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纵观世博会历史,最终盈利的仅占三分之一左右。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由于霍乱和金融危机,最后世博会的收益仅是其开支的六分之一,被认为是19世纪重大的财政失败例子之一。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亏损约16亿美元,但普遍不被看好的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吸引了近2300万人次参与,直接和间接提供了近10万个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大众的信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您觉得主要原因何在?
　　朱大可:我觉得其主要原因,是举办方的财政运作能力的问题。美国人的确比德国人更擅长利用市场经济杠杆来制造盈利点。芝加哥当局采纳并运用了“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策展方案。这种由高级专业团队组成的智囊机构,就是芝加哥人获胜的王牌。
　　《新民周刊》:1855年巴黎世博会虽收取门票,依然亏损了800多万法郎。但1867年巴黎世博会,管委会从地方和公众募集资金,并且把展览场地出租给参展商,赢得利润。最终这一届世博会最终赢利400多万法郎,走出亏损阴影。您是否认为,即使在现在,仅仅依靠门票收入根本无法盈利?在巴黎一共举办了7届世博会,其它几届世博会的盈利亏损情況是怎么样的?
　　朱大可:巴黎世博会每一届的盈亏情况都很不相同。这跟当时的历史状况密切相关。1867年的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家管理委员会由60位工业和经济专家组成,这个专业的团队为拿破仑三世王朝解决了财经难题。此后的几届据说都有所盈利,只有1878年那届出了问题,其亏损高达2870万法郎(约合557万美元),这是因为,法国人在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急于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复兴和强大,这种强烈的政治翻身愿望,最终压倒了盈利诉求。
　　《新民周刊》:您觉得一届世博会要成功举办,除了政府的巨大投入之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减少亏损?
　　朱大可:对于世博举办国来说,把世博当做文化产业,以市场盈利为目标,并且以经济思维指导整个组织工作,才有盈利的可能。
　　《新民周刊》:您觉得举办一届世博会所需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究竟是多少?
　　朱大可:世博会的直接成本,包括园区规划、土地动迁、道路和管道之类的基础建设和主体建筑等等,我认为这还是十分有限的,但那些配套性的城市改造,包括机场、高架道路和地铁的修建、道路两边建筑和商店的形象整容,所耗费的资金,远在直接成本之上。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给出具体的数字,但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