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说，对坏东西的唯一态度就是不用搭理。现在的问题是，当坏东西出现时，人们没有耐心辨别真伪。真相成为奢侈品，流言如病毒。
　　


　　正如特朗普的胜利，有人解读为这既是民主的胜利，也是自由的挫败。民主与自由曾经亲如孪生兄弟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社交媒体让真相成为令人畏惧的事物，而谎言则更像艺术，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
　　马克思年轻时就说过，人们无法表达，只能被表达。但在社交媒体时代，“吃瓜群众”不再接受被代表、被表达的捉弄，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主张，就如潮水一样，来时气势磅礴，散时悄无声息。
　　过去100多年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严谨和专业的、以推动现代文明共同价值观和共识的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如法国大革命中的王冠，被打落在地，无人拾掇。社交媒体驱动的真相和谎言如雾又如电，形成了舆论场的势能差。
　　最新的例子是深圳市民罗尔，因为5岁的女儿罗一笑不幸患白血病，很有可能举家陷入困顿。于是罗先生的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几乎在一夜之间赢得同情并获得200多万元人民币的打赏。
　　讓人跌破眼镜的是，更多的细节随后被披露，如罗尔拥有三套房，如孩子每天的治疗费用并没有文章中写的那样多，再如有营销机构在幕后推动等。一时“吃瓜群众”群情激愤。
　　不能不说这个时代的伟大。一位父亲因为写了一篇爱女患病的感情炽烈、细节动人的文章，轻易就赢得了大家的转发和积极的小额资助。社交媒体的力量，如洪荒之力，又如种子之力，摧枯拉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社交媒体时代的群众善良、热忱，但也一厢情愿、尖酸刻薄，带着深深的偏见，以及与生俱来的傲慢。
　　中产阶层的价值观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中坚力量。一位父亲为爱女写文章筹集未来可能用到的巨额治疗费用，并最大限度地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尊严，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吃瓜群众”更爱看到的故事桥段是父亲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救助爱女，却不愿意接受一位有才情的父亲通过卖文获得人们微薄的打赏，来缓解家庭危机呢？
　　人们的同情心可敬可嘉，应该同情的是孩子的遭遇，因为无论多少钱都挽回不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如果同情心一定要建立在苦難的基础上，那这样的同情心本身就是廉价、脆弱而又卑微的。
　　无论是支持“脱欧”的英国中产，支持特朗普的美国广大中西部的中产，还是像罗尔这样的中产，无论欧盟多么美好，全球化带来多少收益，“打赏”有多少，都无法让他们像二战后20年那样，处于加尔布雷斯说的“丰裕社会”，并拥有这个社会赋予的保障、繁荣、积极向上的安全感。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的剧烈变化、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科技让世界更加美好，但是时代变化太快，有的人赶上来了，有的人还没有回过神来。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中充满忧虑地表示：“在抵达目的地的航程中，中途被抛弃的旅客比最终抵达的要多。”正如拉丁美洲一百年的“哭泣”——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那样，现代科技在带来富有的同时，如何避免人们心中的贫困？
　　最新的消息是，经过腾讯公司、深圳市民政局和罗尔等三方的协商，原来“打赏”给罗尔和小一笑的260多万元人民币原路退回。一场同情心和舆论的反转，让事情回到悲情的原点。没有人在此事件中获益，人们期待看到绿洲，却最终选择了荒漠。
　　塔勒布在其名著《黑天鹅》一书中说，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一条是风险意识及其抗风险的能力。现代社会抗风险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保险。保险的基本原理就是大家筹钱，一旦谁家有难，就用保险金来救助，使得人们享有免于贫困和恐惧的自由。其实，大家对罗尔的“打赏”，不正是事后的一次保险行动吗？
　　这就好比，比尔·盖茨的豪华汽车撞车了，他获得巨额保险赔偿，你不能因此指责说，盖茨你那么有钱，干吗还要花保民的钱？
　　科技带来的富有，不应该让我们陷入内心的贫困。我们的社会，最缺乏的就是中产价值观：免于贫困和恐惧的自由。
　　（子 文摘自《周末画报》2016年第50期，邝 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