国学术生态严重失衡。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学术生态失衡有何表现？主要表现有二：一曰业绩评估行政化;二曰学术机构官场化，或大学官场化。
大学官场化是学术腐败
学术生态失衡的表现是学术机构官场化，主要是大学官场化。这当然与权力寻租、贪腐猖獗的外部大环境有密切关联，但行政管理者怎么说也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是主要推手。何为“大学官场化”？简单说来，就是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就是大学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在官场化的“大学”中，依靠一点“学问”而混上教授者一旦做了领导，其“学问”立即自动成为第一，在成果排名、分房子、拿大奖、成果署名、出国考察、开会排座次、学会当会长等方方面面，无不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捞取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有官衔者也大占便宜。
在这种生境中，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白辛苦了——除了少数真心向学者承认你的学问和成就，你就只剩下一个可被调侃的教授空衔，从上到下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就算你已经是教授，而且学问大，声望高，资历老，甚至再加年岁大，可在分配办公室一类事情上，你绝对只能排在没什么学问却有官衔的年轻人之后。因为人家是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你也绝对不可能像有官衔者跑项目、跑重点（所谓“跑部钱进”）、坐主席台，动辄“作指示”“指导工作”“发表讲话”那么风光。甚至向本科生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肯定面无表情，可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中立马放出艳羡的光芒。大学中政治多么荣光！权力多么牛气！
如此这般，怎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会办出何种“大学”？你难免会心生疑窦：当今中国还有没有大学？如果真有什么“大学”，那也很可能是伪大学、以假作真的大学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不难想象，会养出一种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根本无缘的大学文化，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学者独立性，故而奴性十足的大學文化，一种对权力作揖磕头、不愿创新也不能创新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独立，之所以奴性十足、崇拜权力、缺乏创新，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了学术权力，官场逻辑僭越了学术逻辑。在这种大学文化中，有官职者垄断了关键性的符号资源和大量的物质资源，其结果不是伪学术高高在上，借权力作威作福，真学术却被剥夺了尊严，还能是什么？除中国外，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会盛行这样的官场文化？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结果必然是大学官僚化、衙门化。如果一所“大学”动辄十几个校级干部，如果只一个系、仅十来个教师的“学院”便设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再加正副书记，如果仅仅一个学科分支的“学会”会长、副会长竟多达近20名，还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身心地从事学术研究？更有多大比例本可能以学术为志业的年轻人不心中官欲涌动，眼巴巴望官、媚官、跑官、争官，一进校便立下雄心壮志，不做学问只要做官的？大学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院或院级单位数量泡沫般增长，一般大学院级单位动辄二十好几个，个别大学更是高达六十几个;校级干部本已多达十几人，院级干部之多更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想躲都躲不了。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耶鲁、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说实在话，当今中国大学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实权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等并无太多实权。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看学术成果，而非领导的个人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也主要看学术实力。既然如此，为何有如此多的大学中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是因为主导中国大学的，不是学术而是权力，即便那只是一种符号性权力？很明显，大学官场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甚至是一种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然低于或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且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情下，官场化的“大学”很大程度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如此这般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最可痛的是，很多大学人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本将学有所成的读书坯子十有八九已是官迷;放眼中华，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
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
学术生态恶劣的病原固然在于业绩评估行政化、学术机构官场化，但这些病症（全世界大学管理都会数目字化，但没有一所大学达到了中国大学这种荒唐程度）的病因在哪儿？以上讨论已多少回答了问题。病因就是权力至上，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稍稍关注一下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术管理，便不难发现，人家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哲学，管理部门的权力隐隐然若有若无，或表现为服务的权力、低调的权力。而我国有一个自上而下、权力极大的严密管制体系（中宣部、省市校各级宣传部、教育部、省市教育厅局和高校科研处等，以及各级人文社科基金会），而且在位者毫不迟疑地高调运用权力，很多情况下滥用权力，并不考虑这么做会给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带来何种危害。 公平地讲，这个金字塔式的严密体系并非全无功劳，在促进中小学教育发展（暂不论应试教育的是是非非）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权力极大且高调使用权力的管理部门的存在，对大学发展、学术进步意味着什么？这无须论证。人所皆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学发展、学术进步的灵魂。没有起码的自主地位和起码的独立精神，学术便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难道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和学术就没有发展了？当然有。我国大学不仅有发展，甚至可以说有较大的发展，这跟经济发展之间有一定的联动关系。可是很难说，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应的进步。果真如此，各高校管理者就不会把SCI奉为神明，鼓励中国学者把发达国家的问题意识窃为己有，把西方人日本人的价值判断攘作自家的价值判断了。事实上，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行政权力凌驾学术之上，干预学术，僭越学术（深圳大学近年来有进步，教授委员会初具规模，正向教授治校迈进）。
权力干预、僭越学术当然也表现在有关部门对学科、学位点、学术奖的设置管理上。在既有的国情下，教育经费的划拨、重要的人事任免、对课程设置的“指导”等等，大体上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管理。但是，如果教育部之类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把学科人为地划分成多个级别，导致很多大学按“一级学科”来设置学院，什么“文化新闻学院”“历史学院”“哲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凭空生出大量本不该有的官位，同时固化学科壁垒，形成与项目、政府奖、“重点学科”等评审挂钩的学科利益集团和利益链（发达国家大学根本不这么做，只设包含多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文学院、人文学院或文理学院;这符合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规律，也明显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更不会产生权力寻租弊端;对此荒谬做法，目前似乎仅北大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学术如何进步？如果有关部门垄断博士学位点的设置权却又疏于管理，使不少大学博士点徒有其名，而被剥夺学位授予权但实力大大超过已有博点平均水平的单位却资源闲置，学术如何进步？如果管理部门不仅设政府学术奖，而且以强行规定最高政府奖为最高学术奖，而民间组织颁发的学术奖则被贬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术如何进步？不仅如此，在学术奖的具体运作上，权力的介入也太明显。有论者说：“在评奖评优上，权力的主导性也显露无遗。笔者曾统计过省里和市里的一些社科评奖结果。发现，一等奖中，获奖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各个院校的领导;二等奖中，大部分也是有点行政职务的;青年教师，即便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也很难问鼎一等奖。而在学校的评奖评优中，权力的主导性就更赤裸裸了。”这不是滥用权力，是什么？不是权力压制学术，是什么？为什么不反思，诺贝尔奖和其他国际知名学术奖，到底是由何人或機构本着何种精神所办？其中是否有行政权力的涉入？其所依靠的是学术标准，还是权力？
不用说，管理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管制的心态必须让位于服务的热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权力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弊端。行政权力对我国学术的僭越之多、之大、之细，触目惊心、罄竹难书。怎么办？权力退场。怎么退？去行政化，去官场化。行政化怎么去？对人文学科来说，废除学科分级制;淡化各级政府奖;废除学科点设置权高高在上、层层审批，把权力下放到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机构;废除重大项目制，逐步减少一般项目数量和金额，不再以项目为学术评估之关键要素;向北大学习，只看成果本身质量而非刊物;不再把SSCI和A&HCI捧为权威。要下大力气研究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要不惜成本，优化、强化代表性论著由业内专家评审的已有做法，大大扩展其应用范围，以取代基于项目、刊物分级，以及各级政府奖等的量化评估。官场化怎么去？对文理商法工医农等所有学科来说，要像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那样，行政职务民主选举、轮流担任。这种改革若能推行，必将淡化大学中盛行的官本位心态。不妨首先在院系两级进行，党政职位一年一换或两年一换。最近，北大英语系教师纷纷推掉院长副院长职务，说明部分高校去官场化时机已经成熟。
我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已把建设创新型一流大学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但在权进学退的现状得到根本扭转之前，建一流大学无疑是个笑话。当务之急，是权退学进，是去行政化、去官场化。无此前提，一切免谈。权力退场，方有学术。该行动起来了。
近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学术虽然也有不小的进步，却不能与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飞跃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恶劣的学术环境难辞其咎。这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可见一斑。《意见》指出：“目前我国支持创新的学术氛围还不够浓厚，仍然存在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段话尽管稍嫌笼统，没有点出问题症结所在，实则已承认因急功近利之风的盛行，我国学术生态严重失衡。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学术生态失衡有何表现？主要表现有二：一曰业绩评估行政化;二曰学术机构官场化，或大学官场化。
大学官场化是学术腐败
学术生态失衡的表现是学术机构官场化，主要是大学官场化。这当然与权力寻租、贪腐猖獗的外部大环境有密切关联，但行政管理者怎么说也脱不了干系，甚至可以说是主要推手。何为“大学官场化”？简单说来，就是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就是大学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在官场化的“大学”中，依靠一点“学问”而混上教授者一旦做了领导，其“学问”立即自动成为第一，在成果排名、分房子、拿大奖、成果署名、出国考察、开会排座次、学会当会长等方方面面，无不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捞取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有官衔者也大占便宜。
在这种生境中，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教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白辛苦了——除了少数真心向学者承认你的学问和成就，你就只剩下一个可被调侃的教授空衔，从上到下真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就算你已经是教授，而且学问大，声望高，资历老，甚至再加年岁大，可在分配办公室一类事情上，你绝对只能排在没什么学问却有官衔的年轻人之后。因为人家是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你也绝对不可能像有官衔者跑项目、跑重点（所谓“跑部钱进”）、坐主席台，动辄“作指示”“指导工作”“发表讲话”那么风光。甚至向本科生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肯定面无表情，可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中立马放出艳羡的光芒。大学中政治多么荣光！权力多么牛气！
如此这般，怎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会办出何种“大学”？你难免会心生疑窦：当今中国还有没有大学？如果真有什么“大学”，那也很可能是伪大学、以假作真的大学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样的大学文化？不难想象，会养出一种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根本无缘的大学文化，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学者独立性，故而奴性十足的大學文化，一种对权力作揖磕头、不愿创新也不能创新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自主独立，之所以奴性十足、崇拜权力、缺乏创新，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了学术权力，官场逻辑僭越了学术逻辑。在这种大学文化中，有官职者垄断了关键性的符号资源和大量的物质资源，其结果不是伪学术高高在上，借权力作威作福，真学术却被剥夺了尊严，还能是什么？除中国外，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会盛行这样的官场文化？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结果必然是大学官僚化、衙门化。如果一所“大学”动辄十几个校级干部，如果只一个系、仅十来个教师的“学院”便设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再加正副书记，如果仅仅一个学科分支的“学会”会长、副会长竟多达近20名，还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身心地从事学术研究？更有多大比例本可能以学术为志业的年轻人不心中官欲涌动，眼巴巴望官、媚官、跑官、争官，一进校便立下雄心壮志，不做学问只要做官的？大学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而按官场的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院或院级单位数量泡沫般增长，一般大学院级单位动辄二十好几个，个别大学更是高达六十几个;校级干部本已多达十几人，院级干部之多更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想躲都躲不了。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耶鲁、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说实在话，当今中国大学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实权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等并无太多实权。总体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看学术成果，而非领导的个人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也主要看学术实力。既然如此，为何有如此多的大学中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是因为主导中国大学的，不是学术而是权力，即便那只是一种符号性权力？很明显，大学官场化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甚至是一种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然低于或勉强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且依然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国情下，官场化的“大学”很大程度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如此这般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最可痛的是，很多大学人不以为怪，反以为常。举目望去，本将学有所成的读书坯子十有八九已是官迷;放眼中华，真正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
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
学术生态恶劣的病原固然在于业绩评估行政化、学术机构官场化，但这些病症（全世界大学管理都会数目字化，但没有一所大学达到了中国大学这种荒唐程度）的病因在哪儿？以上讨论已多少回答了问题。病因就是权力至上，权力干预学术，行政权力僭越学术权力。稍稍关注一下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术管理，便不难发现，人家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哲学，管理部门的权力隐隐然若有若无，或表现为服务的权力、低调的权力。而我国有一个自上而下、权力极大的严密管制体系（中宣部、省市校各级宣传部、教育部、省市教育厅局和高校科研处等，以及各级人文社科基金会），而且在位者毫不迟疑地高调运用权力，很多情况下滥用权力，并不考虑这么做会给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带来何种危害。 公平地讲，这个金字塔式的严密体系并非全无功劳，在促进中小学教育发展（暂不论应试教育的是是非非）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权力极大且高调使用权力的管理部门的存在，对大学发展、学术进步意味着什么？这无须论证。人所皆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学发展、学术进步的灵魂。没有起码的自主地位和起码的独立精神，学术便不可能有发展和进步。难道几十年来中国大学和学术就没有发展了？当然有。我国大学不仅有发展，甚至可以说有较大的发展，这跟经济发展之间有一定的联动关系。可是很难说，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研究——取得了相应的进步。果真如此，各高校管理者就不会把SCI奉为神明，鼓励中国学者把发达国家的问题意识窃为己有，把西方人日本人的价值判断攘作自家的价值判断了。事实上，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行政权力凌驾学术之上，干预学术，僭越学术（深圳大学近年来有进步，教授委员会初具规模，正向教授治校迈进）。
权力干预、僭越学术当然也表现在有关部门对学科、学位点、学术奖的设置管理上。在既有的国情下，教育经费的划拨、重要的人事任免、对课程设置的“指导”等等，大体上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管理。但是，如果教育部之类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把学科人为地划分成多个级别，导致很多大学按“一级学科”来设置学院，什么“文化新闻学院”“历史学院”“哲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凭空生出大量本不该有的官位，同时固化学科壁垒，形成与项目、政府奖、“重点学科”等评审挂钩的学科利益集团和利益链（发达国家大学根本不这么做，只设包含多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文学院、人文学院或文理学院;这符合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规律，也明显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更不会产生权力寻租弊端;对此荒谬做法，目前似乎仅北大有一定程度的抵制），学术如何进步？如果有关部门垄断博士学位点的设置权却又疏于管理，使不少大学博士点徒有其名，而被剥夺学位授予权但实力大大超过已有博点平均水平的单位却资源闲置，学术如何进步？如果管理部门不仅设政府学术奖，而且以强行规定最高政府奖为最高学术奖，而民间组织颁发的学术奖则被贬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学术如何进步？不仅如此，在学术奖的具体运作上，权力的介入也太明显。有论者说：“在评奖评优上，权力的主导性也显露无遗。笔者曾统计过省里和市里的一些社科评奖结果。发现，一等奖中，获奖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各个院校的领导;二等奖中，大部分也是有点行政职务的;青年教师，即便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也很难问鼎一等奖。而在学校的评奖评优中，权力的主导性就更赤裸裸了。”这不是滥用权力，是什么？不是权力压制学术，是什么？为什么不反思，诺贝尔奖和其他国际知名学术奖，到底是由何人或機构本着何种精神所办？其中是否有行政权力的涉入？其所依靠的是学术标准，还是权力？
不用说，管理是应该的、必要的，但管理不应扭曲为管制。管制的心态必须让位于服务的热情。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权力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弊端。行政权力对我国学术的僭越之多、之大、之细，触目惊心、罄竹难书。怎么办？权力退场。怎么退？去行政化，去官场化。行政化怎么去？对人文学科来说，废除学科分级制;淡化各级政府奖;废除学科点设置权高高在上、层层审批，把权力下放到学术共同体和学术机构;废除重大项目制，逐步减少一般项目数量和金额，不再以项目为学术评估之关键要素;向北大学习，只看成果本身质量而非刊物;不再把SSCI和A&HCI捧为权威。要下大力气研究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要不惜成本，优化、强化代表性论著由业内专家评审的已有做法，大大扩展其应用范围，以取代基于项目、刊物分级，以及各级政府奖等的量化评估。官场化怎么去？对文理商法工医农等所有学科来说，要像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那样，行政职务民主选举、轮流担任。这种改革若能推行，必将淡化大学中盛行的官本位心态。不妨首先在院系两级进行，党政职位一年一换或两年一换。最近，北大英语系教师纷纷推掉院长副院长职务，说明部分高校去官场化时机已经成熟。
我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已把建设创新型一流大学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但在权进学退的现状得到根本扭转之前，建一流大学无疑是个笑话。当务之急，是权退学进，是去行政化、去官场化。无此前提，一切免谈。权力退场，方有学术。该行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