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月河、唐家岭……我宁愿把这些地方纳入到诗意的叙述范畴,一如我們对于记忆的典藏与奠念。但,生活本来面目已容不得我们来半点浪漫,那很容易被称作矫情。
　　这些地名只是一群群处在社会边缘的大学生的临时巢穴,充满动荡,遍布历练,收藏苦闷与无助,毁灭爱情和激情。
　　阅读《蚁族》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过程:繁杂的数据让人几乎垂头丧气,本着对社会学调查分析的尊重与期待,终于看见数据背后那些田野取样的个案和生活图景。显然,它让我感觉到沉重而又暴烈的生活本质和裸露的社会结构分层,这也一再地反驳了我们对地域的语言学狂欢和文化臆想,以及对于都市的乌托邦向往,就如同我对我曾经居住过的北京六郎庄的想象一样。
　　难得廉思去做这样一个题目:“八○后”大学生的就业与生存困境。这个看上去并不十分讨好,关注度不够高,问题的定性不够明确,又被舆论妖魔化的一个群体,很容易被那些相貌严肃的批评者占领道德高地。
　　我向来不喜欢用“象牙塔”这个词来表达大学生涯和学习场所,因为它意味着社会对大学生的“断奶”臆想。事实上,这种“断奶”前的“供奶”行为压根儿就是一厢情愿。因此,在他们走向社会之后,他们如影随形地被妖魔化。
　　《蚁族》这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八○后”自己开始书写他们的生活史和奋斗史,尽管我们对于书中行文的冷静和客观有待考察,对群体认同的倾向性表述也有点微词,但不可阻挡地,他们在表达着自己的困境和迷茫,甚至包括那些让某些人谈之色变的“性”。
　　而项目的主持人廉思同样作为一个“八○后”,这就保证了叙述的“在场感”。他将这样一个群体命名为“蚁族”,触及到了生活生存中的“丛林法则”,因而也就摒弃了那些主观命名方式,诸如媒体上不断出现的“奥运一代”、“鸟巢一代”、“汶川一代”……这些瞬间即逝的字眼是建立在主流和官方语境的政治化表达上,而非从社会发展的层面去做学术定义,它一再大而全地充满煽情式地将一个独特群体的命运装饰成美梦,用集体和国家仪式加以格式化。而廉思的“蚁族”将这种命名拉回到现实本身。
　　这个群体的遭遇不为人所共知的原因在于,它在所有的问题群体中,始终是处于最理想化、最受文化和知识的表象面具拘囿的夹心层。
　　曾经和香港戏剧导演林奕华聊过关于“生活与生存”的界定问题,他理解的“生活”,就是“花八个小时去买菜,然后做一顿饭”,而“生存”,则是“花八分钟,买一包方便面吃掉”。
　　也就是说,廉思在《蚁族》一书中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不是“生活”着的那群人,而且就连“生存”也是站在边缘的那群读过书的人。
　　不足之处在于,这本书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影像去表现他们——那样的一些场景和人,有时候那是文字无法到达的地方。
　　而最后的心情没法轻松。冬天来了,更多的唐家岭是否有暖气可以温存,何处才是理想的家园和精神的故乡,幸福何时降落,并带人入梦?那些不为人重视,却又坚强地活着,并试图要过好每一天的,在社会链条衔接处的你们,还好么?
　　(《蚁族》,廉思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九年九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