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之际的中国正处在一次大转型之开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经济无法维持高速增长，原来依托于高增长的体制就不能不进行调整。如果政府掌握主动权，有序而有力地自主调整、转型，中国可以更上一层楼；而如果是被动调整、转型，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
　　关于2012年，坊间流传着一些阴郁的流言。这当然荒诞，不过，也不免让人们在展望新年之时，对2012怀有一种特别的心情。而刚刚走过的跌宕起伏的2011年，多少给我们思考新一年的方向提供了线索。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整个国家公共生活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私人生活的核心是财富积累。因此，经济走势对个人幸福感和社会秩序稳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对新的挑战做好准备。
　　首先看全球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冷战结束，没有大规模战争；欧美放松管制，出现了全球化；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以及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体系：所有这些因素推动全球经历了一轮较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反过来，中国则是本轮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实现了新一轮工业化。这个工业化驱动了城市化，从而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然而，全球化驱动的经济增长在带来财富的同时，也恶化了财富分配格局。这种现象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两年，巴黎、伦敦发生了骚乱，骚乱的主体是青年人，他们普遍失业，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与此性质类似，主体也是愤怒的青年人。而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引发骚乱，进而导致政权的非正常更替。这是2011年最为重大的国际事件。
　　凡此种种意味着，一个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整个世界将进入一个沉闷、萧条甚至动荡周期。这个时期或许将持续二三十年。因为，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会促使各国目光转向内部，全球化进程将会停滞甚至倒退。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具有重大经济潜力的新技术，整个世界经济缺乏新的领头产业。过去缺乏节制的金融业将会迎来更多管制。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渗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高度依赖国外的市场与技术，不利的国际环境必将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同时，国内经济、社会情势也将无力支持高速增长。即以眼前而论，过去十几年来日益失衡的经济结构，让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境地：贫富分化导致居民消费乏力，通货膨胀压力本身较大，又让货币当局不能放松信贷。只要信贷始终保持在较紧状态，房地产业就会持续收缩。而在过去十年中，房地产业对于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日趋增强。为了宏观经济稳定而控制房市，那经济就不大可能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已大体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也已有较大突破，因而，从经济周期而言，补课式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应当已经结束。
　　综合上述国内外因素，或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现在开始，中国大约再也不会保持原来每年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增长了，而将进入一个中速甚至是中低速增长期。
　　对于中国而言，这将是一场重大挑战。简单地说，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的产业、财政、金融、社会乃至政治结构，都是由高增长塑造的，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活预期也都是由高增长塑造的。也即，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形成了以经济高增长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架构，而这构成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之基础。
　　在这二十多年中，尽管也出现过经济增长降速，但政府总是能够利用外部环境，或者动用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迅速阻止经济下滑，通常会走向新一轮更高速的增长。过去十年来，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但从这一次开始，也许就无法再重复这样的事情了。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决定不放松对房市的调控。这完全不同于2008年。也就是说，1992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经济结构正在消解。
　　由此，整个社会结构可能面临挑战，比如，房价如果持续下滑，中产阶层的信心将受影响。出口型工业收缩，聚集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收入大幅度下降，心态可能趋向不稳。同时，经济结构的巨变也会冲击社会结构。最直观的事态是：房市退潮，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财政陷入紧张状态，90年代中期确定的中央-地方政府财税配置结构，必然承受巨大压力。
　　换言之，新旧交替之际的中国其实也正处在一次大转型之开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初步现代化，经济无法维持高速增长，原来依托于高增长的体制就不能不进行调整。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掌握主动权，有序而有力地自主调整、转型，还是被动调整、转型？如果是前者，中国可以更上层楼；如果是后者，中国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精英群体，尤其是执政者，可不慎思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