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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这两年
2014年4月18日，珠峰发生了一场雪崩事故，遇难者约16人，是三十多年商业珠峰时代里遇难者最多的一年。这一事故对夏尔巴群体的心理冲击很大，导致绝大多数向导停止工作，仅一名美国及一名中国女性登顶（有争议。后者创建了珠峰未来基金，帮助夏尔巴社区发展）。这场海拔5800米的雪崩，埋没的都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以登山向导为生的夏尔巴向导们，最终取消了2014年的珠峰登山活动。
当时，夏尔巴头领之一Tulsi Gurung说：“我们这些向导们22日下午开了一个会，商议取消今年的登山节，以悼念倒下的兄弟们。”此年，中国攀登者张京川、麦子等的珠峰未能登顶，他们本计划在珠峰撒杨春风骨灰作纪念。
最终悲剧远未结束，尼泊尔人笃信的珠峰女神，在2015年又再次袭击了登山者。2015年4月25日，8.1级尼泊尔大地震爆发，在珠峰产生次生灾害，其地震波造成巨大雪崩，使得至少19人（官方统计数字，而登山者认为在40～60人）丧生。这些人大都是在山上修路的夏尔巴，在尼泊尔全国，有超过6000人在地震中遇难，绝大多数在珠峰周边。张京川也未能完成攀登，麦子在雪崩中肋骨骨折受伤。
遇难者中，有一名谷歌公司的美国高管丹·福瑞迪博格（Dan Fredinburg），他登山是为谷歌全景珠峰做项目测绘，这是全球一流高科技公司和地球高峰的连接，丹的故事也为人们所传颂。
2015年的这次大地震对尼泊尔的伤害很深，也影响了不是震中的中国西藏一侧，北坡无人登顶。这是三十多年以来，人类第一次在一个登山季内无人登顶珠峰。
2016年，沉寂两年的珠峰线路恢复了。“珠峰冲顶路上的风特别大，我在心里跟老杨、老饶打了个招呼：‘我又来了，如果对我不满意，你们就留住我嘛；如果你们是我的兄弟，就保佑我安全地下去……’真的很奇妙，不到两个小时，我顺利安全地下到四号营地。不像以前登顶时心很乱，这次很平静专心，一个人的上升下降，没有相熟的队友和兄弟。夏尔巴相距很远……”张京川这样说。
老杨是杨春风，老饶是饶剑峰，他俩在2013年巴基斯坦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被塔利班杀害，张京川是幸存者。杨春风是中国民间登山的标志性人物，一生登顶了14座8000米山峰中的11座。如今距他们离世已三年。
麦子（马丽娅姆）是当年“杨春风高山探险公司”的行政主管。在2016的珠峰登山春季，她与高山沸腾探险公司夏尔巴们，带领四名客户成功登顶珠峰。同时，65岁的夏伯渝惜止于珠峰南侧8700米海拔处。宋玉江等八名中国登山者，则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一春季珠峰登山时间窗口（5月11～24日间，25～26日已经变天，C3以上的路绳已经被埋），西藏的北坡有14名中国登山者，在雅拉香波探险公司22名向导的帮助下登顶。
2016年的珠峰春季，南北两侧登顶人数为220人，这个数字不含夏尔巴及藏族高山向导的200余人。
夏尔巴社会
“今年大家就特别心齐，洛子峰上的夏尔巴一出事，所有的40个登山者二话不说就掉头下撤……”
麦子在登完珠峰后去连登洛子峰（前面营地都是一条线路），她回忆说，“从2008年开始，杨春风和我们与夏尔巴打交道，尤其到2012～2013年，也就是灾年之前，夏尔巴们的抱怨不满已开始显现。” 现代登山管理方面，欧美西方国际商业探险公司是“主”，尼泊尔夏尔巴是“客”即是被雇佣者。然而在传统文化心理方面，夏尔巴是珠峰的主人，外来者则是商业客户、是客人。
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性，一直都存在。2014年及2015年的灾难，把夏尔巴和客户们的冲突，尤其是和西方探险公司的矛盾暴露到最高点。连续两年的珠峰罢工停业，给夏尔巴经济、本土探险公司及旅游以及对西方探险公司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下，尼泊尔夏尔巴人经济地位、登山收入、管理和文化发展、意识观念等，亦随之变化。今天，尼泊尔本土共有超过1600家商业公司，民间登山经济的成长，经历了2014和2015的阵痛，也是一个冲破和打破，夏尔巴的不满在灾难面前有了一个大爆发，爆发之后又恢复了新的连接。
“今年，夏尔巴们的心态和服务观念平和提升了很多，情感、经济差和文化观有所缓和，西方公司提高了待遇和保险条款。”“激进”情绪有所缓解，本土夏尔巴的商业公司也随之成长和发展。
2016年尼泊尔商业珠峰登记注册客户，对比2013年还是下降了10%。由于不少人还是持有2014、2015的登山许可证，因此官方的注册费用收入仅是往年登山季的一半不到。
夏尔巴内部的分工等级也很清晰：普通的背夫，负责大本营及低处营地背负物资；大本营医疗、厨房人员；摄影摄像写作；登顶协作则对技术、体力及经验要求最高。少数来自西方的非商业客户登山者，还在探索着新的难度线路。
7 summit公司由明玛等主导，这是目前尼泊尔商业公司影响最大的本土公司。与之对比的是，西方罗塞尔等明星公司，还维持着最高的商业费用。杨春风生前是在珠峰商业体系中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他去世后，麦子、张伟（杨的翻译）、张京川、宋玉江等中国组织者，和夏尔巴体系继续保持合作。麦子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在尼泊尔注册商业探险公司的中国人。
客户及市场
2016年的尼泊尔方，商业珠峰价格体系在2.6万到6.5万美元之间。据官方统计，最终2016年的尼泊尔珠峰注册人数为298人（不含夏尔巴）。在中国一侧，珠峰的商业管理比较严格，都为西藏登山协会的统一管理及注册，并无国内国际商业自由公司的运作。中国方面的统一价格则为33万人民币（约5万美元出头）。
7 summits公司是尼泊尔目前影响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之一。以它为代表，很多尼泊尔本土向导公司发展迅速，大都走低端市场。“7 summits公司的价位低，更像劳力服务公司。”一名来自国外的商业组织者说。 2014～2015年，自然灾难促进了尼泊尔内部变化，现代夏尔巴人成长起来。本土的夏尔巴商业公司增加，经济生态多元化，但欧美高端商业公司商业模式以西方探险家为主导，聘请有名望夏尔巴为技术协助团队，价格高。本土夏尔巴因管理、市场的原因，处于增长趋势。到2015年形成大爆发。西方公司最终对雇佣夏尔巴让步（佣金提高、抚恤金及保险提高及完善），本土夏尔巴公司成长。一名夏尔巴一个登山季节的收入是3000～8000美元不等，高山冲顶向导、知名夏尔巴最昂贵。
尼泊尔政府对小年龄、残疾者的珠峰注册有了限制，但之前2014～2015年的注册者可沿袭有效期。双腿都是假肢的65岁的夏伯渝，其第四次未能登顶，在中国电视及网络媒体上成为焦点人物。其他的诸多中国商业客户，与很多以往的中国珠峰登顶者一样，在中国社会里扮演着励志形象。如罗静在5月15日登顶珠峰，此前半个月，她完成了安纳普尔娜峰。这次珠峰登顶使她的8000米记录里，已有了9座山峰登顶成绩单。而洛子峰的第二个天气窗口中，因夏尔巴的遇难人们放弃了冲顶，罗静等人也在内。
张京川不喜在媒体方面抛头露面，他的传奇经历与传奇人物杨春风分不开。2013年6月23日，巴基斯坦塔利班杀害了他的队友杨春风、饶剑锋，有过武警特种部队经历的张京川则解开捆绑逃生。
今年的登山春季，全部登顶约220人，平均一名外来登山者配一名协作，欧美日本的极少数自主登山者除外。中国登顶者超过30人，为全球商业登顶者总数的1/7左右，中国客户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关于山难及事故，在2016年的北坡无人发生事故，在南坡遇难人数共为六人，其中五人是珠峰客户，分别是三名印度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丹麦人，另一遇难者就是前文所讲的洛子峰出事的夏尔巴。这些年中尼两侧都有鲁莽者尝试偷登，中方的管理很严格，基本杜绝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而今年依然有西方自由登山者，还在尝试珠峰、洛子地区攀登的新线路、高难线路，如奥地利人的洛子峰新线路等。
山峰两侧
5月11日，九名夏尔巴协作成功登顶珠峰，这意味着路绳的完成。12日，英国客户Kenton Cool、Robert Lucas成为今年春季尼泊尔头两位登顶的商业客户。北坡，商业客户的登顶出现在5月20日。
尼泊尔是小国小政府，喜马拉雅旅游的最大亮点线路产品则是珠峰经济。但相对市场化更自由，如夏伯渝参加的是欧美公司的罗塞尔队（口碑最好的商业公司之一），商业珠峰为尼泊尔带来近2000万美元收入。2014年，旅游业占尼泊尔GDP近10%。在中国侧相对较保守，为西藏的国有公司在运营。当然，珠峰经济对于西藏一侧是微不足道的，登山经济于官方意义不大。因此看上去，中国和尼泊尔的差异性颇明显。在尼泊尔方，印度、泰国、中国等客户则参与低价位的商业公司居多，“除日本以外，亚洲许多登山者还多有侥幸心理，低端消费行为”，欧美公司仍为高端价位的主流。低价位的公司西方也有，尼泊尔本土更多，相对存在更多风险。如没有备份的夏尔巴后援、氧气供给备份有限等。对比中尼两侧商业流水线的管理，尼泊尔走得更前，但相对体量大、更自由、风险也存在。
2014～2015年的创伤，打破了珠峰脆弱的链条。来自西方的登山者尤其商业公司，在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下，在尼泊尔的国情下，提高了夏尔巴的待遇。中国登山者的商业组织者和攀登者，也带领夏尔巴到中国慕士塔格峰来交流。总之，年轻的一代夏尔巴在成长，与西方公司竞争。中国登山者也在学习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会有冲突、差异、交流和成长。这是巨大的进步。
中国这侧来说，珠峰经济微不足道，珠峰登山文化、经济维持现状足矣。不用犯错，或曰不死人即可。尼泊尔夏尔巴的社会在成长，其技术实力是多年前就有的，只是尼泊尔这种封闭式的管理文化进步，也需要意识、文化的前行。
杨春风去世后，麦子的高山沸腾公司为唯一在尼泊尔注册的中国探险公司。她认为，西方公司对中国客户仍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男性客户这几年成长与欧美客户差距缩小很多，女性客户群体则继续发展中。不管如何，中国客户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中国，登顶珠峰在一定社会媒体层面，被传播和说成一个精神标签的努力。从整体客户合格度、客户影响力（客户本身的体力、技术、文化交流力方面），还处于爆发增长及有争议的口碑中。相对来讲。欧美等客户，整体更为成熟一些。不过另一个现象是，今年遇难的没有中国登山者。
珠峰这两年
2014年4月18日，珠峰发生了一场雪崩事故，遇难者约16人，是三十多年商业珠峰时代里遇难者最多的一年。这一事故对夏尔巴群体的心理冲击很大，导致绝大多数向导停止工作，仅一名美国及一名中国女性登顶（有争议。后者创建了珠峰未来基金，帮助夏尔巴社区发展）。这场海拔5800米的雪崩，埋没的都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以登山向导为生的夏尔巴向导们，最终取消了2014年的珠峰登山活动。
当时，夏尔巴头领之一Tulsi Gurung说：“我们这些向导们22日下午开了一个会，商议取消今年的登山节，以悼念倒下的兄弟们。”此年，中国攀登者张京川、麦子等的珠峰未能登顶，他们本计划在珠峰撒杨春风骨灰作纪念。
最终悲剧远未结束，尼泊尔人笃信的珠峰女神，在2015年又再次袭击了登山者。2015年4月25日，8.1级尼泊尔大地震爆发，在珠峰产生次生灾害，其地震波造成巨大雪崩，使得至少19人（官方统计数字，而登山者认为在40～60人）丧生。这些人大都是在山上修路的夏尔巴，在尼泊尔全国，有超过6000人在地震中遇难，绝大多数在珠峰周边。张京川也未能完成攀登，麦子在雪崩中肋骨骨折受伤。
遇难者中，有一名谷歌公司的美国高管丹·福瑞迪博格（Dan Fredinburg），他登山是为谷歌全景珠峰做项目测绘，这是全球一流高科技公司和地球高峰的连接，丹的故事也为人们所传颂。 2015年的这次大地震对尼泊尔的伤害很深，也影响了不是震中的中国西藏一侧，北坡无人登顶。这是三十多年以来，人类第一次在一个登山季内无人登顶珠峰。
2016年，沉寂两年的珠峰线路恢复了。“珠峰冲顶路上的风特别大，我在心里跟老杨、老饶打了个招呼：‘我又来了，如果对我不满意，你们就留住我嘛；如果你们是我的兄弟，就保佑我安全地下去……’真的很奇妙，不到两个小时，我顺利安全地下到四号营地。不像以前登顶时心很乱，这次很平静专心，一个人的上升下降，没有相熟的队友和兄弟。夏尔巴相距很远……”张京川这样说。
老杨是杨春风，老饶是饶剑峰，他俩在2013年巴基斯坦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被塔利班杀害，张京川是幸存者。杨春风是中国民间登山的标志性人物，一生登顶了14座8000米山峰中的11座。如今距他们离世已三年。
麦子（马丽娅姆）是当年“杨春风高山探险公司”的行政主管。在2016的珠峰登山春季，她与高山沸腾探险公司夏尔巴们，带领四名客户成功登顶珠峰。同时，65岁的夏伯渝惜止于珠峰南侧8700米海拔处。宋玉江等八名中国登山者，则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一春季珠峰登山时间窗口（5月11～24日间，25～26日已经变天，C3以上的路绳已经被埋），西藏的北坡有14名中国登山者，在雅拉香波探险公司22名向导的帮助下登顶。
2016年的珠峰春季，南北两侧登顶人数为220人，这个数字不含夏尔巴及藏族高山向导的200余人。
夏尔巴社会
“今年大家就特别心齐，洛子峰上的夏尔巴一出事，所有的40个登山者二话不说就掉头下撤……”
麦子在登完珠峰后去连登洛子峰（前面营地都是一条线路），她回忆说，“从2008年开始，杨春风和我们与夏尔巴打交道，尤其到2012～2013年，也就是灾年之前，夏尔巴们的抱怨不满已开始显现。” 现代登山管理方面，欧美西方国际商业探险公司是“主”，尼泊尔夏尔巴是“客”即是被雇佣者。然而在传统文化心理方面，夏尔巴是珠峰的主人，外来者则是商业客户、是客人。
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性，一直都存在。2014年及2015年的灾难，把夏尔巴和客户们的冲突，尤其是和西方探险公司的矛盾暴露到最高点。连续两年的珠峰罢工停业，给夏尔巴经济、本土探险公司及旅游以及对西方探险公司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下，尼泊尔夏尔巴人经济地位、登山收入、管理和文化发展、意识观念等，亦随之变化。今天，尼泊尔本土共有超过1600家商业公司，民间登山经济的成长，经历了2014和2015的阵痛，也是一个冲破和打破，夏尔巴的不满在灾难面前有了一个大爆发，爆发之后又恢复了新的连接。
“今年，夏尔巴们的心态和服务观念平和提升了很多，情感、经济差和文化观有所缓和，西方公司提高了待遇和保险条款。”“激进”情绪有所缓解，本土夏尔巴的商业公司也随之成长和发展。
2016年尼泊尔商业珠峰登记注册客户，对比2013年还是下降了10%。由于不少人还是持有2014、2015的登山许可证，因此官方的注册费用收入仅是往年登山季的一半不到。
夏尔巴内部的分工等级也很清晰：普通的背夫，负责大本营及低处营地背负物资；大本营医疗、厨房人员；摄影摄像写作；登顶协作则对技术、体力及经验要求最高。少数来自西方的非商业客户登山者，还在探索着新的难度线路。
7 summit公司由明玛等主导，这是目前尼泊尔商业公司影响最大的本土公司。与之对比的是，西方罗塞尔等明星公司，还维持着最高的商业费用。杨春风生前是在珠峰商业体系中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他去世后，麦子、张伟（杨的翻译）、张京川、宋玉江等中国组织者，和夏尔巴体系继续保持合作。麦子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在尼泊尔注册商业探险公司的中国人。
客户及市场
2016年的尼泊尔方，商业珠峰价格体系在2.6万到6.5万美元之间。据官方统计，最终2016年的尼泊尔珠峰注册人数为298人（不含夏尔巴）。在中国一侧，珠峰的商业管理比较严格，都为西藏登山协会的统一管理及注册，并无国内国际商业自由公司的运作。中国方面的统一价格则为33万人民币（约5万美元出头）。
7 summits公司是尼泊尔目前影响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之一。以它为代表，很多尼泊尔本土向导公司发展迅速，大都走低端市场。“7 summits公司的价位低，更像劳力服务公司。”一名来自国外的商业组织者说。
2014～2015年，自然灾难促进了尼泊尔内部变化，现代夏尔巴人成长起来。本土的夏尔巴商业公司增加，经济生态多元化，但欧美高端商业公司商业模式以西方探险家为主导，聘请有名望夏尔巴为技术协助团队，价格高。本土夏尔巴因管理、市场的原因，处于增长趋势。到2015年形成大爆发。西方公司最终对雇佣夏尔巴让步（佣金提高、抚恤金及保险提高及完善），本土夏尔巴公司成长。一名夏尔巴一个登山季节的收入是3000～8000美元不等，高山冲顶向导、知名夏尔巴最昂贵。
尼泊尔政府对小年龄、残疾者的珠峰注册有了限制，但之前2014～2015年的注册者可沿袭有效期。双腿都是假肢的65岁的夏伯渝，其第四次未能登顶，在中国电视及网络媒体上成为焦点人物。其他的诸多中国商业客户，与很多以往的中国珠峰登顶者一样，在中国社会里扮演着励志形象。如罗静在5月15日登顶珠峰，此前半个月，她完成了安纳普尔娜峰。这次珠峰登顶使她的8000米记录里，已有了9座山峰登顶成绩单。而洛子峰的第二个天气窗口中，因夏尔巴的遇难人们放弃了冲顶，罗静等人也在内。
张京川不喜在媒体方面抛头露面，他的传奇经历与传奇人物杨春风分不开。2013年6月23日，巴基斯坦塔利班杀害了他的队友杨春风、饶剑锋，有过武警特种部队经历的张京川则解开捆绑逃生。
今年的登山春季，全部登顶约220人，平均一名外来登山者配一名协作，欧美日本的极少数自主登山者除外。中国登顶者超过30人，为全球商业登顶者总数的1/7左右，中国客户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关于山难及事故，在2016年的北坡无人发生事故，在南坡遇难人数共为六人，其中五人是珠峰客户，分别是三名印度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丹麦人，另一遇难者就是前文所讲的洛子峰出事的夏尔巴。这些年中尼两侧都有鲁莽者尝试偷登，中方的管理很严格，基本杜绝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而今年依然有西方自由登山者，还在尝试珠峰、洛子地区攀登的新线路、高难线路，如奥地利人的洛子峰新线路等。
山峰两侧
5月11日，九名夏尔巴协作成功登顶珠峰，这意味着路绳的完成。12日，英国客户Kenton Cool、Robert Lucas成为今年春季尼泊尔头两位登顶的商业客户。北坡，商业客户的登顶出现在5月20日。
尼泊尔是小国小政府，喜马拉雅旅游的最大亮点线路产品则是珠峰经济。但相对市场化更自由，如夏伯渝参加的是欧美公司的罗塞尔队（口碑最好的商业公司之一），商业珠峰为尼泊尔带来近2000万美元收入。2014年，旅游业占尼泊尔GDP近10%。在中国侧相对较保守，为西藏的国有公司在运营。当然，珠峰经济对于西藏一侧是微不足道的，登山经济于官方意义不大。因此看上去，中国和尼泊尔的差异性颇明显。在尼泊尔方，印度、泰国、中国等客户则参与低价位的商业公司居多，“除日本以外，亚洲许多登山者还多有侥幸心理，低端消费行为”，欧美公司仍为高端价位的主流。低价位的公司西方也有，尼泊尔本土更多，相对存在更多风险。如没有备份的夏尔巴后援、氧气供给备份有限等。对比中尼两侧商业流水线的管理，尼泊尔走得更前，但相对体量大、更自由、风险也存在。
2014～2015年的创伤，打破了珠峰脆弱的链条。来自西方的登山者尤其商业公司，在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下，在尼泊尔的国情下，提高了夏尔巴的待遇。中国登山者的商业组织者和攀登者，也带领夏尔巴到中国慕士塔格峰来交流。总之，年轻的一代夏尔巴在成长，与西方公司竞争。中国登山者也在学习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会有冲突、差异、交流和成长。这是巨大的进步。
中国这侧来说，珠峰经济微不足道，珠峰登山文化、经济维持现状足矣。不用犯错，或曰不死人即可。尼泊尔夏尔巴的社会在成长，其技术实力是多年前就有的，只是尼泊尔这种封闭式的管理文化进步，也需要意识、文化的前行。
杨春风去世后，麦子的高山沸腾公司为唯一在尼泊尔注册的中国探险公司。她认为，西方公司对中国客户仍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男性客户这几年成长与欧美客户差距缩小很多，女性客户群体则继续发展中。不管如何，中国客户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中国，登顶珠峰在一定社会媒体层面，被传播和说成一个精神标签的努力。从整体客户合格度、客户影响力（客户本身的体力、技术、文化交流力方面），还处于爆发增长及有争议的口碑中。相对来讲。欧美等客户，整体更为成熟一些。不过另一个现象是，今年遇难的没有中国登山者。
结语：珠峰上的堂·吉诃德
于每个珠峰登山者，无论客户或是夏尔巴，2016年春天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对于那六个遇难者的家庭来说，他们生命的故事因亲人故去，是一个转折，新一段的人生故事刚刚开始……对于西方技术登山者，他们一直在表白：“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攀登更接近前者。”对于夏尔巴来说，或许艺术、科学毫无意义，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寻求的是生存及经济，当然不少老一代夏尔巴有了收入后，开始止步不前，而新一代夏尔巴则在进步。中国西藏的登山工作者们，也更像一种服务和打工。这是西方世界与东方现实的差异性。
诸多商业珠峰登山者，或许也想追求技术登山高手的这种意境，当然也混杂各种人世间的复杂欲念。在中国的社会发展突进中，开始有些人追求个人的信仰价值。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登山者有一个，那即是杨春风。在当代现实的选择下，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下，杨春风的坚毅及个人自由追求，尤其来之不易—为之所付出的登山代价是其他人所做不出来的，虽然其生命被恐怖邪恶所残害而非山峰。
杨春风在尼泊尔夏尔巴乃至欧美8000米登山领域中，所获得的认可及影响力，不止是所谓的体力、技术、经验的认可。今天尼泊尔夏尔巴、欧美登山者，对杨春风的认同，就是对他个人精神的认同。
珠峰上的堂·吉诃德：无论是商业客户，还是夏尔巴，只要勇于攀登珠峰，每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每人内心里都想成为自己的英雄。只是有的人更想成为别人的英雄而已。
西方的金冰镐奖越来越为人关注，那些来自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登山者，因有一代代前辈的耀眼的光芒及力量，所以他们才能展现出最酷最光华的一面。反观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观念、现实环境，杨春风就是中国堂·吉诃德的存在—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堂·吉诃德。他想寻找自己的乌托邦，艰难或也微不足道，但气势永存、精神不灭。
2014年4月18日，珠峰发生了一场雪崩事故，遇难者约16人，是三十多年商业珠峰时代里遇难者最多的一年。这一事故对夏尔巴群体的心理冲击很大，导致绝大多数向导停止工作，仅一名美国及一名中国女性登顶（有争议。后者创建了珠峰未来基金，帮助夏尔巴社区发展）。这场海拔5800米的雪崩，埋没的都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以登山向导为生的夏尔巴向导们，最终取消了2014年的珠峰登山活动。
当时，夏尔巴头领之一Tulsi Gurung说：“我们这些向导们22日下午开了一个会，商议取消今年的登山节，以悼念倒下的兄弟们。”此年，中国攀登者张京川、麦子等的珠峰未能登顶，他们本计划在珠峰撒杨春风骨灰作纪念。
最终悲剧远未结束，尼泊尔人笃信的珠峰女神，在2015年又再次袭击了登山者。2015年4月25日，8.1级尼泊尔大地震爆发，在珠峰产生次生灾害，其地震波造成巨大雪崩，使得至少19人（官方统计数字，而登山者认为在40～60人）丧生。这些人大都是在山上修路的夏尔巴，在尼泊尔全国，有超过6000人在地震中遇难，绝大多数在珠峰周边。张京川也未能完成攀登，麦子在雪崩中肋骨骨折受伤。
遇难者中，有一名谷歌公司的美国高管丹·福瑞迪博格（Dan Fredinburg），他登山是为谷歌全景珠峰做项目测绘，这是全球一流高科技公司和地球高峰的连接，丹的故事也为人们所传颂。
2015年的这次大地震对尼泊尔的伤害很深，也影响了不是震中的中国西藏一侧，北坡无人登顶。这是三十多年以来，人类第一次在一个登山季内无人登顶珠峰。
2016年，沉寂两年的珠峰线路恢复了。“珠峰冲顶路上的风特别大，我在心里跟老杨、老饶打了个招呼：‘我又来了，如果对我不满意，你们就留住我嘛；如果你们是我的兄弟，就保佑我安全地下去……’真的很奇妙，不到两个小时，我顺利安全地下到四号营地。不像以前登顶时心很乱，这次很平静专心，一个人的上升下降，没有相熟的队友和兄弟。夏尔巴相距很远……”张京川这样说。
老杨是杨春风，老饶是饶剑峰，他俩在2013年巴基斯坦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被塔利班杀害，张京川是幸存者。杨春风是中国民间登山的标志性人物，一生登顶了14座8000米山峰中的11座。如今距他们离世已三年。
麦子（马丽娅姆）是当年“杨春风高山探险公司”的行政主管。在2016的珠峰登山春季，她与高山沸腾探险公司夏尔巴们，带领四名客户成功登顶珠峰。同时，65岁的夏伯渝惜止于珠峰南侧8700米海拔处。宋玉江等八名中国登山者，则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一春季珠峰登山时间窗口（5月11～24日间，25～26日已经变天，C3以上的路绳已经被埋），西藏的北坡有14名中国登山者，在雅拉香波探险公司22名向导的帮助下登顶。
2016年的珠峰春季，南北两侧登顶人数为220人，这个数字不含夏尔巴及藏族高山向导的200余人。
夏尔巴社会
“今年大家就特别心齐，洛子峰上的夏尔巴一出事，所有的40个登山者二话不说就掉头下撤……”
麦子在登完珠峰后去连登洛子峰（前面营地都是一条线路），她回忆说，“从2008年开始，杨春风和我们与夏尔巴打交道，尤其到2012～2013年，也就是灾年之前，夏尔巴们的抱怨不满已开始显现。” 现代登山管理方面，欧美西方国际商业探险公司是“主”，尼泊尔夏尔巴是“客”即是被雇佣者。然而在传统文化心理方面，夏尔巴是珠峰的主人，外来者则是商业客户、是客人。
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性，一直都存在。2014年及2015年的灾难，把夏尔巴和客户们的冲突，尤其是和西方探险公司的矛盾暴露到最高点。连续两年的珠峰罢工停业，给夏尔巴经济、本土探险公司及旅游以及对西方探险公司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下，尼泊尔夏尔巴人经济地位、登山收入、管理和文化发展、意识观念等，亦随之变化。今天，尼泊尔本土共有超过1600家商业公司，民间登山经济的成长，经历了2014和2015的阵痛，也是一个冲破和打破，夏尔巴的不满在灾难面前有了一个大爆发，爆发之后又恢复了新的连接。
“今年，夏尔巴们的心态和服务观念平和提升了很多，情感、经济差和文化观有所缓和，西方公司提高了待遇和保险条款。”“激进”情绪有所缓解，本土夏尔巴的商业公司也随之成长和发展。
2016年尼泊尔商业珠峰登记注册客户，对比2013年还是下降了10%。由于不少人还是持有2014、2015的登山许可证，因此官方的注册费用收入仅是往年登山季的一半不到。
夏尔巴内部的分工等级也很清晰：普通的背夫，负责大本营及低处营地背负物资；大本营医疗、厨房人员；摄影摄像写作；登顶协作则对技术、体力及经验要求最高。少数来自西方的非商业客户登山者，还在探索着新的难度线路。
7 summit公司由明玛等主导，这是目前尼泊尔商业公司影响最大的本土公司。与之对比的是，西方罗塞尔等明星公司，还维持着最高的商业费用。杨春风生前是在珠峰商业体系中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他去世后，麦子、张伟（杨的翻译）、张京川、宋玉江等中国组织者，和夏尔巴体系继续保持合作。麦子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在尼泊尔注册商业探险公司的中国人。
客户及市场
2016年的尼泊尔方，商业珠峰价格体系在2.6万到6.5万美元之间。据官方统计，最终2016年的尼泊尔珠峰注册人数为298人（不含夏尔巴）。在中国一侧，珠峰的商业管理比较严格，都为西藏登山协会的统一管理及注册，并无国内国际商业自由公司的运作。中国方面的统一价格则为33万人民币（约5万美元出头）。
7 summits公司是尼泊尔目前影响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之一。以它为代表，很多尼泊尔本土向导公司发展迅速，大都走低端市场。“7 summits公司的价位低，更像劳力服务公司。”一名来自国外的商业组织者说。 2014～2015年，自然灾难促进了尼泊尔内部变化，现代夏尔巴人成长起来。本土的夏尔巴商业公司增加，经济生态多元化，但欧美高端商业公司商业模式以西方探险家为主导，聘请有名望夏尔巴为技术协助团队，价格高。本土夏尔巴因管理、市场的原因，处于增长趋势。到2015年形成大爆发。西方公司最终对雇佣夏尔巴让步（佣金提高、抚恤金及保险提高及完善），本土夏尔巴公司成长。一名夏尔巴一个登山季节的收入是3000～8000美元不等，高山冲顶向导、知名夏尔巴最昂贵。
尼泊尔政府对小年龄、残疾者的珠峰注册有了限制，但之前2014～2015年的注册者可沿袭有效期。双腿都是假肢的65岁的夏伯渝，其第四次未能登顶，在中国电视及网络媒体上成为焦点人物。其他的诸多中国商业客户，与很多以往的中国珠峰登顶者一样，在中国社会里扮演着励志形象。如罗静在5月15日登顶珠峰，此前半个月，她完成了安纳普尔娜峰。这次珠峰登顶使她的8000米记录里，已有了9座山峰登顶成绩单。而洛子峰的第二个天气窗口中，因夏尔巴的遇难人们放弃了冲顶，罗静等人也在内。
张京川不喜在媒体方面抛头露面，他的传奇经历与传奇人物杨春风分不开。2013年6月23日，巴基斯坦塔利班杀害了他的队友杨春风、饶剑锋，有过武警特种部队经历的张京川则解开捆绑逃生。
今年的登山春季，全部登顶约220人，平均一名外来登山者配一名协作，欧美日本的极少数自主登山者除外。中国登顶者超过30人，为全球商业登顶者总数的1/7左右，中国客户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关于山难及事故，在2016年的北坡无人发生事故，在南坡遇难人数共为六人，其中五人是珠峰客户，分别是三名印度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丹麦人，另一遇难者就是前文所讲的洛子峰出事的夏尔巴。这些年中尼两侧都有鲁莽者尝试偷登，中方的管理很严格，基本杜绝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而今年依然有西方自由登山者，还在尝试珠峰、洛子地区攀登的新线路、高难线路，如奥地利人的洛子峰新线路等。
山峰两侧
5月11日，九名夏尔巴协作成功登顶珠峰，这意味着路绳的完成。12日，英国客户Kenton Cool、Robert Lucas成为今年春季尼泊尔头两位登顶的商业客户。北坡，商业客户的登顶出现在5月20日。
尼泊尔是小国小政府，喜马拉雅旅游的最大亮点线路产品则是珠峰经济。但相对市场化更自由，如夏伯渝参加的是欧美公司的罗塞尔队（口碑最好的商业公司之一），商业珠峰为尼泊尔带来近2000万美元收入。2014年，旅游业占尼泊尔GDP近10%。在中国侧相对较保守，为西藏的国有公司在运营。当然，珠峰经济对于西藏一侧是微不足道的，登山经济于官方意义不大。因此看上去，中国和尼泊尔的差异性颇明显。在尼泊尔方，印度、泰国、中国等客户则参与低价位的商业公司居多，“除日本以外，亚洲许多登山者还多有侥幸心理，低端消费行为”，欧美公司仍为高端价位的主流。低价位的公司西方也有，尼泊尔本土更多，相对存在更多风险。如没有备份的夏尔巴后援、氧气供给备份有限等。对比中尼两侧商业流水线的管理，尼泊尔走得更前，但相对体量大、更自由、风险也存在。
2014～2015年的创伤，打破了珠峰脆弱的链条。来自西方的登山者尤其商业公司，在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下，在尼泊尔的国情下，提高了夏尔巴的待遇。中国登山者的商业组织者和攀登者，也带领夏尔巴到中国慕士塔格峰来交流。总之，年轻的一代夏尔巴在成长，与西方公司竞争。中国登山者也在学习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会有冲突、差异、交流和成长。这是巨大的进步。
中国这侧来说，珠峰经济微不足道，珠峰登山文化、经济维持现状足矣。不用犯错，或曰不死人即可。尼泊尔夏尔巴的社会在成长，其技术实力是多年前就有的，只是尼泊尔这种封闭式的管理文化进步，也需要意识、文化的前行。
杨春风去世后，麦子的高山沸腾公司为唯一在尼泊尔注册的中国探险公司。她认为，西方公司对中国客户仍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男性客户这几年成长与欧美客户差距缩小很多，女性客户群体则继续发展中。不管如何，中国客户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中国，登顶珠峰在一定社会媒体层面，被传播和说成一个精神标签的努力。从整体客户合格度、客户影响力（客户本身的体力、技术、文化交流力方面），还处于爆发增长及有争议的口碑中。相对来讲。欧美等客户，整体更为成熟一些。不过另一个现象是，今年遇难的没有中国登山者。
珠峰这两年
2014年4月18日，珠峰发生了一场雪崩事故，遇难者约16人，是三十多年商业珠峰时代里遇难者最多的一年。这一事故对夏尔巴群体的心理冲击很大，导致绝大多数向导停止工作，仅一名美国及一名中国女性登顶（有争议。后者创建了珠峰未来基金，帮助夏尔巴社区发展）。这场海拔5800米的雪崩，埋没的都是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以登山向导为生的夏尔巴向导们，最终取消了2014年的珠峰登山活动。
当时，夏尔巴头领之一Tulsi Gurung说：“我们这些向导们22日下午开了一个会，商议取消今年的登山节，以悼念倒下的兄弟们。”此年，中国攀登者张京川、麦子等的珠峰未能登顶，他们本计划在珠峰撒杨春风骨灰作纪念。
最终悲剧远未结束，尼泊尔人笃信的珠峰女神，在2015年又再次袭击了登山者。2015年4月25日，8.1级尼泊尔大地震爆发，在珠峰产生次生灾害，其地震波造成巨大雪崩，使得至少19人（官方统计数字，而登山者认为在40～60人）丧生。这些人大都是在山上修路的夏尔巴，在尼泊尔全国，有超过6000人在地震中遇难，绝大多数在珠峰周边。张京川也未能完成攀登，麦子在雪崩中肋骨骨折受伤。
遇难者中，有一名谷歌公司的美国高管丹·福瑞迪博格（Dan Fredinburg），他登山是为谷歌全景珠峰做项目测绘，这是全球一流高科技公司和地球高峰的连接，丹的故事也为人们所传颂。 2015年的这次大地震对尼泊尔的伤害很深，也影响了不是震中的中国西藏一侧，北坡无人登顶。这是三十多年以来，人类第一次在一个登山季内无人登顶珠峰。
2016年，沉寂两年的珠峰线路恢复了。“珠峰冲顶路上的风特别大，我在心里跟老杨、老饶打了个招呼：‘我又来了，如果对我不满意，你们就留住我嘛；如果你们是我的兄弟，就保佑我安全地下去……’真的很奇妙，不到两个小时，我顺利安全地下到四号营地。不像以前登顶时心很乱，这次很平静专心，一个人的上升下降，没有相熟的队友和兄弟。夏尔巴相距很远……”张京川这样说。
老杨是杨春风，老饶是饶剑峰，他俩在2013年巴基斯坦的南迦帕尔巴特峰被塔利班杀害，张京川是幸存者。杨春风是中国民间登山的标志性人物，一生登顶了14座8000米山峰中的11座。如今距他们离世已三年。
麦子（马丽娅姆）是当年“杨春风高山探险公司”的行政主管。在2016的珠峰登山春季，她与高山沸腾探险公司夏尔巴们，带领四名客户成功登顶珠峰。同时，65岁的夏伯渝惜止于珠峰南侧8700米海拔处。宋玉江等八名中国登山者，则从南坡登顶珠峰。这一春季珠峰登山时间窗口（5月11～24日间，25～26日已经变天，C3以上的路绳已经被埋），西藏的北坡有14名中国登山者，在雅拉香波探险公司22名向导的帮助下登顶。
2016年的珠峰春季，南北两侧登顶人数为220人，这个数字不含夏尔巴及藏族高山向导的200余人。
夏尔巴社会
“今年大家就特别心齐，洛子峰上的夏尔巴一出事，所有的40个登山者二话不说就掉头下撤……”
麦子在登完珠峰后去连登洛子峰（前面营地都是一条线路），她回忆说，“从2008年开始，杨春风和我们与夏尔巴打交道，尤其到2012～2013年，也就是灾年之前，夏尔巴们的抱怨不满已开始显现。” 现代登山管理方面，欧美西方国际商业探险公司是“主”，尼泊尔夏尔巴是“客”即是被雇佣者。然而在传统文化心理方面，夏尔巴是珠峰的主人，外来者则是商业客户、是客人。
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性，一直都存在。2014年及2015年的灾难，把夏尔巴和客户们的冲突，尤其是和西方探险公司的矛盾暴露到最高点。连续两年的珠峰罢工停业，给夏尔巴经济、本土探险公司及旅游以及对西方探险公司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下，尼泊尔夏尔巴人经济地位、登山收入、管理和文化发展、意识观念等，亦随之变化。今天，尼泊尔本土共有超过1600家商业公司，民间登山经济的成长，经历了2014和2015的阵痛，也是一个冲破和打破，夏尔巴的不满在灾难面前有了一个大爆发，爆发之后又恢复了新的连接。
“今年，夏尔巴们的心态和服务观念平和提升了很多，情感、经济差和文化观有所缓和，西方公司提高了待遇和保险条款。”“激进”情绪有所缓解，本土夏尔巴的商业公司也随之成长和发展。
2016年尼泊尔商业珠峰登记注册客户，对比2013年还是下降了10%。由于不少人还是持有2014、2015的登山许可证，因此官方的注册费用收入仅是往年登山季的一半不到。
夏尔巴内部的分工等级也很清晰：普通的背夫，负责大本营及低处营地背负物资；大本营医疗、厨房人员；摄影摄像写作；登顶协作则对技术、体力及经验要求最高。少数来自西方的非商业客户登山者，还在探索着新的难度线路。
7 summit公司由明玛等主导，这是目前尼泊尔商业公司影响最大的本土公司。与之对比的是，西方罗塞尔等明星公司，还维持着最高的商业费用。杨春风生前是在珠峰商业体系中影响最大的中国人，他去世后，麦子、张伟（杨的翻译）、张京川、宋玉江等中国组织者，和夏尔巴体系继续保持合作。麦子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在尼泊尔注册商业探险公司的中国人。
客户及市场
2016年的尼泊尔方，商业珠峰价格体系在2.6万到6.5万美元之间。据官方统计，最终2016年的尼泊尔珠峰注册人数为298人（不含夏尔巴）。在中国一侧，珠峰的商业管理比较严格，都为西藏登山协会的统一管理及注册，并无国内国际商业自由公司的运作。中国方面的统一价格则为33万人民币（约5万美元出头）。
7 summits公司是尼泊尔目前影响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之一。以它为代表，很多尼泊尔本土向导公司发展迅速，大都走低端市场。“7 summits公司的价位低，更像劳力服务公司。”一名来自国外的商业组织者说。
2014～2015年，自然灾难促进了尼泊尔内部变化，现代夏尔巴人成长起来。本土的夏尔巴商业公司增加，经济生态多元化，但欧美高端商业公司商业模式以西方探险家为主导，聘请有名望夏尔巴为技术协助团队，价格高。本土夏尔巴因管理、市场的原因，处于增长趋势。到2015年形成大爆发。西方公司最终对雇佣夏尔巴让步（佣金提高、抚恤金及保险提高及完善），本土夏尔巴公司成长。一名夏尔巴一个登山季节的收入是3000～8000美元不等，高山冲顶向导、知名夏尔巴最昂贵。
尼泊尔政府对小年龄、残疾者的珠峰注册有了限制，但之前2014～2015年的注册者可沿袭有效期。双腿都是假肢的65岁的夏伯渝，其第四次未能登顶，在中国电视及网络媒体上成为焦点人物。其他的诸多中国商业客户，与很多以往的中国珠峰登顶者一样，在中国社会里扮演着励志形象。如罗静在5月15日登顶珠峰，此前半个月，她完成了安纳普尔娜峰。这次珠峰登顶使她的8000米记录里，已有了9座山峰登顶成绩单。而洛子峰的第二个天气窗口中，因夏尔巴的遇难人们放弃了冲顶，罗静等人也在内。
张京川不喜在媒体方面抛头露面，他的传奇经历与传奇人物杨春风分不开。2013年6月23日，巴基斯坦塔利班杀害了他的队友杨春风、饶剑锋，有过武警特种部队经历的张京川则解开捆绑逃生。
今年的登山春季，全部登顶约220人，平均一名外来登山者配一名协作，欧美日本的极少数自主登山者除外。中国登顶者超过30人，为全球商业登顶者总数的1/7左右，中国客户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关于山难及事故，在2016年的北坡无人发生事故，在南坡遇难人数共为六人，其中五人是珠峰客户，分别是三名印度人、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丹麦人，另一遇难者就是前文所讲的洛子峰出事的夏尔巴。这些年中尼两侧都有鲁莽者尝试偷登，中方的管理很严格，基本杜绝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而今年依然有西方自由登山者，还在尝试珠峰、洛子地区攀登的新线路、高难线路，如奥地利人的洛子峰新线路等。
山峰两侧
5月11日，九名夏尔巴协作成功登顶珠峰，这意味着路绳的完成。12日，英国客户Kenton Cool、Robert Lucas成为今年春季尼泊尔头两位登顶的商业客户。北坡，商业客户的登顶出现在5月20日。
尼泊尔是小国小政府，喜马拉雅旅游的最大亮点线路产品则是珠峰经济。但相对市场化更自由，如夏伯渝参加的是欧美公司的罗塞尔队（口碑最好的商业公司之一），商业珠峰为尼泊尔带来近2000万美元收入。2014年，旅游业占尼泊尔GDP近10%。在中国侧相对较保守，为西藏的国有公司在运营。当然，珠峰经济对于西藏一侧是微不足道的，登山经济于官方意义不大。因此看上去，中国和尼泊尔的差异性颇明显。在尼泊尔方，印度、泰国、中国等客户则参与低价位的商业公司居多，“除日本以外，亚洲许多登山者还多有侥幸心理，低端消费行为”，欧美公司仍为高端价位的主流。低价位的公司西方也有，尼泊尔本土更多，相对存在更多风险。如没有备份的夏尔巴后援、氧气供给备份有限等。对比中尼两侧商业流水线的管理，尼泊尔走得更前，但相对体量大、更自由、风险也存在。
2014～2015年的创伤，打破了珠峰脆弱的链条。来自西方的登山者尤其商业公司，在相对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下，在尼泊尔的国情下，提高了夏尔巴的待遇。中国登山者的商业组织者和攀登者，也带领夏尔巴到中国慕士塔格峰来交流。总之，年轻的一代夏尔巴在成长，与西方公司竞争。中国登山者也在学习过程中，这一过程必然会有冲突、差异、交流和成长。这是巨大的进步。
中国这侧来说，珠峰经济微不足道，珠峰登山文化、经济维持现状足矣。不用犯错，或曰不死人即可。尼泊尔夏尔巴的社会在成长，其技术实力是多年前就有的，只是尼泊尔这种封闭式的管理文化进步，也需要意识、文化的前行。
杨春风去世后，麦子的高山沸腾公司为唯一在尼泊尔注册的中国探险公司。她认为，西方公司对中国客户仍存在某种程度的偏见，男性客户这几年成长与欧美客户差距缩小很多，女性客户群体则继续发展中。不管如何，中国客户在尼泊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中国，登顶珠峰在一定社会媒体层面，被传播和说成一个精神标签的努力。从整体客户合格度、客户影响力（客户本身的体力、技术、文化交流力方面），还处于爆发增长及有争议的口碑中。相对来讲。欧美等客户，整体更为成熟一些。不过另一个现象是，今年遇难的没有中国登山者。
结语：珠峰上的堂·吉诃德
于每个珠峰登山者，无论客户或是夏尔巴，2016年春天的故事已经结束了。但对于那六个遇难者的家庭来说，他们生命的故事因亲人故去，是一个转折，新一段的人生故事刚刚开始……对于西方技术登山者，他们一直在表白：“在艺术与科学之间，攀登更接近前者。”对于夏尔巴来说，或许艺术、科学毫无意义，他们这些年来一直寻求的是生存及经济，当然不少老一代夏尔巴有了收入后，开始止步不前，而新一代夏尔巴则在进步。中国西藏的登山工作者们，也更像一种服务和打工。这是西方世界与东方现实的差异性。
诸多商业珠峰登山者，或许也想追求技术登山高手的这种意境，当然也混杂各种人世间的复杂欲念。在中国的社会发展突进中，开始有些人追求个人的信仰价值。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登山者有一个，那即是杨春风。在当代现实的选择下，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下，杨春风的坚毅及个人自由追求，尤其来之不易—为之所付出的登山代价是其他人所做不出来的，虽然其生命被恐怖邪恶所残害而非山峰。
杨春风在尼泊尔夏尔巴乃至欧美8000米登山领域中，所获得的认可及影响力，不止是所谓的体力、技术、经验的认可。今天尼泊尔夏尔巴、欧美登山者，对杨春风的认同，就是对他个人精神的认同。
珠峰上的堂·吉诃德：无论是商业客户，还是夏尔巴，只要勇于攀登珠峰，每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每人内心里都想成为自己的英雄。只是有的人更想成为别人的英雄而已。
西方的金冰镐奖越来越为人关注，那些来自西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登山者，因有一代代前辈的耀眼的光芒及力量，所以他们才能展现出最酷最光华的一面。反观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观念、现实环境，杨春风就是中国堂·吉诃德的存在—因为这个国家本来就没有堂·吉诃德。他想寻找自己的乌托邦，艰难或也微不足道，但气势永存、精神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