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约瑟夫·洛·比安科（Joseph Lo Bianco）教授现任教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院，是国际公认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研究专家。1987年，他主持编写了澳大利亚第一部国家语言政策文件；此后，为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制定语言政策；2002年前一直担任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教育委员会主席；201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长，获得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杰出成就奖。此外，他担任了亚太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论坛主席、欧盟语言政策咨询专家、联合国语言与和平研究项目负责人等职务。2014年，他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聘请为语言文字国际高端专家，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密切合作，为中国的语言政策研究提供了帮助和支持。为了解世界语言政策的概况与发展趋势，本刊对比安科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语言政策需要协调好各方利益，处理好大原则和细节的关系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约瑟夫·洛·比安科教授，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刊的专访。您作为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重要制定者，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政策制定的情况。
　　比安科：语言政策的制定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意识地采取明确措施去解决已出现或者预防将要出现的语言问题。首先，澳大利亚最初的语言政策目标旨在使整个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处于一个合理、全面、公平、均衡的状态。这种语言规划需要精细地制定出大原则，指导各种细节问题和规划资源分配。比如，1987年的《国家语言政策》主要确立了四条基本原则：第一，确保英语的主导地位；第二，保护和发展其他语言；第三，提供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服务；第四，提供第二语言学习機会。作为全国性的语言规划政策，需要协调各方利益。首先，要对本国国际贸易、经济往来及外交关系有积极作用。其次，澳大利亚作为移民国家，通过政策实施，要可以克服因语言导致的歧视等问题。再次，为澳大利亚少数族裔提供界定性特征，承认并支持澳大利亚本族语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符号的工具，提高公民口语和书面语的沟通能力，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使公众对于语言有清晰的认识。最后，应鼓励和引导语言使用和学习带来的技术性改变，使语言政策更清晰、更全面。总之，澳大利亚的历史和地缘因素使其语言状况很独特、很复杂、很丰富。本政策将语言视为需要发展的资源，使澳大利亚可以从既复杂又丰富独特的语言环境中获取最大利益。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在语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比安科：语言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比其他很多问题都复杂。很多国家的语言政策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语言政策没有协调好各方利益；二是没有处理好大原则和细节之间的关系。首先，语言政策的制定涉及很多主体。在语言方面，每个人都是专家，每个人自认为了解语言，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和考量。所以，制定语言政策需考虑各方利益，通过协商对话得到各方折中意见，根据各方意见确立大原则。其次，大原则处于语言政策的核心地位，用于各方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实施的细节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调整，但是必须保证遵守最基本的大原则。
　　二、制定语言政策要对语言有深刻认识
　　《世界教育信息》：据了解，您承担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南亚各国语言、教育与社会和谐问题的研究项目。请您结合这些项目，谈谈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实践意义。
　　比安科：我曾为近20个国家制定过语言政策。在我的研究中，我把语言对社会冲突的影响分成两种：一种影响是快速的，显而易见的；一种影响是缓慢的，逐渐渗透的。强制推行某种语言政策，人们的反应可能会很激进，会爆发冲突，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战争。缓慢的影响表现为语言政策实施的不恰当会导致贫穷。例如，在学校，如果老师忽视少数族裔的本族语，不能熟练地使用通用语，通常会导致代际贫穷。具体讲，父母一代饱受贫穷之苦，他们坚信自己的后代通过受教育及自身努力，就可以改变贫穷命运，这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反之，如果他们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在后代身上也看不到希望，长此以往，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由此可见，无论是快速影响还是缓慢影响，语言与经济差距、政治意识形态一样，都是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
　　《世界教育信息》：您做了这么多的语言政策研究，您认为其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安科：制定语言政策，要对语言有深刻的认识。语言是人类最重要、最精密、最基础的交流方式，实际上，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和语言密切相关。在对个人的研究中，语言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儿童思维发展和社会化的核心，是学习和概念形成的基础，是个人的成长方式，是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在对人类群体和文化的研究中，语言同样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解释现实世界的基本方式，是文化演变的基础。在对人类社会和国家的研究中，语言依然处于核心地位，人类社会没有语言将无法想象。语言是人类传承知识和经验的重要载体。在社会研究中，语言是权力的工具，是霸权的工具，也是争取民族解放和自由的工具。语言研究结果表明，若语言相似，语言的使用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若语言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也有不同之处。世界语言千差万别，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也各不相同。语言是文化、艺术、经济和思维的产物，也是重要的表达方式，是人类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因此，语言政策在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跨文化语言学习的优势、挑战因素及破解之道
　　《世界教育信息》：您对跨文化语言学习也深有研究。您认为跨文化语言学习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比安科：澳大利亚的多文化政策基于本国两大基本国情。一是澳大利亚有很多原住民，二是澳大利亚有很多外来移民。首先，原住民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若不能传承下去，就会消失；但外来移民若不使用他们的本族语，他们的语言并不会消失，因为语言会在原来的移民母国使用。虽然两大国情有所不同，但是还应寻求两者的共同之处。我们要保证所有澳大利亚公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无论是中国移民、意大利移民还是越南移民。作为公民，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应无差别，这就是我所说的平等。但是，在社会生活上，要尊重他们的文化差异，允许保留、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政治和经济上，要保证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在文化上，要尊重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保护文化多样性，这是澳大利亚多文化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做法很值得赞赏，虽然汉族人口远远多于少数民族人口，但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却享有与汉族一样的权利。多文化问题若解决不好，则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很多人忽视这一问题的存在。因此，在多民族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各民族的融合，具体来说，公民既享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又可以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依然有些人只强调共性，有些人只强调差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共性和差异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基于自己的文化现状制定多文化政策。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世界，不能回到以前的封闭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倘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融合的时代，在经济上早已成为了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共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找均衡点，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鉴于此问题，各国应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包括语言情况、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等，因地制宜，确立原则，制定出相应的多文化政策。
　　四、中国应该实行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三语政策，在全国和地方层面由各方协商制定
　　《世界教育信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不同语种国家进行交往，您认为中国应该在语言政策方面注意些什么？
　　比安科：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三语政策。首先，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北京，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可以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也就是中国政府所实行的“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其次，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各少数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最后，中国各地区的方言也应受到保护，在一定区域内，应当支持和鼓励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使用当地方言，这一点在中国仍需加强。这在澳大利亚是语言政策中的功能特殊化。具体来看，在澳大利亚，作为通用语的英语、原住民语言、外来民的社会语言各有各的功能，共同存在，互不矛盾。中国在处理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上可借鉴澳大利亚的“功能特殊化”政策。
　　此外，语言政策应该在全国和地方层面共同实施。首先，在国家层面，应制定基本原则，可根据不同地区因地制宜，但是原则须全国统一，无论是在小学，大学，还是在公司，原则始终如一。语言政策的制定应通过各方协商共同完成，包括语言专家、政府部门官员、广大人民群众，各方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从而确立语言政策。其次，语言政策的设立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过程，无论是大原则还是具体到地方的实施步骤，都要先试行，根据试行的结果进行调整，然后再试行、调整，在最终确立之前，要进行反复试行、调整。确立的语言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根据现实变化，每隔几年进行相应的改进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