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与“杂色”的变奏——重读《青春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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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万岁》的复杂性,需要置放到作家创作整体流程和文学史背景中予以细读和落实。围绕作品主人公杨蔷云及两大核心情节——阅读革命与蔷云游春,可以发现文本内外“纯粹”与“杂色”的变奏。变奏与越轨的笔致,首先彰显出审美结构的意义,这是历史形势、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学文本之间重要的调节力量;其次提示历史过程中动态而细微的变化与可能性,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认知;再次呈现文学史上青春想象的辩证性:在接受社会训导的同时释放出潜在的、不可驯服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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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的概念史事关东亚现代性的核心难题。“明治-五四”作为整全的历史思想视野,有助于澄清世界“美育”的跨文化逻辑,昭示中日“现代”的认识论起源。“世界美学空间”揭露了美育解释背后的现实动能及权力争夺,重建了美的话语、东亚民族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间的关系想象。美的意识进入东亚,以明治日本三位一体地架构“美术-美学-美育”为开端。作为思想装置的“明治”,不仅内在于日本现代史,同时对现代中国产生值得推究的影响。东亚视角的引入,为重新界定五四以降“美育”的中国故事带来新的可能。
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出现了无数在迷茫中生活的“无名作家”。他们缺乏名气,投稿无门,穷困潦倒,看不到人生的前途,是一群失去上升途径的边缘知识人。在这样的境遇里,无名作家试图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社会关注他们的处境,解决他们的难题。在无名作家的表述中,最常见的是对成名作家和编辑的批判,“成名作家”被指责为打压后进的“文阀”,编辑则被认为是文坛黑幕的制造者。“无名”与“有名”、作者与编辑的冲突折射出后五四时代的代际紧张和知识界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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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选本对唐代诗人的知名度及唐诗作品的经典化有着极大的影响,但主要体现在小家身上。许多小家及其作品免于湮没,主要原因便是入选选本。有些小家作品稍多,风格也较为多样,选本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突出其代表作以及主导风格。选本对小家的作品有多方面的影响,如异文的取舍,风格的认定等。选本对小家也有负面影响,主要在于作者、诗题的张冠李戴,或文本的讹误失真。从总体来看,历代唐诗选本是构成唐诗接受史的重要因素。
柳永词是历代都城文学发展史中的重要一环,包括献颂应制词、汴京生活词、羁旅忆京词等类型。从基本主题和内容细节来看,柳永词书写汴京并不具备足够的新意和优势;从词汇使用和修辞手法运用来看,柳词同样不够精彩。其创造力与魅力主要体现在结构技巧,即叙写天气和描述行走。相比于汉唐诗赋,柳永词不再注重刻画都城的空间特征,而是着力表现时间特征与身体经验,说明其都城观念由“塑造权威”转为“表现风俗”。此观念与“天子与民同乐”的政治风气紧密相联;相关结构技巧的形成,则是柳永斟酌文体的结果。综合技巧和观念来看,柳永制造出“都城词
作为江南文人重要雅集之地,上海松江醉白池与北京宣南陶然亭南北对应,均取义于对江南文化作出重要开拓的唐人白居易。江南文人对醉白池的书写,在松江雅集内外时时可见;由此醉白池已由背景转为胜景,又随雅集升级为诗社,进而建构为诗境,衍生为文学意象,其中可以看出摅写日常、行在独善的醉吟诗风的遗响和余波。绍承醉吟诗风的江南文人,浸润于风骚两种诗歌传统,将日常与风流组为双重变奏,融纳人生的反思和体悟,酿为诗歌史上融风流于日常的别有意味的诗意江南。
乾嘉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分裂严重,各家所持之古文辞内涵不一。章学诚以史家立场介入古文辞论争,从苏轼的“韩子文起八代之衰”之说切入,重评韩愈古文史地位:一方面肯定了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说,另一方面又补充“古文失传亦始韩子”。韩愈文贵在学传诸子,而其“宗经而不宗史”的偏向造成取道方向不正确和对史文隔阂的缺陷。章学诚基于文化史视角的判断抬升了著述文地位,并进一步将古文辞限定为史学的叙事文,借此敲打了盛极一时的桐城派与汉学派;另一方面,他指引究人伦世用的古文精神与嘉道之后的经世思想相通,已着嘉道之际批韩的先鞭。
作为戏曲经典的《琵琶记》,从永乐年间《瑞安县志》记载“实为词曲之祖”,到魏良辅“自为曲祖”之誉,再到凌濛初称道“世人推为南曲之祖”,其经典地位不断被强化和巩固。其中,既有帝王推赏的权力话语作用,也有文人围绕《西厢记》《拜月亭》“优劣”等问题争论带来的“聚焦效应”;既有连续不断、类型多样的刊刻复制递增了作品的影响,也有持续不断的舞台搬演扩大其在不同社会圈层的深入。从纵(时间)、横(途径)两个方面考察,可知其在明代已然完成经典化。《琵琶记》经典化的过程和途径,可以为考察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如何经典“化”提供有益的
李凖《黄河东流去》体现了20世纪70—80年代文学转型时期的“过渡性”现象,体现了作家对前后两个时期现实主义写法上的双重反思。通过书写黄河难民的“家史”和“村史”,作家试图思考黄河文明中“家”与“乡里乡亲”的深层情感结构。通过对“李麦”“算命先生”等形象的刻画,表达了对盈利性商业的不满,也写出了受苦农民革命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自发性。这些主题延续了李凖合作化小说关心的农民觉悟问题,在农民形象的刻画上,作家试图寻找更唯物主义的解释。
中国当代文学在理论上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则,在创作实践上以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这几乎成为学界关于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构架。作为体现《讲话》创作方式的代表性作家,李凖的创作与赵树理、柳青等差异颇大,而生成这些差异的历史机制、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却并没有被充分阐释。从赵树理创作的内在逻辑来看李凖的实践形态,便于我们观察革命文学内含的复杂展开路径,以及李凖开创的另一种当代文学构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