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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机构善堂，是潮汕文化特有的现象。自明清起，善堂便开始施医赠药、救贫济困、养老育婴。
在这里，世俗世界与宗教信仰并存，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同在，杂糅着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维系着善堂文化世代相传。
201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八，汕头市存心善堂里一片喧嚣。
暮色之下，几盏白灯灼得晃眼，善堂外的空地上摆上了一圈供桌，金黄的绸布衬托着。一筐筐脐橙，花篮簇拥在香烛和排位前，几百名善众们往来如织，每人一个蒲团，一本经书。
伴随着梵呗之音，善众们鱼贯而入，合掌、叩拜、上香。
这是存心善堂的贡天法会，从当晚8点到12点，善众们聚集在此听经师诵经，拜天地父母。
善众们以老人、女人居多。其中穿着赭色长袍的善众们是皈依的信徒，星星点点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这一场景在潮汕地区几乎延续千年。北宋时期大峰和尚做善事，潮郡内潮阳邑和平里的乡民为感念释大峰的善举而建报德堂，并将其供奉为祖师。从那时起，善堂就在潮汕地区兴盛起来。
善堂不仅做善事，更是从一开始和潮汕地区居民的生活、信仰以及恐惧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潮汕习俗、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包括逢年过节举办祈福、祭祖法会。
初八这天，人们赶往贡天法会，络绎不绝的人群并非只信仰大峰祖师，有的信佛，有的信诸神，甚至有人信齐天大圣。佛、道、神混杂的多神信仰在潮汕地区尤为普遍。
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机构善堂，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这里，世俗世界与宗教信仰并存，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同在，杂糅着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维系着善堂文化世代相传。
百年存心善堂
明末清初，在潮汕地区，民间善会风行，善堂林立，当时的善堂不属宗教团体或某一家族，多属地方绅衿商人等集资合办和管理的慈善机构。
善堂的形式延续到1899年成立的存心善堂，依然保持原有理念，均奉祀神、佛以及大峰祖师，平时主要活动为诵经礼佛、超度亡魂、施医赠药、赈灾济贫为主。
存心善堂的成立缘起于当年汕头鼠疫，潮阳棉城棉安善堂社员赵进华到汕头埠打工，看到汕头埠街边无人收埋的贫民遗尸很多，便从棉安善堂念佛社请来了大峰祖师木雕像，并由士绅李泰丰出面向当时的同济外局借地，设坛办起存心善堂念佛社。后由元兴洋行的商人倡导，汕头埠四十八家商界名流支持下，于1901年正式得到官方批准，历时三年落成了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存心善堂。
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善堂蓬勃发展。据现存文献的不完全统计，除报德古堂外，从光绪二年（1876）到民国期间，潮汕各地的这类善堂总数在161所以上。现存堂址可考且仍然继续有活动的善堂，还有42间之多。它们绝大多数是奉敬大峰祖师，但也有个别奉敬吕祖、天后圣母、华陀仙师、齐天大圣等。
此时，潮汕善堂也由移民海外的潮人传播至各地的潮人聚居区。远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潮人居住的地区都设有善堂，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座。潮汕籍华侨在泰国创办的报德善堂便是存心善堂同根同源的兄弟善堂，办有大学、医院、公墓等多项公共福利事业，在泰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初，存心善堂名列汕头善堂之首。它根据时代需要，先后成立了水龙局、医院、儿童教养院、学校、施粥局、掩埋队、救护队、义山等一系列救助机构，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存心善堂险些毁于一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神祠存废标准》，潮汕善堂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场所，下令予以废除。
为解除这一危机，当时汕头善堂之首的存心善堂董事詹天眼，召集潮汕各地的善堂代表们开会商议对策。
54座善堂善社联名向当局上书请愿，善众们结合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废除标准，列举证明潮汕善堂不是迷信场所，而是为弘扬大峰祖师精神而创办的慈善组织。由潮汕善堂体系在汕头存心善堂与潮阳棉安善堂的主导，大峰祖师保护运动抗争持续了一年。
终于，国民政府内政部意识到善堂凝聚善信，有利于筹资集物以行善，旋即批文“广东民政厅转敕保护，以志敬仰而昭激劝此批”，潮汕善堂因此得以保存。大峰祖师也成为当时少数几种合法而公开的信仰之一。
善堂的孩子和善堂老人组
潮汕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
今年80岁的郑锡桐每周二、四、六的早上都会步行来善堂，与善众们喝喝茶，聊聊天。
他曾是善堂的孩子。
1939年汕头沦陷之后，汕市陷入无政府状态。适由潮汕三年大饥荒，与之伴随的霍乱让整座城陷入一片死寂。郑锡桐的父亲忽然得了病，害怕被日本人抓去隔离，便逃到了附近的伯宫庙。然而最终菩萨未能护佑父亲，善堂却护佑了他。
适逢1943年，宋庆龄号召全国多地为战时孤儿和留守儿童创办收养机构，存心善堂成立儿童教养院，收容8-16岁无家可归孤儿。
报名采取抽签方式进行。被叫到名字的孩子们挨个走到抽签筒前，跪下，摸到红色签的便可入学。郑锡桐和弟弟均抽到了红签，但不幸的是，弟弟还没入学便被邻居拐卖，从此失散。
1名教养员，4名助理，3位老师，7名保姆，120名孤儿。在教养院的庇护下，孤儿们幸免于难，度过了兵荒马乱的岁月。许多孩子在教养院学会了织围巾、编草鞋、理发等技能，生病的孩子还可以在存心医院得到免费治疗。
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仍然时常有一些社会人士前来善堂做义工、捐米、往功德箱里捐钱。
郑锡桐在教养院学会了木工。他指着存心善堂几把中式的太师椅说：“像这些家具我都能做出来呢。”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几乎潮汕所有的善堂及其附属机构都由政府直接接管。存心善堂也被取缔，善堂原址被改设为殡仪馆，存心学校也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小学。凭着一技之长，郑锡桐加入了建筑工会。 当年收养的孩子们，大多已经成人，分散到天涯海角。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善堂消失在了“小社会，大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中。
不过，大峰祖师的信仰仍然保留在潮汕人的心中，悄悄地藏在家中的神龛里。
改革开放后，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潮汕一些善堂又开始修复并恢复堂务。
上世纪90年代，当年存心善堂救活的孩子们陆续进入花甲之年，从各个单位退休，一些老人开始惦记起在善堂度过的岁月。一位名叫杨振兴的老人建议光复存心善堂，但此时善堂的场地已收归国有，老人们便聚集在善堂原址的门口，摆起摊来送水施粥，捐助贫困儿童。
他们深知自己的命是善堂给的，便把自己称作“存心善堂老人组”。
1995年，在老人们的争取下，位于外马路的存心善堂原址被列为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老人们希望能够重新修复善堂继续做善事，但却未能得到政府的批复。无奈之下，他们请来了泰国报德善堂董事长兼存心善堂的名誉会长郑午楼，联合100多家善堂向市政府请求，希望恢复慈善传统，恢复善堂，却仍以失败告终。
“其实也不能怪某个领导，上面没有松绑，他们也没有办法。”存心善堂现任会长蔡木通解释。
老人们仍然没有气馁，坚持上访。直到2003年，时任汕头市市长李春洪批示：同意恢复作为汕头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在汕头市乌桥北海旁直路择地重建。当年7月1日，存心善堂慈善会被汕头民政局批准注册，主管单位为汕头慈善会。
70岁高龄的郑锡桐此时又回到了存心善堂，作为筹备组9名成员之一参与筹办事务，先后担任了人事部主任和救济部理事。
涅槃重生
2003年，恢复后的存心善堂慈善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放慈善诊所。
时任会长的蔡木通找来了医院退休的教授和专家，请他们做义务医生为病人免费义诊，却未能获得卫生局的批准。由于医生们都有执照，慈善诊所依然悄悄开办了。
不久，“非法行善”的慈善诊所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经过媒体报道、政协代表提议，社会各界都纷纷要求政府予以登记。时任卫生局局长也三次暗访，最终发现慈善诊所确实名副其实，于是翌年便批准，免费为慈善诊所办理牌照。
不久，存心养老院、免费快餐、物资发放站、存心文物学校也陆续在乌桥的存心慈善园建立起来。
时过境迁，风雨潇潇。位于外马路上，有保无护的善堂旧址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开始衰朽。
2008年，眼看着具有潮汕特色的嵌瓷、木雕、石刻等雕饰日渐黯淡，老人们陆续前往汕头市文化局、房管局请示，希望能够通过善堂筹集社会资金修复文物，产权归政府所有，由善堂租用。
于是，以公办民营的方式，存心善堂旧址大峰祖师庙再度香烟袅袅，修葺一新的庙宇熠熠生辉，前来上早课和捐功德的善众们络绎不绝。存心善堂水龙局的旧址，现已成为存心慈善会的办公地址，许多老人家又从家中搬来了珍藏已久的善堂的史料和家具。
2009年，随着旧城区改造，学校周边居民迁出，生源也不断减少，位于善堂旧址，解放后收归公立存心小学有办不下去的趋势。于是，存心慈善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建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针对孤儿、残障少年儿童实施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通过全托、全护理来照顾其生活起居。
当年7月，存心特教学校便获得了政府批准：该校性质仍为区属公办学校，办学经费则由存心善堂慈善会提供，学制为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开始招收6至16周岁的残障儿童。
世代相传
正月，前来求乩的善众们络绎不绝。一位善众手持香火跪拜在大峰祖师前。唱生咿咿呀呀地唱着，神灵附身的两位乩童在身后用桃木和柳木合成的Y字木笔，在沙盘上挥动成字，主占师在一旁抄录成四行乩文。
扶乩、法事依然是存心善堂组织的活动之一。“祖师爷会在困难时候指点迷津，人神合一，”蔡木通坦言这是善堂的特色，“没有信仰做支柱的义工团队很难形成凝聚力和长久经营。”
今年49岁的蔡木通27岁参加善堂，1939年，汕头被日军占领，他的爷爷奶奶自杀，均由善堂收埋。当年收埋的有名有姓的尸首就有100多万。
蔡木通在善堂见到了很多被善堂改变命运的人。1998年，一位台湾人来到存心善堂，希望拿出2000万修复善堂旧址。1942年大饥荒时，他曾逃到善堂，靠着善堂施与的米，穿着米袋做成的背心，他活了下来。后来他去了台湾，发了财，便想到报恩。
“我们善堂有一个惯例，有需要的人我们都会接纳，给你落脚地。有人发财了，永远记住善堂，懂得没有善堂救济，就没有现在，所以善堂能吸纳4万名会员。”蔡木通说。
蔡木通眼中的善，更包含着潮汕人祖祖辈辈延续的朴素哲学。“善堂也是一种潜在意识的经营，人们不会马上回报，但总有回报，可能是一生的回报。不断的施恩回报，得到更大的福分，子子孙孙不断循环。”
许多潮汕人的祖辈都与善堂紧密相连。许多人的一生被善堂改变，或因信仰，或因时局。善堂也由此成为潮汕文化的一部分，世代流淌在潮汕人的血液中。
在这里，世俗世界与宗教信仰并存，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同在，杂糅着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维系着善堂文化世代相传。
2013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八，汕头市存心善堂里一片喧嚣。
暮色之下，几盏白灯灼得晃眼，善堂外的空地上摆上了一圈供桌，金黄的绸布衬托着。一筐筐脐橙，花篮簇拥在香烛和排位前，几百名善众们往来如织，每人一个蒲团，一本经书。
伴随着梵呗之音，善众们鱼贯而入，合掌、叩拜、上香。
这是存心善堂的贡天法会，从当晚8点到12点，善众们聚集在此听经师诵经，拜天地父母。
善众们以老人、女人居多。其中穿着赭色长袍的善众们是皈依的信徒，星星点点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这一场景在潮汕地区几乎延续千年。北宋时期大峰和尚做善事，潮郡内潮阳邑和平里的乡民为感念释大峰的善举而建报德堂，并将其供奉为祖师。从那时起，善堂就在潮汕地区兴盛起来。
善堂不仅做善事，更是从一开始和潮汕地区居民的生活、信仰以及恐惧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潮汕习俗、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包括逢年过节举办祈福、祭祖法会。
初八这天，人们赶往贡天法会，络绎不绝的人群并非只信仰大峰祖师，有的信佛，有的信诸神，甚至有人信齐天大圣。佛、道、神混杂的多神信仰在潮汕地区尤为普遍。
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机构善堂，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这里，世俗世界与宗教信仰并存，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同在，杂糅着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维系着善堂文化世代相传。
百年存心善堂
明末清初，在潮汕地区，民间善会风行，善堂林立，当时的善堂不属宗教团体或某一家族，多属地方绅衿商人等集资合办和管理的慈善机构。
善堂的形式延续到1899年成立的存心善堂，依然保持原有理念，均奉祀神、佛以及大峰祖师，平时主要活动为诵经礼佛、超度亡魂、施医赠药、赈灾济贫为主。
存心善堂的成立缘起于当年汕头鼠疫，潮阳棉城棉安善堂社员赵进华到汕头埠打工，看到汕头埠街边无人收埋的贫民遗尸很多，便从棉安善堂念佛社请来了大峰祖师木雕像，并由士绅李泰丰出面向当时的同济外局借地，设坛办起存心善堂念佛社。后由元兴洋行的商人倡导，汕头埠四十八家商界名流支持下，于1901年正式得到官方批准，历时三年落成了建筑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存心善堂。
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善堂蓬勃发展。据现存文献的不完全统计，除报德古堂外，从光绪二年（1876）到民国期间，潮汕各地的这类善堂总数在161所以上。现存堂址可考且仍然继续有活动的善堂，还有42间之多。它们绝大多数是奉敬大峰祖师，但也有个别奉敬吕祖、天后圣母、华陀仙师、齐天大圣等。
此时，潮汕善堂也由移民海外的潮人传播至各地的潮人聚居区。远在东南亚及港澳台等潮人居住的地区都设有善堂，据不完全统计有100多座。潮汕籍华侨在泰国创办的报德善堂便是存心善堂同根同源的兄弟善堂，办有大学、医院、公墓等多项公共福利事业，在泰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世纪初，存心善堂名列汕头善堂之首。它根据时代需要，先后成立了水龙局、医院、儿童教养院、学校、施粥局、掩埋队、救护队、义山等一系列救助机构，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存心善堂险些毁于一旦。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神祠存废标准》，潮汕善堂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场所，下令予以废除。
为解除这一危机，当时汕头善堂之首的存心善堂董事詹天眼，召集潮汕各地的善堂代表们开会商议对策。
54座善堂善社联名向当局上书请愿，善众们结合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废除标准，列举证明潮汕善堂不是迷信场所，而是为弘扬大峰祖师精神而创办的慈善组织。由潮汕善堂体系在汕头存心善堂与潮阳棉安善堂的主导，大峰祖师保护运动抗争持续了一年。
终于，国民政府内政部意识到善堂凝聚善信，有利于筹资集物以行善，旋即批文“广东民政厅转敕保护，以志敬仰而昭激劝此批”，潮汕善堂因此得以保存。大峰祖师也成为当时少数几种合法而公开的信仰之一。
善堂的孩子和善堂老人组
潮汕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
今年80岁的郑锡桐每周二、四、六的早上都会步行来善堂，与善众们喝喝茶，聊聊天。
他曾是善堂的孩子。
1939年汕头沦陷之后，汕市陷入无政府状态。适由潮汕三年大饥荒，与之伴随的霍乱让整座城陷入一片死寂。郑锡桐的父亲忽然得了病，害怕被日本人抓去隔离，便逃到了附近的伯宫庙。然而最终菩萨未能护佑父亲，善堂却护佑了他。
适逢1943年，宋庆龄号召全国多地为战时孤儿和留守儿童创办收养机构，存心善堂成立儿童教养院，收容8-16岁无家可归孤儿。
报名采取抽签方式进行。被叫到名字的孩子们挨个走到抽签筒前，跪下，摸到红色签的便可入学。郑锡桐和弟弟均抽到了红签，但不幸的是，弟弟还没入学便被邻居拐卖，从此失散。
1名教养员，4名助理，3位老师，7名保姆，120名孤儿。在教养院的庇护下，孤儿们幸免于难，度过了兵荒马乱的岁月。许多孩子在教养院学会了织围巾、编草鞋、理发等技能，生病的孩子还可以在存心医院得到免费治疗。
即便是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仍然时常有一些社会人士前来善堂做义工、捐米、往功德箱里捐钱。
郑锡桐在教养院学会了木工。他指着存心善堂几把中式的太师椅说：“像这些家具我都能做出来呢。”
1949年，全国解放之后，几乎潮汕所有的善堂及其附属机构都由政府直接接管。存心善堂也被取缔，善堂原址被改设为殡仪馆，存心学校也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小学。凭着一技之长，郑锡桐加入了建筑工会。 当年收养的孩子们，大多已经成人，分散到天涯海角。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善堂消失在了“小社会，大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中。
不过，大峰祖师的信仰仍然保留在潮汕人的心中，悄悄地藏在家中的神龛里。
改革开放后，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潮汕一些善堂又开始修复并恢复堂务。
上世纪90年代，当年存心善堂救活的孩子们陆续进入花甲之年，从各个单位退休，一些老人开始惦记起在善堂度过的岁月。一位名叫杨振兴的老人建议光复存心善堂，但此时善堂的场地已收归国有，老人们便聚集在善堂原址的门口，摆起摊来送水施粥，捐助贫困儿童。
他们深知自己的命是善堂给的，便把自己称作“存心善堂老人组”。
1995年，在老人们的争取下，位于外马路的存心善堂原址被列为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老人们希望能够重新修复善堂继续做善事，但却未能得到政府的批复。无奈之下，他们请来了泰国报德善堂董事长兼存心善堂的名誉会长郑午楼，联合100多家善堂向市政府请求，希望恢复慈善传统，恢复善堂，却仍以失败告终。
“其实也不能怪某个领导，上面没有松绑，他们也没有办法。”存心善堂现任会长蔡木通解释。
老人们仍然没有气馁，坚持上访。直到2003年，时任汕头市市长李春洪批示：同意恢复作为汕头慈善总会分支机构，在汕头市乌桥北海旁直路择地重建。当年7月1日，存心善堂慈善会被汕头民政局批准注册，主管单位为汕头慈善会。
70岁高龄的郑锡桐此时又回到了存心善堂，作为筹备组9名成员之一参与筹办事务，先后担任了人事部主任和救济部理事。
涅槃重生
2003年，恢复后的存心善堂慈善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放慈善诊所。
时任会长的蔡木通找来了医院退休的教授和专家，请他们做义务医生为病人免费义诊，却未能获得卫生局的批准。由于医生们都有执照，慈善诊所依然悄悄开办了。
不久，“非法行善”的慈善诊所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经过媒体报道、政协代表提议，社会各界都纷纷要求政府予以登记。时任卫生局局长也三次暗访，最终发现慈善诊所确实名副其实，于是翌年便批准，免费为慈善诊所办理牌照。
不久，存心养老院、免费快餐、物资发放站、存心文物学校也陆续在乌桥的存心慈善园建立起来。
时过境迁，风雨潇潇。位于外马路上，有保无护的善堂旧址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开始衰朽。
2008年，眼看着具有潮汕特色的嵌瓷、木雕、石刻等雕饰日渐黯淡，老人们陆续前往汕头市文化局、房管局请示，希望能够通过善堂筹集社会资金修复文物，产权归政府所有，由善堂租用。
于是，以公办民营的方式，存心善堂旧址大峰祖师庙再度香烟袅袅，修葺一新的庙宇熠熠生辉，前来上早课和捐功德的善众们络绎不绝。存心善堂水龙局的旧址，现已成为存心慈善会的办公地址，许多老人家又从家中搬来了珍藏已久的善堂的史料和家具。
2009年，随着旧城区改造，学校周边居民迁出，生源也不断减少，位于善堂旧址，解放后收归公立存心小学有办不下去的趋势。于是，存心慈善会向政府提出建议：建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针对孤儿、残障少年儿童实施基础教育和特殊教育，通过全托、全护理来照顾其生活起居。
当年7月，存心特教学校便获得了政府批准：该校性质仍为区属公办学校，办学经费则由存心善堂慈善会提供，学制为义务教育九年一贯制，开始招收6至16周岁的残障儿童。
世代相传
正月，前来求乩的善众们络绎不绝。一位善众手持香火跪拜在大峰祖师前。唱生咿咿呀呀地唱着，神灵附身的两位乩童在身后用桃木和柳木合成的Y字木笔，在沙盘上挥动成字，主占师在一旁抄录成四行乩文。
扶乩、法事依然是存心善堂组织的活动之一。“祖师爷会在困难时候指点迷津，人神合一，”蔡木通坦言这是善堂的特色，“没有信仰做支柱的义工团队很难形成凝聚力和长久经营。”
今年49岁的蔡木通27岁参加善堂，1939年，汕头被日军占领，他的爷爷奶奶自杀，均由善堂收埋。当年收埋的有名有姓的尸首就有100多万。
蔡木通在善堂见到了很多被善堂改变命运的人。1998年，一位台湾人来到存心善堂，希望拿出2000万修复善堂旧址。1942年大饥荒时，他曾逃到善堂，靠着善堂施与的米，穿着米袋做成的背心，他活了下来。后来他去了台湾，发了财，便想到报恩。
“我们善堂有一个惯例，有需要的人我们都会接纳，给你落脚地。有人发财了，永远记住善堂，懂得没有善堂救济，就没有现在，所以善堂能吸纳4万名会员。”蔡木通说。
蔡木通眼中的善，更包含着潮汕人祖祖辈辈延续的朴素哲学。“善堂也是一种潜在意识的经营，人们不会马上回报，但总有回报，可能是一生的回报。不断的施恩回报，得到更大的福分，子子孙孙不断循环。”
许多潮汕人的祖辈都与善堂紧密相连。许多人的一生被善堂改变，或因信仰，或因时局。善堂也由此成为潮汕文化的一部分，世代流淌在潮汕人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