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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内政策直指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深层问题
84岁的河北老人张祖喆近日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这位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离休教师曾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2004年6月，他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2005年被批准为预备党员。
中组部最近的消息说，全国党员总数已达7080万名。2005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7万名，比上年增长2．4％，其中，在学生中发展党员73．4万名，比上年增加13．7万名，增长5个百分点，增幅最为明显。
在著名的清华大学，目前每5个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党员，党员在研究生和博士生中的比例分别为40％和50％。北京大学等其他一些高校的学生党员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与时俱进，这是中国共产党85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也是走过85年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能保持如此活力的重要原因。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
一段时间以来，“沿街统一商铺”、“农民统一上楼”、“出租车统一车型”等既违背群众意愿、又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指令，使群众对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与此有关的群众缺少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的问题，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
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认为，一些党委政府决策方式的自觉转型滞后于社会的自然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生产活动比较单一，习惯于党委政府“替民做主”，但随着社会转型，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仅靠各级党委政府“替民做主”难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姜大明评论说，“替民做主”仍带有官老爷色彩，往往并非群众想要的，“让民作主”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群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们在群众的心里才有多重，因此必须通过体制创新，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办事制度，畅通民意管道，保障群众话有处说、难有处解、事有处办。”他说。
2005年，全国人大首次举行个人所得税立法听证会，显示在重大决策上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听证制度正成为必经环节。在一些地方，解决群众信访难题等也引入听证制度，彰显一个多元化的民意诉求渠道正在建构中。
在推动“让民做主”的过程中，执政党选拔领导干部的做法也逐步走向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38岁有大学学历的孙鸿斌是江苏省射阳县海河镇新当选的镇党委书记，他是经过3轮民意代表推荐才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党员代表选举而最终当选的。
孙鸿斌说，共有20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企业家、普通群众等民意代表画票同意他当书记，同时被画票的候选人有60人，经过第二轮、第三轮类似的画票，他和另外2人被确定为初步人选，经过撰写调查报告、发表演讲等程序后，由县委常委会无记名画票，结果自己得票第一，成为正式候选人，交给镇党员大会选举。
从今年开始到明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工作相继进行。长期关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的江苏省委党校政治学教授王世谊说，在这次换届工作中，中共更加明确要求引入民主、竞争机制，特别在候选人推荐和考察环节作了很多新的制度安排。
中共江苏省委发布文件要求，全省所有乡镇在换届工作中实行党委书记候选人“公推”制度，扩大党员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江苏省891个乡镇党委换届都实行了这个做法。
从“与民争利”到“让民得利”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的转型，其背后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与民争利”到“让民得利”的转变。
在江苏，一段时间里，群众信访量中60％以上是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近年来江苏提出城市拆迁和征地要走行政推动与市场补偿双轨制，提高了补偿标准，南京等城市还实行困难拆迁户政府兜底住房的措施，结果拆迁和征地信访量分别下降40％和70％。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评论说，回顾过去，我们在一些政策和做法上出现了“与民争利”问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教训深刻。近几年来，中央提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要求地方努力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切实把工作重点从直接抓招商引资、生产经营等转到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上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他说：“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政治承诺。今后应把握一个原则：搞改革必须以不损害群众利益为‘底线’，改革成本代价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一个党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苏联共产党的兴衰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典型。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在93年的历史中，执政74年，当它拥有20万名党员时，带领人民夺取了政权；当它拥有200万名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它拥有2000万名党员时，却因為不能保持先进性，最终丧失了政权。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构建起新型党群干群关系。”李忠杰说。
幸福感成为党群和谐的最重要指标
南京市民朱浩夫妇俩在企业工作，每月2000多元收入，孩子读初中，家中还有位60多岁的老人。朱浩说，生活过得去，但心里不踏实，存在三怕：怕买不起房、怕看不起病、怕孩子上不起学。
对此，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表示，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多用群众的幸福感检讨工作得失。“GDP上去了，但如果生态破坏了，群众不会满意；城市建设上去了，但如果住房太贵，群众不会幸福；经济指标上去了，但如果社会管理上不去，群众没有安全感，政府财税增加了，但如果富民落后了，群众不会认同。”
人们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央政策直指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深层问题，在农村合作医疗、减免义务教育收费、解决中低收入户住房问题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行动。
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务院明确提出2010年普及社区卫生服务，做到小病不出社区。2006年国家承诺提高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财政补助标准，扩大试点县范围，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中央提出从2006年起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并继续对贫困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寄宿补助费，同时推行“一费制”，遏制教育乱收费。
针对群众意见较多的住房问题，从去年始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城市房地产的新政策，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着力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问题。
最近，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在此之前，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维护合法权益等7个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政策保护伞”。
“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是反映党群之间和谐度的最重要尺子。”姜大明说。
84岁的河北老人张祖喆近日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实现了半个多世纪的夙愿。
这位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离休教师曾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2004年6月，他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2005年被批准为预备党员。
中组部最近的消息说，全国党员总数已达7080万名。2005年全国共发展党员247万名，比上年增长2．4％，其中，在学生中发展党员73．4万名，比上年增加13．7万名，增长5个百分点，增幅最为明显。
在著名的清华大学，目前每5个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党员，党员在研究生和博士生中的比例分别为40％和50％。北京大学等其他一些高校的学生党员的比例也大致如此。
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与时俱进，这是中国共产党85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基本经验，也是走过85年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能保持如此活力的重要原因。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
一段时间以来，“沿街统一商铺”、“农民统一上楼”、“出租车统一车型”等既违背群众意愿、又违背市场规律的行政指令，使群众对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与此有关的群众缺少知情权、话语权和参与权的问题，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
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认为，一些党委政府决策方式的自觉转型滞后于社会的自然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群众生产活动比较单一，习惯于党委政府“替民做主”，但随着社会转型，各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仅靠各级党委政府“替民做主”难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姜大明评论说，“替民做主”仍带有官老爷色彩，往往并非群众想要的，“让民作主”才能真正体现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群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们在群众的心里才有多重，因此必须通过体制创新，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办事制度，畅通民意管道，保障群众话有处说、难有处解、事有处办。”他说。
2005年，全国人大首次举行个人所得税立法听证会，显示在重大决策上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听证制度正成为必经环节。在一些地方，解决群众信访难题等也引入听证制度，彰显一个多元化的民意诉求渠道正在建构中。
在推动“让民做主”的过程中，执政党选拔领导干部的做法也逐步走向更加公开透明。
今年38岁有大学学历的孙鸿斌是江苏省射阳县海河镇新当选的镇党委书记，他是经过3轮民意代表推荐才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党员代表选举而最终当选的。
孙鸿斌说，共有200名党代表、人大代表、企业家、普通群众等民意代表画票同意他当书记，同时被画票的候选人有60人，经过第二轮、第三轮类似的画票，他和另外2人被确定为初步人选，经过撰写调查报告、发表演讲等程序后，由县委常委会无记名画票，结果自己得票第一，成为正式候选人，交给镇党员大会选举。
从今年开始到明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省市县乡四级党委换届工作相继进行。长期关注地方党委换届工作的江苏省委党校政治学教授王世谊说，在这次换届工作中，中共更加明确要求引入民主、竞争机制，特别在候选人推荐和考察环节作了很多新的制度安排。
中共江苏省委发布文件要求，全省所有乡镇在换届工作中实行党委书记候选人“公推”制度，扩大党员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江苏省891个乡镇党委换届都实行了这个做法。
从“与民争利”到“让民得利”
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的转型，其背后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与民争利”到“让民得利”的转变。
在江苏，一段时间里，群众信访量中60％以上是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近年来江苏提出城市拆迁和征地要走行政推动与市场补偿双轨制，提高了补偿标准，南京等城市还实行困难拆迁户政府兜底住房的措施，结果拆迁和征地信访量分别下降40％和70％。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评论说，回顾过去，我们在一些政策和做法上出现了“与民争利”问题，引起一些群众不满，教训深刻。近几年来，中央提出以城带乡、以工补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和举措，要求地方努力建设服务型、法治型政府，切实把工作重点从直接抓招商引资、生产经营等转到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上来，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他说：“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政治承诺。今后应把握一个原则：搞改革必须以不损害群众利益为‘底线’，改革成本代价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
“一个党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苏联共产党的兴衰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典型。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老党、大党，在93年的历史中，执政74年，当它拥有20万名党员时，带领人民夺取了政权；当它拥有200万名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它拥有2000万名党员时，却因為不能保持先进性，最终丧失了政权。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从而构建起新型党群干群关系。”李忠杰说。
幸福感成为党群和谐的最重要指标
南京市民朱浩夫妇俩在企业工作，每月2000多元收入，孩子读初中，家中还有位60多岁的老人。朱浩说，生活过得去，但心里不踏实，存在三怕：怕买不起房、怕看不起病、怕孩子上不起学。
对此，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表示，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多用群众的幸福感检讨工作得失。“GDP上去了，但如果生态破坏了，群众不会满意；城市建设上去了，但如果住房太贵，群众不会幸福；经济指标上去了，但如果社会管理上不去，群众没有安全感，政府财税增加了，但如果富民落后了，群众不会认同。”
人们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央政策直指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深层问题，在农村合作医疗、减免义务教育收费、解决中低收入户住房问题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行动。
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国务院明确提出2010年普及社区卫生服务，做到小病不出社区。2006年国家承诺提高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财政补助标准，扩大试点县范围，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问题，中央提出从2006年起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并继续对贫困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寄宿补助费，同时推行“一费制”，遏制教育乱收费。
针对群众意见较多的住房问题，从去年始国务院先后两次出台城市房地产的新政策，坚决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着力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问题。
最近，中央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在此之前，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维护合法权益等7个方面为农民工提供“政策保护伞”。
“群众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是反映党群之间和谐度的最重要尺子。”姜大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