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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主导我们经济改革发展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已成为钳制经济高效率发展的拦路石，中国经济发展亟待摆脱凯恩斯主义思想的羁绊。
[关键词] 凯恩斯主义； 利率； 汇率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4-0012-02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点。之所以是关键点，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已到了触及硬核的时刻，而在于主导我们改革的思路已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反映到经济改革领域，长期引领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
一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之时，必定是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之时。我国也不例外。1998年以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供给水平，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刺激供给和调整价格结构所带来的通货膨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诱发了我国经济实际上存在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1998年采取了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措施。发行大量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尽管存在着资源配置扭曲、国债使用效率严重低下的问题，然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利于就业的增加和社会的稳定。以资源配置扭曲、使用效率低下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反而继续饮鸩止渴，更加强化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和偏好。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002年下半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直到现在过去了四年，投资率之高且与经济增长率严重脱离之怪状只能从投资效率严重低下的角度来解释；市场流动性泛滥，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小幅提升也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再者，国内消费需求仍处于严重不足局面，投资扩张带动的居民收入的短期增加并未推动居民消费的提升，相反，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不下（储蓄率过高是相对于消费率而言）。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为理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思想仍支配着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制定。即使中央政府已经下决心改变以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但地方政府在几十年的惯性且不断尝到甜头的政策选择偏好作用下，加之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地方政府往往占有博弈的优势，由此造成中央政府更多地采取行政手段作为惩治地方政府的工具以维护中央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威性，也由此更加重了政府对直接干预经济发展的手段的依赖。2003年下半年中央政府采取两项针对性措施实施宏观调控，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批租；二是银行系统的资金供给。调控的结果可以从中央连续处理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违规（如河南大学城项目）、地方政府介入投资而产生的惊人坏账（如贵州微硬盘项目）看出。一些经济学家总以中国特殊之国情来为政府干预经济开脱，认为由于控制大量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存在，而只能选择以政府干预为主的次优选择，而非以市场的价格手段为主要调控工具来驾驭经济的总体进程，甚至对提升利率作为降低经济之扩张规模的手段也持批评态度。倘若仍按照此思路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除了闭关锁国别无他途。当然我们也认同利率和汇率等价格机制在有效的金融市场、健康的金融主体和充分的市场工具背景下会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但是，不能以市场有缺陷或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为由，而认为市场手段不能作为协调经济主体活动进而引导市场预期的主要手段。如果这样来考虑问题，且不说即使不完全的市场中亦有完全按照市场竞争规则运作的经济主体及其经济活动，市场的不完全这一缺陷难道只能靠政府的干预来实现吗？就不能靠市场自身来纠正吗？不相信市场具有自发的自我纠错机制而要求政府积极干预，实际就等同于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而这条路之行不通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
就现阶段来讲，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于重要的稀缺资源产品的定价行为模式仍不脱于计划经济的窠臼。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由市场来决定，而关键的资本的价格仍处于管制之中，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的管制。不可否认，20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成就显著，但关键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处于管制状态。是否为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不受影响等管制目的暂且不论，其最重要的结果是造成了对竞争的限制。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环境，没有一个经过充分竞争考验的时段，在银行业国门打开的时候如何与外资银行竞争将是摆在中资银行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各种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以及利率管制的最终取缔，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势必受到严重的冲击。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意味着利率波动带来的利率风险的冲击更为频繁，但中资银行等金融市场主体还没有学会像外资银行那样，广泛使用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和利率掉期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手段来规避自身的风险。
也有学者认为，信贷约束软化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在不存在存贷款利率限制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硬化预算约束，而当前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已经显得步子迈得比较快了。诚然，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化，是定价体制真正发生变革的必要前提，对于预算软约束的金融机构，价格的信号和杠杆作用是不复存在的。我们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机构会出现预算软约束呢？其实这一问题又回到了已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不断提出的一个老问题。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步伐的根本之向，可以说都是在纠正政府对金融资源过多控制而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不高，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
外汇市场管制的存在也使得汇率无法反映国民经济自身发展水平。从理论上来讲，一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会吸引愈来愈多的资本的流入，相对来说对该国的货币需求已日益迫切。由此，在货币自由兑换的环境中，该国货币自动升值。如果为了多种目的如出口的增加进而国内就业岗位的增加等，而对汇率实行控制，会导致国内外游资对本国货币的投机。当前在大量入超的情况下，依据当前的政策背景，人民币无疑仍继续保持缓慢的升值步伐，一方面缓解国际舆论的压力，一方面缓解人民币低估的实际升值压力。但是，这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国际炒家，人民币升值到位仍有一定的路要走。于是，国际资本可以放心地有步骤地流入国内，通过购买具有升值潜力的商品如房地产等坐收渔利。对外资购买房地产的限制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实效并不明显，且就事论事，可归为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之列。就目前而言，我国因外汇储备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的国内福利的巨大损失已成为不争之事实。QDII、QFII以及允许企业和个人用汇额度有一定幅度之增加等措施的实行，毕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当然，一个真实的弹性汇率制度要求国内金融工具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配套，使得国内的交易者可以对冲风险，而不能以金融工具的不成熟作为延迟改革的借口。
汇率的管制也使得利率调控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如果提高利率以控制投资的增速，势必引来投机资金的流入，于是人们对汇率提高的期待日增，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加大。这种状况下，政府调控投资的唯一手段只能是行政命令，命令银行减少贷款，限制市场的投资规模。一方面是市场的不开放导致市场手段局促，一方面是政府不得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的力量加强。政府干预如吸食鸦片，容易上瘾。因为在当前体制条件下，行政命令见效快；而干预的诱惑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封闭程度，市场的封闭又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干预，如此循环往复，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结合当前及长远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经济发展潮流，亟须彻底放弃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政策制定的羁绊。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
责任编辑刘学侠
[关键词] 凯恩斯主义； 利率； 汇率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4-0012-02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关键点。之所以是关键点，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已到了触及硬核的时刻，而在于主导我们改革的思路已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反映到经济改革领域，长期引领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
一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之时，必定是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之时。我国也不例外。1998年以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供给水平，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是刺激供给和调整价格结构所带来的通货膨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诱发了我国经济实际上存在着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1998年采取了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的措施。发行大量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大幅降低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尽管存在着资源配置扭曲、国债使用效率严重低下的问题，然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利于就业的增加和社会的稳定。以资源配置扭曲、使用效率低下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反而继续饮鸩止渴，更加强化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和偏好。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002年下半年，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直到现在过去了四年，投资率之高且与经济增长率严重脱离之怪状只能从投资效率严重低下的角度来解释；市场流动性泛滥，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小幅提升也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再者，国内消费需求仍处于严重不足局面，投资扩张带动的居民收入的短期增加并未推动居民消费的提升，相反，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不下（储蓄率过高是相对于消费率而言）。
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以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为理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思想仍支配着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制定。即使中央政府已经下决心改变以政府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但地方政府在几十年的惯性且不断尝到甜头的政策选择偏好作用下，加之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地方政府往往占有博弈的优势，由此造成中央政府更多地采取行政手段作为惩治地方政府的工具以维护中央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威性，也由此更加重了政府对直接干预经济发展的手段的依赖。2003年下半年中央政府采取两项针对性措施实施宏观调控，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和批租；二是银行系统的资金供给。调控的结果可以从中央连续处理地方政府土地使用违规（如河南大学城项目）、地方政府介入投资而产生的惊人坏账（如贵州微硬盘项目）看出。一些经济学家总以中国特殊之国情来为政府干预经济开脱，认为由于控制大量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存在，而只能选择以政府干预为主的次优选择，而非以市场的价格手段为主要调控工具来驾驭经济的总体进程，甚至对提升利率作为降低经济之扩张规模的手段也持批评态度。倘若仍按照此思路继续下去，最终的结果除了闭关锁国别无他途。当然我们也认同利率和汇率等价格机制在有效的金融市场、健康的金融主体和充分的市场工具背景下会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但是，不能以市场有缺陷或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为由，而认为市场手段不能作为协调经济主体活动进而引导市场预期的主要手段。如果这样来考虑问题，且不说即使不完全的市场中亦有完全按照市场竞争规则运作的经济主体及其经济活动，市场的不完全这一缺陷难道只能靠政府的干预来实现吗？就不能靠市场自身来纠正吗？不相信市场具有自发的自我纠错机制而要求政府积极干预，实际就等同于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而这条路之行不通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
就现阶段来讲，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对于重要的稀缺资源产品的定价行为模式仍不脱于计划经济的窠臼。目前而言，我国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已由市场来决定，而关键的资本的价格仍处于管制之中，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的管制。不可否认，20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成就显著，但关键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处于管制状态。是否为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不受影响等管制目的暂且不论，其最重要的结果是造成了对竞争的限制。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环境，没有一个经过充分竞争考验的时段，在银行业国门打开的时候如何与外资银行竞争将是摆在中资银行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各种规避利率管制的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以及利率管制的最终取缔，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势必受到严重的冲击。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意味着利率波动带来的利率风险的冲击更为频繁，但中资银行等金融市场主体还没有学会像外资银行那样，广泛使用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和利率掉期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手段来规避自身的风险。
也有学者认为，信贷约束软化的存在使得商业银行在不存在存贷款利率限制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恶性竞争，当务之急是硬化预算约束，而当前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已经显得步子迈得比较快了。诚然，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化，是定价体制真正发生变革的必要前提，对于预算软约束的金融机构，价格的信号和杠杆作用是不复存在的。我们这里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机构会出现预算软约束呢？其实这一问题又回到了已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不断提出的一个老问题。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发行上市等一系列改革步伐的根本之向，可以说都是在纠正政府对金融资源过多控制而导致资源使用效率不高，预算约束软化的问题。
外汇市场管制的存在也使得汇率无法反映国民经济自身发展水平。从理论上来讲，一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会吸引愈来愈多的资本的流入，相对来说对该国的货币需求已日益迫切。由此，在货币自由兑换的环境中，该国货币自动升值。如果为了多种目的如出口的增加进而国内就业岗位的增加等，而对汇率实行控制，会导致国内外游资对本国货币的投机。当前在大量入超的情况下，依据当前的政策背景，人民币无疑仍继续保持缓慢的升值步伐，一方面缓解国际舆论的压力，一方面缓解人民币低估的实际升值压力。但是，这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国际炒家，人民币升值到位仍有一定的路要走。于是，国际资本可以放心地有步骤地流入国内，通过购买具有升值潜力的商品如房地产等坐收渔利。对外资购买房地产的限制仅仅具有象征意义，而实效并不明显，且就事论事，可归为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之列。就目前而言，我国因外汇储备成本的增加而导致的国内福利的巨大损失已成为不争之事实。QDII、QFII以及允许企业和个人用汇额度有一定幅度之增加等措施的实行，毕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当然，一个真实的弹性汇率制度要求国内金融工具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配套，使得国内的交易者可以对冲风险，而不能以金融工具的不成熟作为延迟改革的借口。
汇率的管制也使得利率调控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如果提高利率以控制投资的增速，势必引来投机资金的流入，于是人们对汇率提高的期待日增，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加大。这种状况下，政府调控投资的唯一手段只能是行政命令，命令银行减少贷款，限制市场的投资规模。一方面是市场的不开放导致市场手段局促，一方面是政府不得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的力量加强。政府干预如吸食鸦片，容易上瘾。因为在当前体制条件下，行政命令见效快；而干预的诱惑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封闭程度，市场的封闭又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干预，如此循环往复，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结合当前及长远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经济发展潮流，亟须彻底放弃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政策制定的羁绊。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
责任编辑刘学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