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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约三十年前,《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我正好在读高中,看到新的简化字表兴奋不已,两天内把二百多个新简化字记熟,甚至把讨论稿中的六百多个“二简字”也记了一大堆。相比之下,这次教育部、国语委推出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境遇则十分悲惨。虽然该表不过是恢复了51个异体字,还拟对44个汉字“动刀整形”、调整写法,但竟引得舆论鼎沸。看两个汉字方案三十年前后的境遇,实在有人世沧桑之叹。
这次的汉字方案为什么境遇如此悲惨?最大的理由是:时代变了。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人们对用过去行政命令那套手段管语言已经深恶痛绝。
平心而论,恢复51个异体字并非没有道理。这次恢复,是对过去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行政命令的一种消解。
但对语言不能用行政命令进行规范。这并非说语言不需要规范。这一规范权力在哪里?应该在民间。比如,字典的编篡,就是规范语言的最好手段之一。而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发展中”的水平。
举个例子,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古典汉语的最权威辞典,收了五万多个汉字,五十三万词组,几乎穷尽了六万个字左右的汉语。编者诸桥辙次,在1917年到中国学习时为汉字所苦,觉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等要么有字无词,要么对词缺乏界定。他两年后返日,带回二十本汉字的笔记,到1925年应大修馆之约请开始编篡,1941年首卷出版,但随后美军的东京大空袭把他的成果烧毁。战后重起炉灶,最终于1960年出齐。中国只是到了1993年才把同等规模的《汉语大词典》出齐。而这还是1000多位专家组成的大团队集体的成果。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还都以《大汉和辞典》为古典汉语的最高权威,至今仍然不少人抱着这本辞典不放。一个日本人学习外语的笔记,居然比中国举国家之力为自己的语言编篡的字典早了了几十年!
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字从媒介到内容都在变动。网络词汇、外来词汇,每天如滔天之洪水。怎么消化这些词汇?日本的外来语字典每年不停地出。中国的又在哪里?汉语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简繁之争。汉语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消化新词汇,怎么在没有行政命令规范的时代自发地形成规范。这才是面向未来。
这次的汉字方案为什么境遇如此悲惨?最大的理由是:时代变了。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人们对用过去行政命令那套手段管语言已经深恶痛绝。
平心而论,恢复51个异体字并非没有道理。这次恢复,是对过去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行政命令的一种消解。
但对语言不能用行政命令进行规范。这并非说语言不需要规范。这一规范权力在哪里?应该在民间。比如,字典的编篡,就是规范语言的最好手段之一。而在这方面,中国还处于“发展中”的水平。
举个例子,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在不久以前还一直是古典汉语的最权威辞典,收了五万多个汉字,五十三万词组,几乎穷尽了六万个字左右的汉语。编者诸桥辙次,在1917年到中国学习时为汉字所苦,觉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等要么有字无词,要么对词缺乏界定。他两年后返日,带回二十本汉字的笔记,到1925年应大修馆之约请开始编篡,1941年首卷出版,但随后美军的东京大空袭把他的成果烧毁。战后重起炉灶,最终于1960年出齐。中国只是到了1993年才把同等规模的《汉语大词典》出齐。而这还是1000多位专家组成的大团队集体的成果。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西方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还都以《大汉和辞典》为古典汉语的最高权威,至今仍然不少人抱着这本辞典不放。一个日本人学习外语的笔记,居然比中国举国家之力为自己的语言编篡的字典早了了几十年!
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文字从媒介到内容都在变动。网络词汇、外来词汇,每天如滔天之洪水。怎么消化这些词汇?日本的外来语字典每年不停地出。中国的又在哪里?汉语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简繁之争。汉语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消化新词汇,怎么在没有行政命令规范的时代自发地形成规范。这才是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