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年到头都是落雨的。屋里的空间实在小，所以窗子通常很大。阴雨天，屋里也雾潮潮的，推开窗子，就与外边的水气连成了一团。窗外是片葱郁的绿，在雨里显得尤其静默。树长了很多年，长到了尽头，长不动了，就这么高高低低地簇着，并不显得很乱。一条青黑的石板坡，渍着苔藓，缓缓上行到绿尽头的米黄房子。这里曾是红十字会的临时医院。1941年底，日军攻陷香港，一个月后，萧红死在了这里。
　　端木把萧红的一半骨灰装在花瓶里，埋在了园子里的凤凰木下。石板坡一头是个铁栅栏门，栅栏上环着块牌子：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门是寂静的，夹在两条窄街的交口处，终年紧锁，封住了七十年的岁月。
　　呼兰河的名字很美，遥远的，晕着异彩。萧红的家是荒凉的，院子荒长着蒿草，一个大门洞子连着六间破房子。房子边上是打碎的大缸磉，下边生着无数潮虫。缸磉对面扣着猪槽子，腐烂的，生出小黑蘑菇，铁犁头跟破了口的胖坛子，流着黄汤子。西南边有三间破草房，雨水浸得口眼歪斜，下一次雨，山墙就要多支一根柱子。草房子就这么歪下去，窗子压成了菱形，门亦关不上。
　　这样的房子里却仍住着人，住着一个漏粉的人家，不要命。尽管房子无时无刻不在喳喳响，门响、梁响、窗子响，这家人，翻了个身又睡了。他家歪嘴瞪眼的孩子说：这是住房子，又不是娶老婆，要这么周正干什么。漏粉的人家极为得意的是这个租来的草房子会生蘑菇。他们在房上摘啊，采啊，大声赞美，引来啧啧羡慕，高兴过了头，一只脚突然踩破了草顶子，鞋掉进屋里热腾腾的大锅，泥底子染黄了一锅汤。
　　这就是萧红的呼兰河。这里住着漏粉的，拉车的，推磨的。呼兰河人的喜怒哀乐是短暂的，谁家有人跳井了，上吊了，谁家跳大神，七里八乡翻着墙头就来了，看了热闹，一哄而散。谁家死人了，亲近的也跟着掉眼泪。可是，深切的同情是没有的，太多悲惨了，不能都哀伤，也就不必哀伤了。在这里，充沛的感情不合时宜。人们喜，是一阵子，悲也不过两下子，过了，就照旧一日一日地活。
　　萧红的家是荒凉的，她生在这，长在这，直到19岁彻底离开这。呼兰河的萧红五六岁，那是最快乐的时光，跟在爷爷后头，到后园里耍。后园里没有用针刺她的奶奶，没有冷漠的爸爸，没有凶她的妈妈，后院里有爷爷，爷爷教她念诗，爷爷湿了手脚，给她摘苞米。爷爷走哪，她跟哪，她后边还跟个大黄狗。
　　爷爷是萧红的呼兰河。他年纪很大了，萧红出生时，爷爷就六十多了，萧红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爷爷就八十了，一过八十，爷爷就死了。萧红的呼兰河，也就到此搁笔。呼兰河里，有冯歪嘴子，有老厨子，有胡家和他家的团圆媳妇，甚至有街面上淹死小动物和小孩的大坑，和院里淹死鸭子和女人的水井。就是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
　　此后的颠沛流离是萧红不能想象的。1940年，29岁的萧红辗转到香港，写下了人生最后一部著作《呼兰河传》，写的是人生的最初几年，最初的几年，却最刻骨铭心，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在那个火热的时代，萧红的文字与世隔绝，窗外炮火连天，她心里住着另一个细致的天地，她写呼兰河，读的人就到了呼兰河。她的笔触是安静的，带着拙钝，没有战争年代的亢奋，没有精致的修饰，没有炫耀，没有刻薄。在一个一切都成为时代注脚的年代，她始终是她自己。这个出走呼兰河的女孩，好像从没经历过时代淘洗。她走过上海，被战火逐着一路颠簸，没有奔赴延安，却流徙至香港，直至客死于此，都还是爷爷的那个乡下丫头。
　　时过境迁，人们开始感慨她的选择。其实，这也许并不是什么逆流的坚持，只不过，有的灵魂，天生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