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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启蒙文学思潮时期的女性创作是少数知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启蒙的开端，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女作家及作品，中国女性文学首次正式地登上了中国文坛的重要历史时期，但其更多的关注将女性作为“人”来看待，突出人的意识的觉醒，为“人”的文学助力。文革结束后，启蒙文学思潮卷土重来，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更加关注女性意识，突出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女性经验。
关键词：五四启蒙；新时期启蒙；女性创作
一、五四启蒙思潮与女性创作的出现
中国的文学作品自古是男权话语统治下的意志书写，女性文学创作在文学史长河中仅占据寥寥几笔，从整体而言仅是作为男性叙述话语的点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情况才有所变化。“女性正式获得了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话语权力，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史。”①五四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掀起了关于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启蒙运动，众多女性作家脱颖而出，如冰心、凌淑华、陈衡哲、冯沅君、庐隐、石评梅，以及晚一点的丁玲、张爱玲、萧红等人，在启蒙文学大潮中，积极地参与运动，在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运动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在社会上彰显了女性的力量。冰心为《妇女研究》题词中写道：“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
（一）高等教育下的精英女性
戊戌变法开女子教育之先河，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得部分女性可以走出家庭，开启了女子求学、从事职业活动之路。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女性作为男性启蒙者之下的“被启蒙者”，女性解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疾风骤雨般的大力宣传下，部分女性率先开化，接受了新思潮，成为女性先觉者，“我被卷进新思潮的激流中。我的思想在急剧的变化，封建社会给我的影响，加给我精神上的锁链，在此时完全粉碎。……我有了与封建伦理、纲常名教决裂的勇气，……我此时精神上解脫了封建束缚，真象脱缰之马，张开四蹄，亟想奔驰。”②这部分女性大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
首当其冲的女性作家们都出身官宦、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与思想在她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她们暂时脱离了封建家庭，接受西方文化，上学地点一般位于新文化运动浪潮高涨的大城市，甚至出国留学，使她们的眼界不在狭小。新文化运动提倡女性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潮流，使她们逐渐觉醒，思想受到了冲击，纷纷走上了以笔诛伐封建旧制的文学之路，正如冰心所说：“‘五四’运动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之路”。③在此过程中，陈衡哲、庐隐、丁玲等人也自发地从封建家庭中出走，从而形成了第一批女作家群体。
（二）“人”的文学对女性群体的关注
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潮与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写到：“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有有一间自己的屋子。”④这间屋子象征着写作环境。在五四之前，女性只能算是一间屋子里的摆设，但是五四启蒙运动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这样“一间自己的屋子”。
在《新青年》、《新潮》、《妇女杂志》等对贞操问题的讨论之后，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女性身体深受封建礼教的荼毒，几千年中始终遭受着灵肉分离的不合理性，旧的贞操观念也有破冰之相。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写到：“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⑤伴随着运动的开展，群众逐渐意识到了女性的社会责任，开始关注女子在社会中的生存困境。鲁迅的《伤逝》给大众回答了“娜拉出走后怎么样”。
（三）身体觉醒与权利意识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追求的是拥有做“人”的权力，以“问题”小说为切入点，直斥封建旧式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为自己以及枷锁中的女性同胞发声。陈衡哲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冰心、石评梅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应和鲁迅在《伤势》中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⑥的呼喊。中国封建社会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充斥着对人的身体的压抑与驯服，比如阉割、裹足、囚禁、酷刑等，权力直接统治人的身体，进而驯服人心。精神想要解放，首先就要解放人的肉体。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中最多的讨论是关于“爱情”、“婚姻”的，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对女性最直接的压迫则是女性身体的不由自己，封建家庭对女性身体的霸权占有。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则通过富有深意的“隔绝”意象来影射封建家庭囚禁身体的自主权，表现了封建家庭对女性自由追求爱情的反对与戕害，而“我”面对这种权力幽禁，最终选择与恋人双双服毒殉情，“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作为一个觉醒了的身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自己的身体行使自主权利。
二、新时期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
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结束了十七年文学的“无性文学”。在新时期启蒙思潮的引领下，女性文学再度复出，且迅速成长起来，成绩瞩目。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文化寻根”，女性作家皆成绩瞩目，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与男性作家相比毫不逊色。
（一）女性话语回归
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新时期初期与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在大意上都是在追求人的解放与文学的回归，但在创作过程中却开启了独立的文学格局。女性作家以其异于男性的细腻温情打动读者，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则更显细碎日常，侧重于平凡生活中的人性与情爱，在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中增添了一缕淡淡的温馨。一部分女作家在此时期充满了伤痛、批判与愤怒的文坛上发出了让世界多一些爱与信任的女性呼喊，但并不受到文坛的重视。而王安忆则通过写“潜意识”、“性本能”等人性深处的欲望脱离出被男性文学支配的文坛而受到关注。女性作家涌现并开始直白的表露女性意识，代表着女性文学真正形成了独立的格局，从而从关注“整体的人”转向关注女性自身。 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与五四时期女性作家以第一人称的“书信体”、“日记体”有着同工之妙。“第一人称的增多同主体位置的上升存在着微妙的联系”⑦，第一人称强化了作者的存在感，作者更容易的进入这个文学语境，从而使得女性话语更好的建立起来。
（二）自觉的女性意识
有研究者认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勃兴有着大致相似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在“人”之觉醒的大主题下致力于对封建文化意识的反抗和对女性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⑧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首先突入了一直以来的创作禁区——爱情领域，以怅然的笔触书写了爱情对于人、对于女性的正当性与不可剥夺。但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相比，并不仅仅停留在妇女社会的表层探询上，不仅仅是在争取与男性的平等权利、爱情婚姻的自主自由，而是直接插入社会文化的深层机制中，从社会文化心理、“人”的共性角度去探询女性的自主意识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深入剖析女性的内心，使女性真正的与男性平等的共存于社会。张洁《方舟》的发表标志着新时期女性主义话语的初步形成。
女性作家真正拥有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部分女作家从政治功利中脱离出来，突破传统的审美观念，把创作的方向移向更加隐秘的生理和心理，从人性和人的自身价值角度探询人的精神解放和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道路，是以将“人的自觉”与“女性自觉”结合在一起，反映出女性的自尊自觉。新时期的女性们用诗来宣称：“过去的历史是女人死亡的图案，她们鬼鬼祟祟，从男性那脉脉温情的怀抱中走出，回到自己那独身女人的卧室。在这里，她们匆匆挂上黑色的窗帘，尽情地调笑男人们的甜言蜜语和上帝的神圣，让女性的灵魂烟云，用最后的力量去抚摸女性那隐秘的深处和一束古老的阳光。”
（三）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本身
舒婷是新时期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在最初的“朦胧诗”创作中，她的诗歌所展现出来的女性女性主义、女性思想、女性特色得到了读者的关注与肯定。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思考与追求，对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她广为流传的《致橡树》，通过木棉对橡树的“告白”，来否定世俗的、不平等的爱情观，热情的讴歌女性的人格独立，被誉为新时期新女性的“爱情宣言”。诗中对以往几千年爱情中的女性形象——“攀援的凌霄花”（攀高枝型）、“痴情的鸟儿”（小鸟依人型）、“泉源”（贤妻良母型）、“险峰”（比翼双飞式的爱情）、“日光”、“春雨”（女强人式）用两个“绝不”和“不止”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并与自己彻底的划清界限，随后旗帜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爱情宣言：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张洁在她的创作中直接的表现爱情、婚姻、家庭，她更关注知识女性如何自立自强，如何在以男性价值观为价值尺度的社会中最大限度的实现女性自我精神的解放。张洁是一个痛苦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她将目光放在现实之上，所以她笔下的女性都身受现实制约之苦。《方舟》可以说一部知识女性新生活的艰辛“创业史”，荆华、柳泉、梁倩这三个知识女性、单身女人同舟共济，她们不依附于任何人，真正的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最终她们从心理到精神上都超越了男性，但也因此陷入了情感的孤独。《方舟》取自于“诺亚方舟”，是一场女性的自救与重生，但受制于现实的局限的理想追求使张洁笔下的女性又陷入另一种孤独与痛苦之中。对于张洁这种“主观型”的作家而言，她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都是自我的演绎，写作收拢到个人的生命经验，使她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
参考文献：
[1]李琨：《五四时期女作家写作中的性别意识和叙事话语》[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五四运动回忆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冰心：从“五四”到“四五”[J]，文艺研究，1979.
[4]伍尔夫：一件自己的屋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
[6]鲁迅：伤逝，《彷徨》，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7]南帆：《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角色》[J]，钟山，1993（3）.
[8]邓玉萍：《新时期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嬗变》[J]，文藝评论，2007（3）.
作者简介：陈鹏（1995.09.07-）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五四启蒙；新时期启蒙；女性创作
一、五四启蒙思潮与女性创作的出现
中国的文学作品自古是男权话语统治下的意志书写，女性文学创作在文学史长河中仅占据寥寥几笔，从整体而言仅是作为男性叙述话语的点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情况才有所变化。“女性正式获得了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话语权力，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史。”①五四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掀起了关于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启蒙运动，众多女性作家脱颖而出，如冰心、凌淑华、陈衡哲、冯沅君、庐隐、石评梅，以及晚一点的丁玲、张爱玲、萧红等人，在启蒙文学大潮中，积极地参与运动，在争取“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运动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在社会上彰显了女性的力量。冰心为《妇女研究》题词中写道：“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
（一）高等教育下的精英女性
戊戌变法开女子教育之先河，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广阔的活动空间，使得部分女性可以走出家庭，开启了女子求学、从事职业活动之路。新文化运动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女性作为男性启蒙者之下的“被启蒙者”，女性解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疾风骤雨般的大力宣传下，部分女性率先开化，接受了新思潮，成为女性先觉者，“我被卷进新思潮的激流中。我的思想在急剧的变化，封建社会给我的影响，加给我精神上的锁链，在此时完全粉碎。……我有了与封建伦理、纲常名教决裂的勇气，……我此时精神上解脫了封建束缚，真象脱缰之马，张开四蹄，亟想奔驰。”②这部分女性大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
首当其冲的女性作家们都出身官宦、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传统文化与思想在她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新式教育的兴起，使她们暂时脱离了封建家庭，接受西方文化，上学地点一般位于新文化运动浪潮高涨的大城市，甚至出国留学，使她们的眼界不在狭小。新文化运动提倡女性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潮流，使她们逐渐觉醒，思想受到了冲击，纷纷走上了以笔诛伐封建旧制的文学之路，正如冰心所说：“‘五四’运动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之路”。③在此过程中，陈衡哲、庐隐、丁玲等人也自发地从封建家庭中出走，从而形成了第一批女作家群体。
（二）“人”的文学对女性群体的关注
五四女作家群的出现绝非偶然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思潮与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写到：“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有有一间自己的屋子。”④这间屋子象征着写作环境。在五四之前，女性只能算是一间屋子里的摆设，但是五四启蒙运动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这样“一间自己的屋子”。
在《新青年》、《新潮》、《妇女杂志》等对贞操问题的讨论之后，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女性身体深受封建礼教的荼毒，几千年中始终遭受着灵肉分离的不合理性，旧的贞操观念也有破冰之相。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写到：“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⑤伴随着运动的开展，群众逐渐意识到了女性的社会责任，开始关注女子在社会中的生存困境。鲁迅的《伤逝》给大众回答了“娜拉出走后怎么样”。
（三）身体觉醒与权利意识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追求的是拥有做“人”的权力，以“问题”小说为切入点，直斥封建旧式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为自己以及枷锁中的女性同胞发声。陈衡哲彻底否定了卑弱顺从的传统女性意识，冰心、石评梅等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彻底反叛了女性“从父”、“从夫”、“从子”的封建礼教，应和鲁迅在《伤势》中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⑥的呼喊。中国封建社会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充斥着对人的身体的压抑与驯服，比如阉割、裹足、囚禁、酷刑等，权力直接统治人的身体，进而驯服人心。精神想要解放，首先就要解放人的肉体。
五四女作家的创作中最多的讨论是关于“爱情”、“婚姻”的，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对女性最直接的压迫则是女性身体的不由自己，封建家庭对女性身体的霸权占有。冯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则通过富有深意的“隔绝”意象来影射封建家庭囚禁身体的自主权，表现了封建家庭对女性自由追求爱情的反对与戕害，而“我”面对这种权力幽禁，最终选择与恋人双双服毒殉情，“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毋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作为一个觉醒了的身体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自己的身体行使自主权利。
二、新时期启蒙思潮与女性文学
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结束了十七年文学的“无性文学”。在新时期启蒙思潮的引领下，女性文学再度复出，且迅速成长起来，成绩瞩目。无论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文化寻根”，女性作家皆成绩瞩目，同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与男性作家相比毫不逊色。
（一）女性话语回归
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新时期初期与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在大意上都是在追求人的解放与文学的回归，但在创作过程中却开启了独立的文学格局。女性作家以其异于男性的细腻温情打动读者，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则更显细碎日常，侧重于平凡生活中的人性与情爱，在新时期初期的“伤痕文学”中增添了一缕淡淡的温馨。一部分女作家在此时期充满了伤痛、批判与愤怒的文坛上发出了让世界多一些爱与信任的女性呼喊，但并不受到文坛的重视。而王安忆则通过写“潜意识”、“性本能”等人性深处的欲望脱离出被男性文学支配的文坛而受到关注。女性作家涌现并开始直白的表露女性意识，代表着女性文学真正形成了独立的格局，从而从关注“整体的人”转向关注女性自身。 8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与五四时期女性作家以第一人称的“书信体”、“日记体”有着同工之妙。“第一人称的增多同主体位置的上升存在着微妙的联系”⑦，第一人称强化了作者的存在感，作者更容易的进入这个文学语境，从而使得女性话语更好的建立起来。
（二）自觉的女性意识
有研究者认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与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的勃兴有着大致相似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在“人”之觉醒的大主题下致力于对封建文化意识的反抗和对女性独立自由人格的追求。”⑧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爱的权利》首先突入了一直以来的创作禁区——爱情领域，以怅然的笔触书写了爱情对于人、对于女性的正当性与不可剥夺。但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与“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相比，并不仅仅停留在妇女社会的表层探询上，不仅仅是在争取与男性的平等权利、爱情婚姻的自主自由，而是直接插入社会文化的深层机制中，从社会文化心理、“人”的共性角度去探询女性的自主意识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深入剖析女性的内心，使女性真正的与男性平等的共存于社会。张洁《方舟》的发表标志着新时期女性主义话语的初步形成。
女性作家真正拥有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部分女作家从政治功利中脱离出来，突破传统的审美观念，把创作的方向移向更加隐秘的生理和心理，从人性和人的自身价值角度探询人的精神解放和改善人的生存处境的道路，是以将“人的自觉”与“女性自觉”结合在一起，反映出女性的自尊自觉。新时期的女性们用诗来宣称：“过去的历史是女人死亡的图案，她们鬼鬼祟祟，从男性那脉脉温情的怀抱中走出，回到自己那独身女人的卧室。在这里，她们匆匆挂上黑色的窗帘，尽情地调笑男人们的甜言蜜语和上帝的神圣，让女性的灵魂烟云，用最后的力量去抚摸女性那隐秘的深处和一束古老的阳光。”
（三）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本身
舒婷是新时期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在最初的“朦胧诗”创作中，她的诗歌所展现出来的女性女性主义、女性思想、女性特色得到了读者的关注与肯定。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思考与追求，对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启蒙作用。她广为流传的《致橡树》，通过木棉对橡树的“告白”，来否定世俗的、不平等的爱情观，热情的讴歌女性的人格独立，被誉为新时期新女性的“爱情宣言”。诗中对以往几千年爱情中的女性形象——“攀援的凌霄花”（攀高枝型）、“痴情的鸟儿”（小鸟依人型）、“泉源”（贤妻良母型）、“险峰”（比翼双飞式的爱情）、“日光”、“春雨”（女强人式）用两个“绝不”和“不止”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并与自己彻底的划清界限，随后旗帜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爱情宣言：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张洁在她的创作中直接的表现爱情、婚姻、家庭，她更关注知识女性如何自立自强，如何在以男性价值观为价值尺度的社会中最大限度的实现女性自我精神的解放。张洁是一个痛苦追求的理想主义者，她将目光放在现实之上，所以她笔下的女性都身受现实制约之苦。《方舟》可以说一部知识女性新生活的艰辛“创业史”，荆华、柳泉、梁倩这三个知识女性、单身女人同舟共济，她们不依附于任何人，真正的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最终她们从心理到精神上都超越了男性，但也因此陷入了情感的孤独。《方舟》取自于“诺亚方舟”，是一场女性的自救与重生，但受制于现实的局限的理想追求使张洁笔下的女性又陷入另一种孤独与痛苦之中。对于张洁这种“主观型”的作家而言，她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都是自我的演绎，写作收拢到个人的生命经验，使她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
参考文献：
[1]李琨：《五四时期女作家写作中的性别意识和叙事话语》[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五四运动回忆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冰心：从“五四”到“四五”[J]，文艺研究，1979.
[4]伍尔夫：一件自己的屋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
[6]鲁迅：伤逝，《彷徨》，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
[7]南帆：《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角色》[J]，钟山，1993（3）.
[8]邓玉萍：《新时期女性文学女性意识的嬗变》[J]，文藝评论，2007（3）.
作者简介：陈鹏（1995.09.07-）女，汉族，籍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