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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援引中国社会学者李银河的观点称，性贿赂跟传统的男权社会息息相关。“通常，受贿者主要看重性的满足或消费，而行贿者期盼得到性以外的物质收获。”李银河认为，男权本身包含的两性不平等，是性贿赂产生的社会基础。
据《今日美国》报日前报道，越南政府官员表示，该国正在严肃考虑将性贿赂定为犯罪。越南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这是“一种需要深入讨论的新型犯罪”。
报道称，向官员提供性贿赂在亚洲十分普遍，而当事人面临的惩罚往往并不严厉。
隐蔽而不留证据的贿赂
《今日美国》报日前刊文称，想要巴结高官又担心被抓，性贿赂是个好办法。和送宝马车、钱袋子等“招摇过市”的做法不同，性贿赂很隐蔽，在亚洲非常普遍。
“常见的性贿赂是，商人邀请官员去带有色情服务的洗浴中心。”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亚洲区负责人廖冉对《今日美国》表示，“过后官员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口袋里什么也没留下。”
“性贿赂很难留下证据，行贿和受贿之间没有直接聯系。”在廖冉看来，性贿赂在亚洲一些国家不是新鲜事，在一些新兴经济体，性贿赂甚至不违法。
《今日美国》报提到不少亚洲国家的现状。报道援引越南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称，性贿赂在越南早已存在，但一直未写进法律，令很多官员逃避了惩罚。
泰国、韩国和印尼近几年也有性贿赂事件发生。在韩国，性贿赂涉及政治经济领域多位高层人物，韩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韩联社2013年的报道，建筑商尹重千为争取工程中标，安排多名女子跟官员“亲密接触”，涉事人员分布在韩国监察院、法务部和国际情报院等多个部门，令总统朴槿惠饱受“用人不察”的指责。
韩联社同时披露，“韩国高层接受性贿赂被曝光”已不是头一次了。此前，韩国知识经济部官员以考察业务为由，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特殊招待”，其中就包括性贿赂。
被誉为“亚洲最清廉国家”的新加坡，近几年也连连曝出贪腐丑闻，该国高级官员的权色交易也引起了关注。2013年，新加坡民防部队原总监林新邦因向3名商界女高管“索取性贿赂”，被判6个月监禁。
对外界而言神秘的朝鲜，也曝光过性贿赂案件。韩国《朝鲜日报》称，2008年曾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的朝鲜女间谍事件中，当事人元正花伪装成“脱北者”进入韩国，“通过性贿赂等方式”接近韩国军官，窃取军事机密。
元正花是在朝鲜接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工，她在韩国一些婚姻介绍所征婚，希望结识韩国军人。《朝鲜日报》称，她曾与7位与“脱北者”团体有关的韩国军人发生性关系以获取情报，这些情报后来流入了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
2008年10月15日，元正花被韩国判处5年监禁。
性贿赂与男权社会息息相关
英国《卫报》援引中国社会学者李银河的观点称，性贿赂跟传统的男权社会息息相关。“通常，受贿者主要看重性的满足或消费，而行贿者期盼得到性以外的物质收获。”李银河认为，男权本身包含的两性不平等，是性贿赂产生的社会基础。
“性贿赂中涉及的女性大多是妓女，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女性靠陪睡获得提拔。”廖冉向《今日美国》强调，在男性占绝大多数的亚洲官场，女性常常无力拒绝来自上司的“过分请求”。
“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女人是被边缘化的。”他说，假如官员要求下属为其提供性服务，后者可能承担不起拒绝的代价。
在李银河看来，性贿赂的范畴非常复杂——人的感情会发生变化，很多行为一开始或许建立在权色交易的基础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可能培养出感情，这一点在法律上最难界定。
性贿赂为何“入罪难”
目前，很多国家对于性贿赂没有立法。相关的讨论一直存在，还未进入法律层面主要是因为，性贿赂难以量刑，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法学家马克昌曾向媒体表示，性贿赂属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内涵不确定，定罪、量刑都有困难。
学界目前承认的性贿赂“入罪难”，主要有3点：第一是认定难，性行为事关私密，如果没有明确的利益往来，很难证明性关系是出于谋利的打算;第二是定罪难，该以发生性关系的次数为依据，还是以跟多少人发生了性关系来衡量？第三是调查难，人的感情随时会发生变化，例如上述新加坡的案例，调查非常困难。
《今日美国》报称，虽然许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关于性贿赂问题，公约并无细致的规定。目前明确将性贿赂入罪并有相关判例支撑的国家，只有日本。
日本刑法明确规定“性贿赂”属于犯罪。从该国司法实践来看，贿赂标的物不限于“实物”，也包括“能满足人欲求的一切手段”、“艺妓的表演艺术”、“男女间的交情”等。
严格说来，在中国，“性贿赂”并非法律用语。目前，中国刑法规定的贿赂标的物都是“财物”，性不在其中。
美国“Real Clear”新闻网称，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的丑闻涉及性贿赂，但最终的裁决依托的是经济犯罪，“性行为并未被认定为犯罪事实”。
欧美：性丑闻多见，性贿赂少有
从经济学角度看，受贿的本质是寻租，行贿者想通过较小的“投资”去撬动更大的利益，性贿赂也是如此。
中国作家郑世平表示，权力是官员的“春药”，只有公权力处在相互制衡、社会充分监督的环境中，官员才难以进行权色交易。新华社评论文章也指出，如果官员没有说一不二的本事，又怎会有人向其投怀送抱、发射“糖衣炮弹”呢？
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欧美国家为公权力的运行设置了重重保障，官员即使同某位女性交好，也很难为对方提供什么好处，和性贿赂相比，性丑闻在美国更多见。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中，后者并未要求克林顿提供什么帮助。《时代》周刊称，这一丑闻影响深远，但并不涉及法律问题。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性贿赂案，主角是共和党前议员兰迪·坎宁安。他曾8次连任国会议员，在华盛顿声名显赫，直到2005年一宗神秘的交易浮出水面：一家濒临破产的美国公司突然中标，拿到了国土安全部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合同，起死回生。调查显示，坎宁安接受了对方240万美元的贿赂以及性贿赂。
这桩丑闻震惊了美国，坎宁安成了美国刑期最长的前议员——因受贿和渎职罪被判处100个月监禁。
（《青年参考》2015.2.26 张宝钰/文）
据《今日美国》报日前报道，越南政府官员表示，该国正在严肃考虑将性贿赂定为犯罪。越南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媒体，这是“一种需要深入讨论的新型犯罪”。
报道称，向官员提供性贿赂在亚洲十分普遍，而当事人面临的惩罚往往并不严厉。
隐蔽而不留证据的贿赂
《今日美国》报日前刊文称，想要巴结高官又担心被抓，性贿赂是个好办法。和送宝马车、钱袋子等“招摇过市”的做法不同，性贿赂很隐蔽，在亚洲非常普遍。
“常见的性贿赂是，商人邀请官员去带有色情服务的洗浴中心。”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亚洲区负责人廖冉对《今日美国》表示，“过后官员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口袋里什么也没留下。”
“性贿赂很难留下证据，行贿和受贿之间没有直接聯系。”在廖冉看来，性贿赂在亚洲一些国家不是新鲜事，在一些新兴经济体，性贿赂甚至不违法。
《今日美国》报提到不少亚洲国家的现状。报道援引越南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称，性贿赂在越南早已存在，但一直未写进法律，令很多官员逃避了惩罚。
泰国、韩国和印尼近几年也有性贿赂事件发生。在韩国，性贿赂涉及政治经济领域多位高层人物，韩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韩联社2013年的报道，建筑商尹重千为争取工程中标，安排多名女子跟官员“亲密接触”，涉事人员分布在韩国监察院、法务部和国际情报院等多个部门，令总统朴槿惠饱受“用人不察”的指责。
韩联社同时披露，“韩国高层接受性贿赂被曝光”已不是头一次了。此前，韩国知识经济部官员以考察业务为由，接受下属单位安排的“特殊招待”，其中就包括性贿赂。
被誉为“亚洲最清廉国家”的新加坡，近几年也连连曝出贪腐丑闻，该国高级官员的权色交易也引起了关注。2013年，新加坡民防部队原总监林新邦因向3名商界女高管“索取性贿赂”，被判6个月监禁。
对外界而言神秘的朝鲜，也曝光过性贿赂案件。韩国《朝鲜日报》称，2008年曾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的朝鲜女间谍事件中，当事人元正花伪装成“脱北者”进入韩国，“通过性贿赂等方式”接近韩国军官，窃取军事机密。
元正花是在朝鲜接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工，她在韩国一些婚姻介绍所征婚，希望结识韩国军人。《朝鲜日报》称，她曾与7位与“脱北者”团体有关的韩国军人发生性关系以获取情报，这些情报后来流入了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
2008年10月15日，元正花被韩国判处5年监禁。
性贿赂与男权社会息息相关
英国《卫报》援引中国社会学者李银河的观点称，性贿赂跟传统的男权社会息息相关。“通常，受贿者主要看重性的满足或消费，而行贿者期盼得到性以外的物质收获。”李银河认为，男权本身包含的两性不平等，是性贿赂产生的社会基础。
“性贿赂中涉及的女性大多是妓女，但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女性靠陪睡获得提拔。”廖冉向《今日美国》强调，在男性占绝大多数的亚洲官场，女性常常无力拒绝来自上司的“过分请求”。
“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女人是被边缘化的。”他说，假如官员要求下属为其提供性服务，后者可能承担不起拒绝的代价。
在李银河看来，性贿赂的范畴非常复杂——人的感情会发生变化，很多行为一开始或许建立在权色交易的基础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可能培养出感情，这一点在法律上最难界定。
性贿赂为何“入罪难”
目前，很多国家对于性贿赂没有立法。相关的讨论一直存在，还未进入法律层面主要是因为，性贿赂难以量刑，缺乏可操作性。
中国法学家马克昌曾向媒体表示，性贿赂属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内涵不确定，定罪、量刑都有困难。
学界目前承认的性贿赂“入罪难”，主要有3点：第一是认定难，性行为事关私密，如果没有明确的利益往来，很难证明性关系是出于谋利的打算;第二是定罪难，该以发生性关系的次数为依据，还是以跟多少人发生了性关系来衡量？第三是调查难，人的感情随时会发生变化，例如上述新加坡的案例，调查非常困难。
《今日美国》报称，虽然许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关于性贿赂问题，公约并无细致的规定。目前明确将性贿赂入罪并有相关判例支撑的国家，只有日本。
日本刑法明确规定“性贿赂”属于犯罪。从该国司法实践来看，贿赂标的物不限于“实物”，也包括“能满足人欲求的一切手段”、“艺妓的表演艺术”、“男女间的交情”等。
严格说来，在中国，“性贿赂”并非法律用语。目前，中国刑法规定的贿赂标的物都是“财物”，性不在其中。
美国“Real Clear”新闻网称，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的丑闻涉及性贿赂，但最终的裁决依托的是经济犯罪，“性行为并未被认定为犯罪事实”。
欧美：性丑闻多见，性贿赂少有
从经济学角度看，受贿的本质是寻租，行贿者想通过较小的“投资”去撬动更大的利益，性贿赂也是如此。
中国作家郑世平表示，权力是官员的“春药”，只有公权力处在相互制衡、社会充分监督的环境中，官员才难以进行权色交易。新华社评论文章也指出，如果官员没有说一不二的本事，又怎会有人向其投怀送抱、发射“糖衣炮弹”呢？
美国《时代》周刊认为，欧美国家为公权力的运行设置了重重保障，官员即使同某位女性交好，也很难为对方提供什么好处，和性贿赂相比，性丑闻在美国更多见。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中，后者并未要求克林顿提供什么帮助。《时代》周刊称，这一丑闻影响深远，但并不涉及法律问题。
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起性贿赂案，主角是共和党前议员兰迪·坎宁安。他曾8次连任国会议员，在华盛顿声名显赫，直到2005年一宗神秘的交易浮出水面：一家濒临破产的美国公司突然中标，拿到了国土安全部价值2000多万美元的合同，起死回生。调查显示，坎宁安接受了对方240万美元的贿赂以及性贿赂。
这桩丑闻震惊了美国，坎宁安成了美国刑期最长的前议员——因受贿和渎职罪被判处100个月监禁。
（《青年参考》2015.2.26 张宝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