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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专著《理论之后》中对当今文化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并明确指出了“理论终结论”观点的错误。本文将详细分析理论之后仍需理论的两点原因：1、文化理论有其成就；2、理论并不是走向终结而是急需新的元素加入。最后，本文论述了伊格尔顿对新理论的建构和笔者的反思。
关键词：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文化理论
一.理论之后仍需理论
2003年，伊格尔顿在其专著《理论之后》中宣告了“理论的死亡”，他在书的开篇写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己消失。”i既然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那么理论是否真的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伊格尔顿在书中多次指出文化理论在当今社会的处境十分艰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ii但即便如此，伊格尔顿仍然不准备放弃理论，原因在于：其一，文化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其二，虽然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必将有新的理论出现以适用于新的社会历史环境。因而伊格尔顿也向读者直接表明了心迹：“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iii可见，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之后仍然需要理论，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我的那本书（指《理论之后》）主要是探讨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那些理论中去，由于这些理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iv显然，重新思考并非完全否认理论，而是表明新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需要人们提出新的理论来解决当前甚至未来的问题。
关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一书的主旨是对理论的反思而非“理论终结说”的看法已有大量学者进行了阐释和论证，如张玉勤在其论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中谈到：“伊格尔顿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走向了理论建构，就‘理论之后的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特思考”。v此外，有的学者如汤拥华、周启超等人借助《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来反思当下理论的现状；还有的学者，如周宪、王宁等认为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预示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对理论的未来进行预测。不论是对现有理论的反思还是对未来理论的展望，大部分学者都能清晰地认识到理论并未终结，这一点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就理论之后仍需理论的两点原因作详细阐释。
二.文化理论的成就
伊格尔顿虽然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指明了文化理论的缺陷，但文化理论的成绩绝不能被轻易抹去。这也成为理论之后还需要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文化理论自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理论并不是只有在说明艺术作品时才能实现其价值，事实上，“理论的信徒觉得理论比理论所阐述的艺术作品更令人兴奋”。vi在这里，伊格尔顿举例说明弗洛伊德的著作比C.D.刘易斯的作品更引人入胜，福柯的《词与物》比查尔斯·金斯利的小说更让人爱不释手。理论的确可以也应该用来阐释文学艺术作品，但就理论自身而言也足够让人大开眼界了，文化理论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指导人们从事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也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整个世界。谁也无法将将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等理论仅仅限定在文学艺术领域，事实上，它们的触角已经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会出现越来越的学科和知识交叉点，在这些交叉点上，文化理论不仅能够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也能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
其次，文化研究关注了受排挤的边缘文化。马尔库塞认为受工具理性控制的社会和人类已经沦为单向度的，福柯则关注精神病人和监狱的构造，斯皮瓦克质疑底层人是否真的能说话，如今，所谓的正统文化或主流文化依然成为一种规范，而“规范使人压抑，因为它们把个性迥异的个人塑造成千人一面”。vii人们被诸多的虚假需求所包围，生活在其中却不自知，似乎只有边缘人，疯子，生性执拗者才能逃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管束。因而文化研究以其开阔的胸襟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以期差异性能成为抵抗人类迅速沦为单向度生物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提醒人们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文化理论告诉人们除作品本身以外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还依赖于其他许多因素。文学作品难以成为一个完全脱离社会历史环境的自足体，即便有些理论看重文学作品自身的语言和结构，但那也只是选择性忽略的结果，并不能割断文学作品与现实的事实性联系。随着社会生活日渐受到功利的统治，工具理性牢牢地掌握了人类事物，文化却对纯粹为自己而生存的东西深感欣喜，理论揭示出文化与权力关系背后的奥秘。这时，艺术让我们回想起肉体、感官的存在，给予人们坚持人类成为独特个体的权利，“在市场决定价值的文明体里，随着艺术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文化反而能够将自身的非必要性变成德性”viii，它使得人们还能够在这个被商品侵蚀的世界里为偶发事件、零星的感悟而大声疾呼或感动落泪。
文化理论在20世纪兴盛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可能远不止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谈到的这些，尽管他在肯定文化理论成就的同时也对文化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文化理论的成就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三.未来理论的走向
反驳“理论终结论”的第二个理由是当今社会并非不需要理論，而是需要新的理论。伊格尔顿一方面惋惜“理论黄金时代”的逝去，对当下文化理论的现状深表担优，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投身于新理论的探索与建构。
在反思文化理论的缺陷之时，伊格尔顿重新强调了道德的作用，并提出道德与政治的联合是未来理论发展的方向。伊格尔顿首先指出：“道德最终扎根于我们的身体。”ix身体是道德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有形的躯体是我们和他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可能进行共享的前提。人与人在动物性、生理性上的相似性奠定了人们相互之间产生怜悯之情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怜悯之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道德，而“具有道德的躯体，是我们的物质性与意义和价值交汇之处”。x伊格尔顿在这里以白鼬为例详细阐述了只有与他人拥有相似的物质前提，即身体才有可能相互交流和理解。 同时，伊格尔顿认为人类想要做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或者是获得美好的生活并不仅仅只依靠人的主观感受，即这不是一件个人事务。人类不可能仅仅通过反省来判断自己的生活是否在自由全面地发展，因为要想获得幸福的生活还涉及你如何做的问题，即幸福是一次行动而并非仅仅是一种生活观念。这就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生活置于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去考察，即上文说到的政治。另一个原因是：充分发展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观念，涉及许多因素。伊格尔顿认为人有可能在一方面充分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则存在或多或少的欠缺，更不用说充分发展涉及诸多领域：是否健康、开心；能否与人和谐融洽地相处；是否善解人意、处事灵活等等，这些事情许多不由自身掌握，人们也不能仅凭意志就感到幸福或舒适，“幸福或舒适至少要求一定的社会和物质条件”，“能否过上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独有的一种臻于完善的生活，最终取决于政治”。xi
可见，伊格尔顿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寻求解决文化理论弊端的方法。他在将理论发展的出路诉诸道德的同时仍然强调在政治的广阔空间中去发挥这种效用。没有人能够在饥饿、痛苦和压迫中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因而人的欲望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社会的烙印，而道德也不可能在脱离政治的环境下发挥对人类的教育作用。或者说，如果道德无法在政治环境中产生影响，那么它也将无法拯救那些因技术发展而丢失的人类感官。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给出了他认为的理论出路，他急切地希望文化理论能够从令人窒息的正统观念中挣脱出来，而他做出的一次理论建构的尝试也的确为后人提供了新的启示。伊格尔顿的理论言说对中国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虽然伊格尔顿在其论著中强烈地批判了文化理论的不足，但不得不说文化理论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在延续，也必须延续。一方面，文学艺术作品与它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文化在大到国际竞争小到日常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似剥夺了人们的感受能力，造成了思维的趋同，但从另一个层面考量，技术又何尝不是伴随和服务于文化输出呢？技术背后的操纵者是谁？这是一个值得理论界进一步去研究和阐释的话题。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事物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高，文学艺术的概念似乎也在被不断挑战，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推崇的电影艺术在当时还颇受争议，而如今，网络文学的兴盛，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文学的外延更加宽广，理论不得不借文化的概念将其囊括其中。
但无论如何，理论无法被取代，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的那样，“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不能一望即知”，而它的主要效果是对常识的批判，“即对于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xii的批判，因此，它强烈的思辨性和预示性不仅是人们认识当前世界的工具更起到了警示和指导人们未来生活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3][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4]汤拥华：《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5]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6]张玉勤：《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注 释
i[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ii同上，第2页。
iii同上，第1页。
iv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v张玉勤：《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1期。
vi[英]特里·伊格爾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3页。
vii[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页。
viii同上，第94页。
ix同上，第149页。
x同上，第151页。
xi同上，第124页。
xii[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作者介绍：张世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伊格尔顿 《理论之后》 文化理论
一.理论之后仍需理论
2003年，伊格尔顿在其专著《理论之后》中宣告了“理论的死亡”，他在书的开篇写道：“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己消失。”i既然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那么理论是否真的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伊格尔顿在书中多次指出文化理论在当今社会的处境十分艰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类似种种主义已经风光不再。相反，吸引人的是性。在一批略显狂野的学者身上，对法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于对法式接吻的迷恋”。ii但即便如此，伊格尔顿仍然不准备放弃理论，原因在于：其一，文化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其二，虽然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必将有新的理论出现以适用于新的社会历史环境。因而伊格尔顿也向读者直接表明了心迹：“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iii可见，在伊格尔顿看来，理论之后仍然需要理论，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我的那本书（指《理论之后》）主要是探讨我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那些理论中去，由于这些理论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iv显然，重新思考并非完全否认理论，而是表明新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需要人们提出新的理论来解决当前甚至未来的问题。
关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一书的主旨是对理论的反思而非“理论终结说”的看法已有大量学者进行了阐释和论证，如张玉勤在其论文《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中谈到：“伊格尔顿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走向了理论建构，就‘理论之后的理论’问题提出了独特思考”。v此外，有的学者如汤拥华、周启超等人借助《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来反思当下理论的现状；还有的学者，如周宪、王宁等认为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预示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对理论的未来进行预测。不论是对现有理论的反思还是对未来理论的展望，大部分学者都能清晰地认识到理论并未终结，这一点本文不再赘述。下面主要就理论之后仍需理论的两点原因作详细阐释。
二.文化理论的成就
伊格尔顿虽然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文化理论进行了批判，指明了文化理论的缺陷，但文化理论的成绩绝不能被轻易抹去。这也成为理论之后还需要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文化理论自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理论并不是只有在说明艺术作品时才能实现其价值，事实上，“理论的信徒觉得理论比理论所阐述的艺术作品更令人兴奋”。vi在这里，伊格尔顿举例说明弗洛伊德的著作比C.D.刘易斯的作品更引人入胜，福柯的《词与物》比查尔斯·金斯利的小说更让人爱不释手。理论的确可以也应该用来阐释文学艺术作品，但就理论自身而言也足够让人大开眼界了，文化理论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指导人们从事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也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整个世界。谁也无法将将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等理论仅仅限定在文学艺术领域，事实上，它们的触角已经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会出现越来越的学科和知识交叉点，在这些交叉点上，文化理论不仅能够保持其长久的生命力也能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
其次，文化研究关注了受排挤的边缘文化。马尔库塞认为受工具理性控制的社会和人类已经沦为单向度的，福柯则关注精神病人和监狱的构造，斯皮瓦克质疑底层人是否真的能说话，如今，所谓的正统文化或主流文化依然成为一种规范，而“规范使人压抑，因为它们把个性迥异的个人塑造成千人一面”。vii人们被诸多的虚假需求所包围，生活在其中却不自知，似乎只有边缘人，疯子，生性执拗者才能逃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管束。因而文化研究以其开阔的胸襟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之中，以期差异性能成为抵抗人类迅速沦为单向度生物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提醒人们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文化理论告诉人们除作品本身以外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还依赖于其他许多因素。文学作品难以成为一个完全脱离社会历史环境的自足体，即便有些理论看重文学作品自身的语言和结构，但那也只是选择性忽略的结果，并不能割断文学作品与现实的事实性联系。随着社会生活日渐受到功利的统治，工具理性牢牢地掌握了人类事物，文化却对纯粹为自己而生存的东西深感欣喜，理论揭示出文化与权力关系背后的奥秘。这时，艺术让我们回想起肉体、感官的存在，给予人们坚持人类成为独特个体的权利，“在市场决定价值的文明体里，随着艺术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文化反而能够将自身的非必要性变成德性”viii，它使得人们还能够在这个被商品侵蚀的世界里为偶发事件、零星的感悟而大声疾呼或感动落泪。
文化理论在20世纪兴盛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可能远不止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谈到的这些，尽管他在肯定文化理论成就的同时也对文化理论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但文化理论的成就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三.未来理论的走向
反驳“理论终结论”的第二个理由是当今社会并非不需要理論，而是需要新的理论。伊格尔顿一方面惋惜“理论黄金时代”的逝去，对当下文化理论的现状深表担优，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投身于新理论的探索与建构。
在反思文化理论的缺陷之时，伊格尔顿重新强调了道德的作用，并提出道德与政治的联合是未来理论发展的方向。伊格尔顿首先指出：“道德最终扎根于我们的身体。”ix身体是道德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有形的躯体是我们和他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可能进行共享的前提。人与人在动物性、生理性上的相似性奠定了人们相互之间产生怜悯之情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怜悯之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谈论道德，而“具有道德的躯体，是我们的物质性与意义和价值交汇之处”。x伊格尔顿在这里以白鼬为例详细阐述了只有与他人拥有相似的物质前提，即身体才有可能相互交流和理解。 同时，伊格尔顿认为人类想要做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或者是获得美好的生活并不仅仅只依靠人的主观感受，即这不是一件个人事务。人类不可能仅仅通过反省来判断自己的生活是否在自由全面地发展，因为要想获得幸福的生活还涉及你如何做的问题，即幸福是一次行动而并非仅仅是一种生活观念。这就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生活置于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去考察，即上文说到的政治。另一个原因是：充分发展是一个及其复杂的观念，涉及许多因素。伊格尔顿认为人有可能在一方面充分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则存在或多或少的欠缺，更不用说充分发展涉及诸多领域：是否健康、开心；能否与人和谐融洽地相处；是否善解人意、处事灵活等等，这些事情许多不由自身掌握，人们也不能仅凭意志就感到幸福或舒适，“幸福或舒适至少要求一定的社会和物质条件”，“能否过上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独有的一种臻于完善的生活，最终取决于政治”。xi
可见，伊格尔顿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寻求解决文化理论弊端的方法。他在将理论发展的出路诉诸道德的同时仍然强调在政治的广阔空间中去发挥这种效用。没有人能够在饥饿、痛苦和压迫中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生活在社会之中，因而人的欲望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社会的烙印，而道德也不可能在脱离政治的环境下发挥对人类的教育作用。或者说，如果道德无法在政治环境中产生影响，那么它也将无法拯救那些因技术发展而丢失的人类感官。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给出了他认为的理论出路，他急切地希望文化理论能够从令人窒息的正统观念中挣脱出来，而他做出的一次理论建构的尝试也的确为后人提供了新的启示。伊格尔顿的理论言说对中国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虽然伊格尔顿在其论著中强烈地批判了文化理论的不足，但不得不说文化理论强大的生命力仍然在延续，也必须延续。一方面，文学艺术作品与它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文化在大到国际竞争小到日常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似剥夺了人们的感受能力，造成了思维的趋同，但从另一个层面考量，技术又何尝不是伴随和服务于文化输出呢？技术背后的操纵者是谁？这是一个值得理论界进一步去研究和阐释的话题。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事物更新换代的频率越来越高，文学艺术的概念似乎也在被不断挑战，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推崇的电影艺术在当时还颇受争议，而如今，网络文学的兴盛，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的出现，使得文学的外延更加宽广，理论不得不借文化的概念将其囊括其中。
但无论如何，理论无法被取代，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的那样，“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他不能一望即知”，而它的主要效果是对常识的批判，“即对于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xii的批判，因此，它强烈的思辨性和预示性不仅是人们认识当前世界的工具更起到了警示和指导人们未来生活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3][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4]汤拥华：《伊格尔顿：作为“事件”的文学——从<理论之后>到<文学事件>》，《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
[5]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6]张玉勤：《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注 释
i[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ii同上，第2页。
iii同上，第1页。
iv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v张玉勤：《伊格尔顿<理论之后>的理论言说》[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1期。
vi[英]特里·伊格爾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3页。
vii[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页。
viii同上，第94页。
ix同上，第149页。
x同上，第151页。
xi同上，第124页。
xii[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作者介绍：张世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