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两句诗曾道出四川早期历史的特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交待得很清楚，古代四川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原因，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古代四川，巴、蜀是两个重要的古国。巴据说是周朝南土的封国，国君为姬姓（人民百姓则为“南蛮”）。蜀国则历史久远，在传说中，“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姻，资格不算低。后来，蜀国在四川盆地持续发展，但由于地势悬隔，不但不能参加中原列国的竞争，连消息也少通，以致中原人对蜀史了解甚少。四川这一块大地方，长期淹没在历史迷雾之中。
　　我们端详四川的盆地形势，很容易想到一种封闭发展的模式。四川盆地土地肥沃，内空间开阔，是一个又大又好的人类生息的摇篮。盆地里的人们似乎可以不理会外界的事情而过自己的日子。这种封闭的观念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要注意到，四川的封闭，蜀道的艰难，都是相对东方中原人而言，在西方、西南方，四川的交通地理概念则是另一个样子。举两个历史地理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西汉时期，有两条信息促使汉武帝向西南开拓，一条是唐蒙出使南越，吃到一种“枸酱”，一问，只有蜀地才出产枸酱，所以料定有一条道路由蜀中通到番禹（广州）。另外一条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蜀布、筇竹杖，一问，是从身毒（印度）转卖过来的。可见，有一条道路从蜀地通往身毒。这两条信息改变了四川是封闭死角的观念，于是汉武帝决定取道四川，“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并征伐南粤。经若干年的开发经营，汉朝最后在西南设立了七个郡。参与过西南事务的司马迁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西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筇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第二个例子。四川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显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属于甘青地区氐羌民族系统的文化，礼州遗址与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相关。著名的三星堆遗址文化也表现出与甘青地区的深刻联系。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蜀地发展的动能来源，似乎不是一开始即在丰裕富足的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当是资源汇聚的集合处，蜀地文化资源与经济资源，来自四方，而又以盆地西方的南北通道为吸纳转输的动脉。中国西南的横断山系，山高水急，然而其间纵谷平行，是南北的通道。”成都平原西侧的纵向山谷，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甘南、川西向南延伸的藏彝走廊。这条走廊上接青藏高原，下达云贵高原，连接了草原与西南山地。这一带文化面貌复杂，族群种类众多，文化碰撞多，物质交流的需求也多，“成都平原是诸种文化与经济资源辐辏之处，取精用宏，自有其开展发达的动力能源。”“蜀地则是西南地区扇形的扇纽所在，东可与中原不相干涉。未与中原相通以前，蜀国已俨然雄长西南。无论在文化与经济方面，蜀地应是西南之首善。”
　　秦国首先对蜀地的经营，使这个西南首善之区，超越山水阻隔，全面融入秦塞中华。为适应蜀地的多民族特点，秦国在这里创立了建立民族管理特区的先例，这种特区当时称作“道”，主要分布在藏彝民族带的东侧，大多是遵循一条河流延伸，与县的级别相当，“县有蛮夷曰道”。有学者认为，它们之所以称“道”，“当是从实际的交通道路转化”。建立民族特区的办法，一直为后世遵照，在多处地区施行，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特色。
　　“西南首善”在中华世界的地理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当年秦国之所以有力量统一“天下”，得益于蜀地“天府之国”的经济支援。司马迁说：“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后代的历史中，四川在全国地理战略上，或为上游，或为后方，均不可轻视。
　　无论是多元发展，还是一统建制，在这对双翼齐振的中华历史中，四川的贡献是巨大的。今天，在开发西部的战略中，四川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西部的大发展，将导致新的地理格局的出现，西南四川明天会有怎样的人文地理景象，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