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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方法是学者们在治学过程中所采用的发现——研究——解决问题，以获得治学成果的手段、方式、方法的总称。换句话说，它是学者认识客观事物的“主观手段”、“有效工具”和“软件”，是学者探求科学真理的必要“途径”。治学方法实际上是客观事物的内部关系及其规律的反映，是学者对客观规律的自觉应用。
治学方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治学客体的制约性明显；治学主体的个性化色彩浓厚；在治学过程中治学方法大都呈阶段性、阶梯性演进状况。治学方法对治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治学方法是推动科学进步、促进科学发展的持久因素之一。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和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是一句空话。”治学方法就是完成治学任务的“桥和船”。著名学者斯蒂芬·梅森说：“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对人类的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两位哲人的论断可以使我们从治学方法本身的功能、从治学方法与特殊理论相比，两个方面深刻认识治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现代治学方法论从属于现代科学方法论，它们都是开放的、包容性强的方法论体系，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其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它们都应与时俱进，以革新的精神，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它们将随着科学研究从平面研究向立体研究的深化、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发展，从封闭研究向开放式研究转变，从单向研究到注意双向反馈研究，会日臻完善，日趋完备。治学方法，具体来讲，学者们总结的很多。在这里，我们先概括出如下几种主要治学方法，并加以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总结，以弥补以往总结的严重不足，并以此抛砖引玉推动关于治学方法的进一步开拓性研究，从而建立现代科学的治学方法论。
一、紧扣问题治学法的性质和意义
紧扣问题治学法，就是始终紧紧围绕选定的学术问题从事治学活动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实际上就是矛盾。这里的矛盾是一个哲学范畴，它反映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也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学术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矛盾，就是具有学术探求价值的问题。学术问题种类繁多。若从总体上看，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需要靠科研解决的工农业等的各种实际问题；一类是需要靠科研探求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各种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就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有的属于多学科的。学术问题跟科研课题不同。学术问题，是需要探求和解决的疑难问题和创新问题；科研课题，是科研的题目，它大致确定了科研的方向和范围；科研课题的完成，实际上需要落实在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课题和学术问题具有一致性。显然，如把学术问题等同于科研课题是不够科学的。
紧扣问题治学法，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其一，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科学始于问题。科研问题，或是学术根苗，随着学术根苗茁壮成长，就会长成治学的参天大树；科研问题，或是突破的学术重心，随着学术重心的不断突破，就会创新和发展治学成果；科研问题、或是补正的缺误，随着学术补正的不断充实，就会完善、更新治学成果。因此，紧扣问题治学法，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核心方法。它的这种“主要的”、“核心的”作用，是其他治学方法无法替代的。换句话说，在其他治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经常结合运用着这种方法。其二，掌握和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是杰出的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这是因为：“在科学界的精英中，科学修养的主要标准是能否抓住‘重要问题’和能否想出新的解决方法。艰深的问题和巧妙的解决方法，常常成为区别是否是杰出科学家的标志。”
二、紧扣问题治学法的特点
经综合考察，我们认为，紧扣问题治学法具有下列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把“提出问题”看成“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认为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问题的形成”，由此可见，“问题形成”的关键作用。创造学认为；学术创造力是面向问题的和未来的；创造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它的目标始终是指向问题的。这说明，在创造过程中，“问题意识”会贯穿始终，这被无数创造过程所证实。同样，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的过程，就是始终贯穿“问题意识”的过程。这同样被无数学术研究过程所证实。
其二，明显地依照“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三步骤展开治学活动。胡适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就包含着“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这样三个步骤。胡适先生说：“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要重要。”从胡适先生研究《红楼梦》的题材、研究《醒世姻缘》的作者等治学实践看，他的研究完全是按着“三步骤”进行的。只是他更看重发现问题后提出的“大胆假设”，分析、解决问题时的“小心求证”。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大胆”和“小心”。所谓“大胆”，就是“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多方假设，精心抉择。这是每一个有作为的学者必须具有的学术勇气；否则，他的治学才华就会被埋没。所谓“小心”，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做出谨慎的考证，得出难以更改的结论。
其三，证据尤为突出和重要。在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中，证据处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大致来讲，证据不外乎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即材料依据。两个依据相较，材料依据尤其重要。举例来说，清儒把学问分为“义理”即观点、见解，“考据”即材料和说明、解释，“词章”即章法和文采三门。考据的神髓就是“无证不信”。考据之风大盛于清乾嘉时代，遂形成乾嘉学派。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到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点：“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人为不德”；“凡采用归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他还谈到：“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估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先生的总括，恰好是清代正统派的优良传统，它说明乾嘉学派极端重视“无证不信”。这里，勿需评说“考据学”的功过，但“无证不信”的传统、重实证的精神，应为各类研究借鉴。为此，学者要以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竭泽而渔”的魄力搜集资料，尽力追求广征博引，巨细不遗。
三、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指导思想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深入研究、认真思考，对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我们将采用理论升华法做出如下主要总结。
其一，以问题为起点的古今治学经验是产生并形成问题治学法的学术实践基础。我国古今的治学经验，是无比丰富的治学宝库。只要仔细审视并加以总结，就会为建立现代的治学方法论提供充足的学理基础。比如，考证和批评是中国传 统的文学批评的两翼。古代的文学批评，经常采用实证式研究，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始终贯穿在版本文字的校勘、典故词语的训注、名物本事的考索乃至纂录年谱、察辨佚著等，这种对于各种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等，无疑是值得总结的。
又如，关于史前原始汉语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此，近几十年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假说，并借助考古发现、体质人类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做出了论证。其中，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一元分化”说，这种观点主要认为中原汉语向周边地区扩布而分化成各种地域方言。一是李葆嘉先生提出的“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说，其主要看法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存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及其三大原始语言，即青莲岗文化及原始南岛语、仰韶文化及原始藏缅语、北方细石器文化及原始阿尔泰语，原始华夏汉语是多种来源的语言文化的混合交融产生的。相比较而言，“三元混成”说比“一元分化”说更具说服力，但它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这类以问题为始终点的成功的治学经验不胜枚举，有待不断认真探索，不断加以理论总结。
其二，以问题为起点的古今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是问题治学法产生并形成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论指出，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源于客观实际，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的科技发展历史无不证明：科技的每一步进展，每一个重大发明，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对各类科技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都是诸多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因此，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从更广更深的层面，为问题治学法的产生并形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哲学基础。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来理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就会真正理解问题治学法具有广泛适应性这个重要特点。
其三，以问题为起点的认识路线及其产物，是问题治学法产生并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明确指出：正确的认识必须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认识路线；否则，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因而，问题治学法总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按着“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进行。在21世纪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两本通俗理论读物，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对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看”重大问题，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力的回答。这样的理论研究成果，不仅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读物，成为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资料，还为学者进一步理解问题治学法的认识论基础提供了最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当代深度阐释。由此可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问题治学法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并熟练地应用问题治学法应注重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努力加强“问题意识”的培养。前面已经谈到：掌握和应用问题治学法，是学者必备的素质；“问题意识”贯穿科研过程的始终。由此足见，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因此，努力培养“问题意识”是学者们必修的科研学识。为此，一要带着“质疑”的眼光观察、调查备选的材料；二要培养“发见”的能力。郭沫若先生曾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其实，“问题意识”，就是“发现”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在治学中反复锻炼。
其二，找问题，要在“切实”二字上下功夫。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假问题、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实际问题”，更不能是为追求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而杜撰的问题。有真问题才有真学术。找问题，应以“切实”为根本要求，做研究起点。否则，开放的探求，深化的锐意，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霍先生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名言，以“真”为创新的基石，对上世纪60年代前后曾一度流行的、貌似真理的抒情诗的形象是诗人的“自我形象”、“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等，进行了科学的批评，阐述了独到的精辟见解，为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既要紧扣问题，又要紧扣检验。紧扣问题，很明显是指发现真问题，精深地分析问题，出色地解决问题；紧扣检验，主要是检验假说(相当于论点)的可行性、科学性、创造性，检验论证的正确性、明晰性、充足性，检验研究结束后的所有鉴定、评价和反思等。如果抓住这两个“紧扣”，问题治学法就会在治学中大显身手。
治学方法具有三个主要特征：治学客体的制约性明显；治学主体的个性化色彩浓厚；在治学过程中治学方法大都呈阶段性、阶梯性演进状况。治学方法对治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治学方法是推动科学进步、促进科学发展的持久因素之一。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和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是一句空话。”治学方法就是完成治学任务的“桥和船”。著名学者斯蒂芬·梅森说：“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对人类的价值观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两位哲人的论断可以使我们从治学方法本身的功能、从治学方法与特殊理论相比，两个方面深刻认识治学方法的重要作用。现代治学方法论从属于现代科学方法论，它们都是开放的、包容性强的方法论体系，都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其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它们都应与时俱进，以革新的精神，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它们将随着科学研究从平面研究向立体研究的深化、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发展，从封闭研究向开放式研究转变，从单向研究到注意双向反馈研究，会日臻完善，日趋完备。治学方法，具体来讲，学者们总结的很多。在这里，我们先概括出如下几种主要治学方法，并加以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总结，以弥补以往总结的严重不足，并以此抛砖引玉推动关于治学方法的进一步开拓性研究，从而建立现代科学的治学方法论。
一、紧扣问题治学法的性质和意义
紧扣问题治学法，就是始终紧紧围绕选定的学术问题从事治学活动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问题实际上就是矛盾。这里的矛盾是一个哲学范畴，它反映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也就是说，它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差别和对立。学术问题实际上就是学术矛盾，就是具有学术探求价值的问题。学术问题种类繁多。若从总体上看，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需要靠科研解决的工农业等的各种实际问题；一类是需要靠科研探求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各种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就是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有的属于多学科的。学术问题跟科研课题不同。学术问题，是需要探求和解决的疑难问题和创新问题；科研课题，是科研的题目，它大致确定了科研的方向和范围；科研课题的完成，实际上需要落实在诸多学术问题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科研课题和学术问题具有一致性。显然，如把学术问题等同于科研课题是不够科学的。
紧扣问题治学法，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其一，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指出：科学始于问题。科研问题，或是学术根苗，随着学术根苗茁壮成长，就会长成治学的参天大树；科研问题，或是突破的学术重心，随着学术重心的不断突破，就会创新和发展治学成果；科研问题、或是补正的缺误，随着学术补正的不断充实，就会完善、更新治学成果。因此，紧扣问题治学法，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要方法、核心方法。它的这种“主要的”、“核心的”作用，是其他治学方法无法替代的。换句话说，在其他治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经常结合运用着这种方法。其二，掌握和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是杰出的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这是因为：“在科学界的精英中，科学修养的主要标准是能否抓住‘重要问题’和能否想出新的解决方法。艰深的问题和巧妙的解决方法，常常成为区别是否是杰出科学家的标志。”
二、紧扣问题治学法的特点
经综合考察，我们认为，紧扣问题治学法具有下列几个主要特点：
其一，“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把“提出问题”看成“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认为科学工作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问题的形成”，由此可见，“问题形成”的关键作用。创造学认为；学术创造力是面向问题的和未来的；创造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它的目标始终是指向问题的。这说明，在创造过程中，“问题意识”会贯穿始终，这被无数创造过程所证实。同样，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的过程，就是始终贯穿“问题意识”的过程。这同样被无数学术研究过程所证实。
其二，明显地依照“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三步骤展开治学活动。胡适先生提倡的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就包含着“发现——分析——解决”问题这样三个步骤。胡适先生说：“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要重要。”从胡适先生研究《红楼梦》的题材、研究《醒世姻缘》的作者等治学实践看，他的研究完全是按着“三步骤”进行的。只是他更看重发现问题后提出的“大胆假设”，分析、解决问题时的“小心求证”。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大胆”和“小心”。所谓“大胆”，就是“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多方假设，精心抉择。这是每一个有作为的学者必须具有的学术勇气；否则，他的治学才华就会被埋没。所谓“小心”，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做出谨慎的考证，得出难以更改的结论。
其三，证据尤为突出和重要。在应用紧扣问题治学法中，证据处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大致来讲，证据不外乎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即材料依据。两个依据相较，材料依据尤其重要。举例来说，清儒把学问分为“义理”即观点、见解，“考据”即材料和说明、解释，“词章”即章法和文采三门。考据的神髓就是“无证不信”。考据之风大盛于清乾嘉时代，遂形成乾嘉学派。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到清代正统派的学风的几个特点：“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人为不德”；“凡采用归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他还谈到：“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估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梁先生的总括，恰好是清代正统派的优良传统，它说明乾嘉学派极端重视“无证不信”。这里，勿需评说“考据学”的功过，但“无证不信”的传统、重实证的精神，应为各类研究借鉴。为此，学者要以季羡林先生所说的“竭泽而渔”的魄力搜集资料，尽力追求广征博引，巨细不遗。
三、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指导思想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经过深入研究、认真思考，对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我们将采用理论升华法做出如下主要总结。
其一，以问题为起点的古今治学经验是产生并形成问题治学法的学术实践基础。我国古今的治学经验，是无比丰富的治学宝库。只要仔细审视并加以总结，就会为建立现代的治学方法论提供充足的学理基础。比如，考证和批评是中国传 统的文学批评的两翼。古代的文学批评，经常采用实证式研究，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始终贯穿在版本文字的校勘、典故词语的训注、名物本事的考索乃至纂录年谱、察辨佚著等，这种对于各种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态度和方法等，无疑是值得总结的。
又如，关于史前原始汉语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此，近几十年学术界提出了一些不同的假说，并借助考古发现、体质人类学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果，做出了论证。其中，有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一元分化”说，这种观点主要认为中原汉语向周边地区扩布而分化成各种地域方言。一是李葆嘉先生提出的“华夏汉语三元混成发生”说，其主要看法是：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存在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及其三大原始语言，即青莲岗文化及原始南岛语、仰韶文化及原始藏缅语、北方细石器文化及原始阿尔泰语，原始华夏汉语是多种来源的语言文化的混合交融产生的。相比较而言，“三元混成”说比“一元分化”说更具说服力，但它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进一步丰富完善。这类以问题为始终点的成功的治学经验不胜枚举，有待不断认真探索，不断加以理论总结。
其二，以问题为起点的古今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是问题治学法产生并形成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论指出，任何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源于客观实际，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的科技发展历史无不证明：科技的每一步进展，每一个重大发明，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对各类科技矛盾问题的妥善解决，都是诸多关于矛盾问题的研究成果的积累。因此，科技发展的客观事实，从更广更深的层面，为问题治学法的产生并形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哲学基础。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广度和深度来理解问题治学法的形成基础，就会真正理解问题治学法具有广泛适应性这个重要特点。
其三，以问题为起点的认识路线及其产物，是问题治学法产生并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明确指出：正确的认识必须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认识路线；否则，就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因而，问题治学法总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按着“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三个步骤进行。在21世纪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专家学者撰写的《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七个“怎么看”——理论热点面对面·2010》两本通俗理论读物，紧密联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对六个“为什么”、七个“怎么看”重大问题，以鲜明的观点、深入的分析、生动的事例、透彻的说理，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有力的回答。这样的理论研究成果，不仅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读物，成为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资料，还为学者进一步理解问题治学法的认识论基础提供了最现实的、最有说服力的当代深度阐释。由此可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问题治学法的认识论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
四、紧扣问题治学法的应用
成功并熟练地应用问题治学法应注重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努力加强“问题意识”的培养。前面已经谈到：掌握和应用问题治学法，是学者必备的素质；“问题意识”贯穿科研过程的始终。由此足见，培养“问题意识”的重要意义。因此，努力培养“问题意识”是学者们必修的科研学识。为此，一要带着“质疑”的眼光观察、调查备选的材料；二要培养“发见”的能力。郭沫若先生曾说：“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中寻出金。”其实，“问题意识”，就是“发现”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需要在治学中反复锻炼。
其二，找问题，要在“切实”二字上下功夫。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假问题、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实际问题”，更不能是为追求名人效应、轰动效应而杜撰的问题。有真问题才有真学术。找问题，应以“切实”为根本要求，做研究起点。否则，开放的探求，深化的锐意，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霍松林先生的学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霍先生信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名言，以“真”为创新的基石，对上世纪60年代前后曾一度流行的、貌似真理的抒情诗的形象是诗人的“自我形象”、“题材无差别论”和“题材决定论”等，进行了科学的批评，阐述了独到的精辟见解，为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既要紧扣问题，又要紧扣检验。紧扣问题，很明显是指发现真问题，精深地分析问题，出色地解决问题；紧扣检验，主要是检验假说(相当于论点)的可行性、科学性、创造性，检验论证的正确性、明晰性、充足性，检验研究结束后的所有鉴定、评价和反思等。如果抓住这两个“紧扣”，问题治学法就会在治学中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