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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年一场始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在全世界掀起波澜，各国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虽两年已过，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和前景却依然严峻。对中国而言，在复杂而充满挑战的国际格局中如何通过经济外交的有效作用维护国家经贸和发展利益大局这样一个疑问成为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与动力。本课题通从对日本的经济外交当中贸易摩擦应对机制的分析出发，对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进行了尝试性研究。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外交；经济外交战略
一、课题背景
十七大报告提出，经济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所作为。在不断的实践中，中国经济外交越来越走向成熟与自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鉴于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外交放到一个战略的高度进行深入研究。这既是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和战略理论的一次创新也是危机形势下政策选择机制研究的题中之意。对中国而言，在复杂而充满挑战的国际格局中如何通过经济外交的有效作用维护国家经贸和发展利益大局这样一个疑问成为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与动力。
二、经济外交与经济外交战略
经济外交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以经济为目的，将外交作为手段，把谋求扩大经济利益作为目标；相反，也可以采用认为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对外的什么目标，或依托经济力量来实现的含义。即“经济”是外交的目的，或作为外交的手段。而战略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关系。由此可见，战略既包括目的也内涵手段，当目的既定，就需要实施可操作的手段去达成战略目的，而连接目的和手段的是制度化的运作机制或程序。从目的制定到手段的实施，再到结果的及其分析这样一个可循环的复杂过程和关系构成战略体系。中国外交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定义为：以经济和发展利益为目标，通过一整套高效的机制化或程序化外交运作手段而形成的战略体系明晰的关系网络。归纳起来这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明确经济利益的核心地位。其次，完善高效系统的外交运作手段。然后，明确战略应对机制和具体的政策选择。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
三、日本经济外交战略的案例分析
在国际贸易层面，中国的经济外交大部分是以一种临时应对经济贸易争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轮胎特保案、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在明确了具体的谈判目标和经贸利益之后，中国的经济外交往往在外交手段的具体运作、战略应对机制和政策选择上存在不协调和滞后的现象。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在上述第二和第三方面的运行及系统性衔接上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却在这些方面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案例对中国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机制建设和政策选择上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产省（经济产业省）在日本贸易摩擦应对反应机制中处于中枢位置，被誉为塑造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第一功臣。在历次关于工业品贸易摩擦的国际协调中，通产省官员都成为日方谈判的主角，肩负重要的交涉任务。其下设的特殊机构“法令审查委员会”和众多非正式智囊机构不拘一格地发掘年轻而充满智慧的官员，而日本政府严格维护不对大臣以下岗位的官员实行政治任命的制度确保了通产省在职能的发挥上能享有高度的政治独立性。但通产省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贸易管理和摩擦应对机构，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宏观调控经济手段和对经济的控制力。通产省之所以被评论为“国民经济的想到机构”和“日本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原因在于它掌控了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权力。
在谈到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经验时，学者都会提到自主出口限制对策。即当一国出口威胁到进口国整个国内经济时，进口国以全面贸易限制威胁，引导另一国“自愿”地减少某种商品的出口。当自主出口限制对策成功实施时，它便具有等效的进口配额所具有的经济效益。上世纪70到90年代，日本对美汽车出口的爆炸性增长严重打击美本国汽车工业，仅1977到1981年美国就有30万汽车工人失业。日本由于害怕美国实施严厉的出口限制而“同意”限制汽車出口。美国的汽车生产者利用日本汽车出口限制这段时间降低保本点和提高质量，但是成本的节约并未传递给消费者，而是将巨额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客观上导致了美制汽车价格不断上涨，日本通过出口高价汽车以及加大在美国所谓“移植工厂”投资生产汽车的力度顺势赚取了高额利润。到1991年，日本已经占领了31﹪的美国汽车市场。所以从90年代开始，美国在汽车产业一直没有要求继续签进口自主限制协议。
可以说，日本是国际上应用自主出口限制政策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要想达到自主出口限制政策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对外贸易良性发展的目的，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与企业必须沟通良好，上下协同决策。无疑日本机制是具备了这一必要条件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即作为日本主要贸易管理和摩擦应对机制的通产省同时还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管理部门，履行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的职能，对企业有着强大的控制了，对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此外，通产省内部的审议会制度为政府和企业的交流和共同决策提供了平台支持。而日本将通产省赋予贸易管理、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多种权力，这种制度安排自然决定了日本在应对贸易摩擦时，能够运用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和贸易的自我管理来摆脱贸易摩擦和争端带来的矛盾。中日的对外贸易具有很多相似性，上述案例的诸多特点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引导以及类似的争端应对选择无疑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四、对中国机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国际经济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主要职能集中于商务部，这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不能是因国际争端解决日益跨部门化，需要横向和纵向协调发展的趋势。在当今一些商务和经贸外交谈判和争端的解决需要商务部和其他部门（如外交部、央行、财政部）的横向跨部门协调，不是一个部门能单独有效解决的。国际经验同时表明：经贸争端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需要在政府层面跨部门协调。日本以通产省为主体，外务省经济局、大藏省等省厅相互制约的协调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防止由于一个部门的一言堂而导致国际整体利益受损，同时在对外交涉的具体策略上可以商务部唱黑脸，其他部门唱白脸，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拖延时间，有效改变商务部门自谈判一开始就被对手死死盯住的被动局面。
十七大已经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大部制即为大部门制度。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照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系。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正朝着这一思路在稳步推进，这恰好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上述结论。
五、结语
一个国家必须使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在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考验一个国家是否偏离主航道的试金石，也是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繁荣和富强的重要手段。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上升到战略高度予以研究。从日本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以具体的经贸和商业利益为目的，以通产省为核心的强力部门为主体，以一整套高效的战略应对机制和具体的政策选择当后盾的经济外交战略对其战后“经济奇迹”的创造具有深远影响。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亦当“以日为鉴，面向未来”。因而，本课题的研究是有裨益的。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河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部分资助
关键词：经济危机；经济外交；经济外交战略
一、课题背景
十七大报告提出，经济外交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有所作为。在不断的实践中，中国经济外交越来越走向成熟与自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鉴于经济外交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外交放到一个战略的高度进行深入研究。这既是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和战略理论的一次创新也是危机形势下政策选择机制研究的题中之意。对中国而言，在复杂而充满挑战的国际格局中如何通过经济外交的有效作用维护国家经贸和发展利益大局这样一个疑问成为本课题的研究背景与动力。
二、经济外交与经济外交战略
经济外交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以经济为目的，将外交作为手段，把谋求扩大经济利益作为目标；相反，也可以采用认为以经济为手段，谋求对外的什么目标，或依托经济力量来实现的含义。即“经济”是外交的目的，或作为外交的手段。而战略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深思熟虑形成的关系。由此可见，战略既包括目的也内涵手段，当目的既定，就需要实施可操作的手段去达成战略目的，而连接目的和手段的是制度化的运作机制或程序。从目的制定到手段的实施，再到结果的及其分析这样一个可循环的复杂过程和关系构成战略体系。中国外交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定义为：以经济和发展利益为目标，通过一整套高效的机制化或程序化外交运作手段而形成的战略体系明晰的关系网络。归纳起来这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明确经济利益的核心地位。其次，完善高效系统的外交运作手段。然后，明确战略应对机制和具体的政策选择。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系。
三、日本经济外交战略的案例分析
在国际贸易层面，中国的经济外交大部分是以一种临时应对经济贸易争端危机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轮胎特保案、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在明确了具体的谈判目标和经贸利益之后，中国的经济外交往往在外交手段的具体运作、战略应对机制和政策选择上存在不协调和滞后的现象。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在上述第二和第三方面的运行及系统性衔接上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却在这些方面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的案例对中国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机制建设和政策选择上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通产省（经济产业省）在日本贸易摩擦应对反应机制中处于中枢位置，被誉为塑造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第一功臣。在历次关于工业品贸易摩擦的国际协调中，通产省官员都成为日方谈判的主角，肩负重要的交涉任务。其下设的特殊机构“法令审查委员会”和众多非正式智囊机构不拘一格地发掘年轻而充满智慧的官员，而日本政府严格维护不对大臣以下岗位的官员实行政治任命的制度确保了通产省在职能的发挥上能享有高度的政治独立性。但通产省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贸易管理和摩擦应对机构，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宏观调控经济手段和对经济的控制力。通产省之所以被评论为“国民经济的想到机构”和“日本经济奇迹的创造者”，原因在于它掌控了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权力。
在谈到日本应对日美贸易摩擦经验时，学者都会提到自主出口限制对策。即当一国出口威胁到进口国整个国内经济时，进口国以全面贸易限制威胁，引导另一国“自愿”地减少某种商品的出口。当自主出口限制对策成功实施时，它便具有等效的进口配额所具有的经济效益。上世纪70到90年代，日本对美汽车出口的爆炸性增长严重打击美本国汽车工业，仅1977到1981年美国就有30万汽车工人失业。日本由于害怕美国实施严厉的出口限制而“同意”限制汽車出口。美国的汽车生产者利用日本汽车出口限制这段时间降低保本点和提高质量，但是成本的节约并未传递给消费者，而是将巨额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客观上导致了美制汽车价格不断上涨，日本通过出口高价汽车以及加大在美国所谓“移植工厂”投资生产汽车的力度顺势赚取了高额利润。到1991年，日本已经占领了31﹪的美国汽车市场。所以从90年代开始，美国在汽车产业一直没有要求继续签进口自主限制协议。
可以说，日本是国际上应用自主出口限制政策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要想达到自主出口限制政策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促进对外贸易良性发展的目的，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与企业必须沟通良好，上下协同决策。无疑日本机制是具备了这一必要条件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即作为日本主要贸易管理和摩擦应对机制的通产省同时还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管理部门，履行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政策的职能，对企业有着强大的控制了，对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此外，通产省内部的审议会制度为政府和企业的交流和共同决策提供了平台支持。而日本将通产省赋予贸易管理、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等多种权力，这种制度安排自然决定了日本在应对贸易摩擦时，能够运用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和贸易的自我管理来摆脱贸易摩擦和争端带来的矛盾。中日的对外贸易具有很多相似性，上述案例的诸多特点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引导以及类似的争端应对选择无疑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四、对中国机制建设的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国际经济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的主要职能集中于商务部，这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不能是因国际争端解决日益跨部门化，需要横向和纵向协调发展的趋势。在当今一些商务和经贸外交谈判和争端的解决需要商务部和其他部门（如外交部、央行、财政部）的横向跨部门协调，不是一个部门能单独有效解决的。国际经验同时表明：经贸争端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需要在政府层面跨部门协调。日本以通产省为主体，外务省经济局、大藏省等省厅相互制约的协调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防止由于一个部门的一言堂而导致国际整体利益受损，同时在对外交涉的具体策略上可以商务部唱黑脸，其他部门唱白脸，增加我们的回旋余地，拖延时间，有效改变商务部门自谈判一开始就被对手死死盯住的被动局面。
十七大已经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大部制的改革思路，大部制即为大部门制度。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照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系。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正朝着这一思路在稳步推进，这恰好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上述结论。
五、结语
一个国家必须使以本国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在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考验一个国家是否偏离主航道的试金石，也是维持一个国家持久繁荣和富强的重要手段。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上升到战略高度予以研究。从日本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以具体的经贸和商业利益为目的，以通产省为核心的强力部门为主体，以一整套高效的战略应对机制和具体的政策选择当后盾的经济外交战略对其战后“经济奇迹”的创造具有深远影响。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亦当“以日为鉴，面向未来”。因而，本课题的研究是有裨益的。
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河南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部分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