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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按：杨承宗，曾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五所业务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曾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的居里实验室，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获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局。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会不会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含糊其词地说：“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力”。1951年4月，美国把能够运载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调到冲绳。美国的核讹诈，激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坚决反对。作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而且对如何才能制止核战争有着深层的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约里奥-居里于1951年6月的一天，约见了在居里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中国科学家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1951年8月杨承宗回国后，即通过钱三强和丁瓒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约里奥-居里的忠告，这对中共中央下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核盾牌，起到了积极作用。
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
大约是1951年6月里的一天，约里奥-居里夫人对我说：“你想不想去看看约里奥-居里先生？”
我说：“我正想去谢谢他。”
见到约里奥-居里先生之后，他对我讲了一番很重要的话，我的印像很深，他一边在空中挥动着左臂，一边慷慨激昂地大声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呀、你呀、钱的夫人呀、汪呀。”钱是指钱三强，钱的夫人当然就是指何泽慧了。汪应当是指汪德昭。他是朗之万的学生，钱三强的好朋友，和约里奥-居里也很熟悉。他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我到前门火车站接的他，有一段时间还在原子能所担任过室主任。不久又按照国家的部署，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声学所，他是第一任所长，被称为“新中国国防水声学的奠基人”。
当时，我只是反复默记约里奥-居里的话，以便回国后原原本本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对于他为什么讲这番话，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紧，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能取胜，就叫嚷要用原子弹，美国军方甚至把能投掷原子弹的重型轰炸机调到了日本，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动用核武器轰炸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甚至还叫嚣要轰炸中国的东北。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约里奥-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此时正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他非常愤怒，因此才要我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他的这段话。
我回国以后就把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这几句话告诉了三强同志。三强同志说：“这件事千万要保密，不要跟任何人讲，包括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因此，我也就守口如瓶，再没有跟别人提起过，就是在原子能所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讲过。因为我想，我老是把这几句话挂在嘴上干嘛，好好地做工作就是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左”也不好，右也不好，这几句话就更不能谈了。20世纪70年代，我跟着中国科技大学来到合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记得是1985年，我们原子能所的党委书记李毅带了一个年轻人来拜访我，说是要写原子能所的前世今生，为这事专门来找我。那时，李毅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因为他是我的老上司，很熟悉，我当然很热情地接待他。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经历。李毅先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他何时被打倒，在湖北什么地方劳动，劳动了多少时间，等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原子能所，并打算写写有关我们原子能所，特别是在坨里的原子能所二部成立前前后后的历史。那时候，二部从中关村搬到坨里去，所有的建设都是从无到有，李毅充当了铺路石的角色，做了很多踏踏实实的事情。此前的1958年到1959年，他在中关村也做了不少事情。在他领导下，在我们原子能所的南边建了一所房子，一座和原子能所差不多大的房子，也许比原子能所的房子还要大。建好后，我们还没有搬进去，他就受命到坨里去建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那个房子就没有搬进去，就全部交给了科学院。科学院就把这座楼分给了生物物理所，给了贝时璋先生。于是生物物理所就搬到了新房子里，还有一部分给了微生物所，其中就有中国的“弗斯特”（注：英语“first”即“第一”），就是微生物菌种库，非常宝贵的。以后我们原子能所就告一段落，变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两个单位了。
我对李毅的印象很好，不单是我，所里的同志对他印象也好。他从部队转业时是大校，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有什么话我们都和他讲。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原子能所的情况都向他谈了，他带了一个录音机来。那个时候录音机还比较少，比较宝贵。和他一道来的那个年轻人一句话也没有讲，就是不停地记录，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历史嘛。加起来，我们讲了三个半天，一共一天半的时间。
在这次谈话中，我们谈到约里奥-居里先生要我带给毛主席的几句话，我看他也很慎重，他用录音机来录了音。以后李毅寄给我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册，叫做《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是国防科工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上边登载了我的那段经历，写了50年代初期约里奥-居里先生要我告诉毛主席的几句话。以此说明国际友人对中国很同情，他们对有些国家搞核讹诈很有意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书上讲的事，尤其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以前我自己一直也不知道。和三强约定要保密的那几句话，我第一次公开讲了，跟李毅讲了。为什么呢？我想我在合肥，我也不干这个行业了。再说，带了这几句话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李毅在书上写上这件事，我也很赞成，也就处之泰然了，不必再当做一件心事，总在脑子里边想了。这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
1994年我回到北京，住在中关村，正好在何泽慧家的楼上。有一天，何泽慧跟彭桓武两个人到楼上来看我。因为我同何公住在一个楼里，我们经常见面。彭公住黄庄小区，我住在北区，相隔比较远，所以难得看见他。当然，我们彼此之间都是老熟人，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可说，开门见山。彭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我的宿舍是怎么来的？我回答说：哈哈，这个房子很简单嘛，是科技大学给的，科技大学从哪里要来的？是科学院给科技大学的。第二个问题，听说我回国之前，约里奥-居里先生曾经有几句话要我带给毛主席。他问：“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就把当初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原话告诉了他。我还说，我回国后第一时间就跟钱三强同志讲了，钱三强说，这是大事，要我绝对保密，不要给外人讲，包括自己的妻子、孩子都不要讲。我说，你能见到毛主席，就由你来转告毛主席吧。钱公同意了。从此，我遵照钱公的嘱咐，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讲到这个地方，何公插话了，她说：“这个三强，保密把我都保起来了。”我就笑了：“哈哈，这可是你们夫妻间的事情，三强叫我保密的，所以我没有讲。”最后大家哈哈大笑。
他们没有造访我之前，我倒觉得彭桓武、何泽慧都是我们的老同事，彭桓武还是我们原子能所的副所长，他是管理论物理的，业务上面和我没有什么直接接触，我跟王淦昌接触多一些。事后我想，这件事怎么连何泽慧都不知道？她和彭公一起上我家来的，他们一定也在哪里讨论过这件事，因为有些疑问解决不了，这才问到我这里。三强已经在1992年去世，还有谁能说清这件事？再说，这件事后来三强是如何处理的，我也想弄清楚。怎么办？大概在彭桓武、何泽慧和我聊天后的两三天，我就打电话给李毅，因为李毅的书是在1987年出的，问我转达约里奥先生口信的事情，是不是给钱公看过。李毅在电话里答复我说：“我肯定把原书稿给钱公看了，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后来，李毅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再次证实了此事。钱公不是糊涂人，可以证明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李毅能够肯定下来，很好。
此后，又过了一两年，有一天，何泽慧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楼下她的家里去，说她那儿有客人。这一年正好是广东的荔枝大丰收，我的一个外甥女婿从广州特意用航空快递寄来了荔枝，比唐明皇给杨贵妃快马加鞭送荔枝还要快，很好的荔枝，很新鲜。我就带了一些荔枝下去了。进了她的家门，看到那里有一屋子的人，其中有何泽慧的姐姐何怡贞（物理学家，与胞妹何泽慧、何泽瑛享有科坛“何氏三姐妹”之誉），热闹得很。我拿起荔枝说：“这是从广州刚刚寄来的荔枝，你们尝尝，北京很难吃到这么好的荔枝。”
没想到，她们也请我吃荔枝。原来前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温家宝同志来看望何泽慧带来的，反正是温家宝同志送的，是越南总理送给温家宝同志一车皮的荔枝，温家宝同志送来和大家分享。何公就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吃。我一吃，比我带来的荔枝还要好。正在吃荔枝的时候，何怡贞说：“我认识你。”我说：“是啊，我也认识你，你们一家人我都认识。”她是葛庭燧的夫人，我和陆学善还是他们的结婚介绍人呢！
她还有一个小妹妹，叫何泽瑛，在上海工作。在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我们逃难到苏州。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菜场，何怡贞经常来买菜。我爱人老看见她，因此她们认识，见面打个招呼。
后来，话题转到了保密问题。我就问何公，我和三强约定要严格保密的那个信息是谁传上去的？是三强见了谁吗？她说三强没有见谁，他去找了丁瓒，是丁瓒把约里奥-居里的话报告上去的。丁瓒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三强就把这几句话告诉了丁瓒，是丁瓒把这个事情报告上去的。这样一说，我就感到卸掉了重担。第一，确实是何公也被三强临保密了，三强没有跟她讲，甚至到了三强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讲。第二，她也在查，不晓得通过什么途径，才查到是丁瓒报告上去的。到这个时候，这件事总算是弄清楚了。
“秘密”终于可以公开了
2001年，我女儿从国外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是从新浪网上复制的。2001年6月29日，也就是七一前夕，新浪网转载了新华网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研制原子弹曾经得到居里夫妇后人的帮助》。内容是：
“两弹一星”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最困难时期，顶住巨大压力搞出来的，这是我们党的骄傲。最近，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素莉向记者介绍了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决策的有关情况。王素莉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同时，美国还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假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她（此处指伊莲娜·居里——整理者注）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王素莉说，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关于铀矿资源和核科学技术的情况汇报，研究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次会议果断决定中国也要搞原子弹，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中央在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中，原子能和导弹的研制正式提到日程。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事业的发展。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0月成立了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以后许多杂志上面也登了这个消息，内容差不多，大同小异。以《中华英才》为首，还有《文摘周刊》。《文摘周刊》上登的稍微有些出入，说我去居里实验室是钱三强推荐的，不是的，是严济慈先生推荐的。严先生给约里奥-居里夫人写的推荐信，约里奥-居里夫人答复严先生，和答应我到居里实验室工作的信，我都保存着。其中，同意我到居里实验室工作的那封信还是原件。严先生给约里奥-居里夫人的信，以及约里奥-居里夫人答复严先生的信，严先生的家人也给我了。我想这信最好还是由严家来保存，因为不是给我的，我只保存了复印件。严先生去世后，在他的老家浙江东阳建了严先生纪念馆，原件就贡献给了纪念馆。所以，真正推荐我的是严济慈先生，不过约里奥-居里夫人曾经向三强了解过我的情况，三强对约里奥-居里夫人介绍说，杨承宗在镭学实验室被汪伪汉奸接收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没有留下来合作。三强的原话说，我是实验室的“守卫长”，宁可失业，也绝不参加汉奸的工作。约里奥-居里夫人很满意。三强同志不是推荐我的人，而是一个介绍人，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人。
为约里奥-居里先生传话的事情被公开后，我心里也轻松了不少。我把约里奥-居里的忠告传达给了三强，三强也老老实实地转达上去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忠于事实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几十年来都是审慎于口。我是忠实执行了三强的嘱咐，三强也忠实执行我们的保密约定，直到他去世，何先生也不知道。我呢，在我夫人去世之前，她只能猜想，我没有和她说过。现在看来，这倒也很有意思。现在终于可以告诉朋友们，向大家公开了。
人类从新发现中获得的美好东西，
将多于它带来的危害
我的师妹贝洛妮女士，1956年通过论文后成为居里实验室的博士。我们是先后的师兄妹。她的老师是海辛斯基，一位犹太人，和我也很熟悉。我本来不认识贝洛妮，因为她在我后面，1956年才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法国。1989年的时候，她第一次到科技大学来。她在和我们辐射化学专业的老师交流时，不知道谁提起说，我们校长曾经在居里实验室呆过，而且是在居里实验室拿到博士学位的。她说：“哎，我也是呀！”
于是，我们科技大学的老师就把她领到我家来了。我们两个人见面，一交谈，她非常非常高兴：第一，在中国遇到了能直接讲法文的；其次，讲起了许多人和事，都熟悉得很。因此贝洛妮就到科技大学来了几次，后来我们还邀请她担任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
大概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搬到中关村北区了，她从日本回巴黎，在北京待了几天，是应科学院感光所邀请的。她特意来找我，我在家里接待不方便，就请她到外面的餐厅吃饭。那是一家有特色的餐厅，她也很高兴。旁边有感光所的一位年轻女同志陪她。那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都刊登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的文章。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她很惊奇，因为她比我年轻一些，对这些事一点也不知道。我告诉她，这还是约里奥-居里先生要我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她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原子弹’，这段话老早就有。”
我一听很奇怪，因为这段话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很辩证的，是约里奥-居里先生发明的。她说：“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她说，她们小学念过拉丁文，拉丁文中就有那么一句谚语。她写下来了，用拉丁文写的。我的拉丁文马马虎虎，但是她的拉丁文也不行，她又把拉丁文换成了法文。这张纸我现在恐怕还找得出来。我一看这句话我没有见过，我就请她把这张纸给我。当时讨论得相当热烈。我回家以后，查了拉丁文的书，确实有一句成语，意思是“假如你要和平，你就准备战争”。就是说，为了避免被侵略，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抵抗的准备。
那天吃完饭之后，就散了。第二天，贝洛妮临行前，从旅馆里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我们还讨论过原子弹的作用等问题，还为她说的一句话争了起来，就是她认为原子弹是美国人发明的。她说：“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是谁发明的？你看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吗？开始保密的，后来公开发行的，叫做《原子弹》，美国人史密斯写的，是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历史。”
我说：“我有这本书，我在巴黎的时候买的。这本黄皮书很有意思，我从中才知道国际间的斗争，以及法国人为什么要和美国人在这方面进行激烈竞争。”我说：“约里奥-居里的意思是说，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我还说：“我记得皮埃尔·居里曾经讲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如果镭落到了坏人手中，它就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东西。由此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道了大自然的奥秘对人类是否有益？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益处还是坏处？诺贝尔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类创造奇迹，然而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祸首的手里，烈性炸药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武器。我是相信诺贝尔信仰中的人。我相信，人类从新发现中获得的美好东西，将多于它带来的危害。’你看，老居里先生在1903年就讲过，放射性物质镭的发现，好的方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坏的方面，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大的祸害。”
（责任编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迅速扭转了朝鲜战局。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会不会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时，含糊其词地说：“要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力”。1951年4月，美国把能够运载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调到冲绳。美国的核讹诈，激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坚决反对。作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而且对如何才能制止核战争有着深层的思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约里奥-居里于1951年6月的一天，约见了在居里实验室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中国科学家杨承宗，对他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1951年8月杨承宗回国后，即通过钱三强和丁瓒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约里奥-居里的忠告，这对中共中央下决心打造中国自己的核盾牌，起到了积极作用。
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
大约是1951年6月里的一天，约里奥-居里夫人对我说：“你想不想去看看约里奥-居里先生？”
我说：“我正想去谢谢他。”
见到约里奥-居里先生之后，他对我讲了一番很重要的话，我的印像很深，他一边在空中挥动着左臂，一边慷慨激昂地大声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呀、你呀、钱的夫人呀、汪呀。”钱是指钱三强，钱的夫人当然就是指何泽慧了。汪应当是指汪德昭。他是朗之万的学生，钱三强的好朋友，和约里奥-居里也很熟悉。他到北京的时候，还是我到前门火车站接的他，有一段时间还在原子能所担任过室主任。不久又按照国家的部署，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声学所，他是第一任所长，被称为“新中国国防水声学的奠基人”。
当时，我只是反复默记约里奥-居里的话，以便回国后原原本本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对于他为什么讲这番话，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得紧，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能取胜，就叫嚷要用原子弹，美国军方甚至把能投掷原子弹的重型轰炸机调到了日本，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动用核武器轰炸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甚至还叫嚣要轰炸中国的东北。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约里奥-居里先生一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此时正担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他非常愤怒，因此才要我向毛泽东主席转达他的这段话。
我回国以后就把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这几句话告诉了三强同志。三强同志说：“这件事千万要保密，不要跟任何人讲，包括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因此，我也就守口如瓶，再没有跟别人提起过，就是在原子能所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讲过。因为我想，我老是把这几句话挂在嘴上干嘛，好好地做工作就是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左”也不好，右也不好，这几句话就更不能谈了。20世纪70年代，我跟着中国科技大学来到合肥。“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记得是1985年，我们原子能所的党委书记李毅带了一个年轻人来拜访我，说是要写原子能所的前世今生，为这事专门来找我。那时，李毅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因为他是我的老上司，很熟悉，我当然很热情地接待他。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经历。李毅先是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他何时被打倒，在湖北什么地方劳动，劳动了多少时间，等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重新回到原子能所，并打算写写有关我们原子能所，特别是在坨里的原子能所二部成立前前后后的历史。那时候，二部从中关村搬到坨里去，所有的建设都是从无到有，李毅充当了铺路石的角色，做了很多踏踏实实的事情。此前的1958年到1959年，他在中关村也做了不少事情。在他领导下，在我们原子能所的南边建了一所房子，一座和原子能所差不多大的房子，也许比原子能所的房子还要大。建好后，我们还没有搬进去，他就受命到坨里去建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那个房子就没有搬进去，就全部交给了科学院。科学院就把这座楼分给了生物物理所，给了贝时璋先生。于是生物物理所就搬到了新房子里，还有一部分给了微生物所，其中就有中国的“弗斯特”（注：英语“first”即“第一”），就是微生物菌种库，非常宝贵的。以后我们原子能所就告一段落，变成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两个单位了。
我对李毅的印象很好，不单是我，所里的同志对他印象也好。他从部队转业时是大校，也是知识分子出身，有什么话我们都和他讲。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原子能所的情况都向他谈了，他带了一个录音机来。那个时候录音机还比较少，比较宝贵。和他一道来的那个年轻人一句话也没有讲，就是不停地记录，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历史嘛。加起来，我们讲了三个半天，一共一天半的时间。
在这次谈话中，我们谈到约里奥-居里先生要我带给毛主席的几句话，我看他也很慎重，他用录音机来录了音。以后李毅寄给我当代中国丛书中的一册，叫做《当代中国的核工业》，是国防科工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上边登载了我的那段经历，写了50年代初期约里奥-居里先生要我告诉毛主席的几句话。以此说明国际友人对中国很同情，他们对有些国家搞核讹诈很有意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书上讲的事，尤其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以前我自己一直也不知道。和三强约定要保密的那几句话，我第一次公开讲了，跟李毅讲了。为什么呢？我想我在合肥，我也不干这个行业了。再说，带了这几句话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李毅在书上写上这件事，我也很赞成，也就处之泰然了，不必再当做一件心事，总在脑子里边想了。这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
1994年我回到北京，住在中关村，正好在何泽慧家的楼上。有一天，何泽慧跟彭桓武两个人到楼上来看我。因为我同何公住在一个楼里，我们经常见面。彭公住黄庄小区，我住在北区，相隔比较远，所以难得看见他。当然，我们彼此之间都是老熟人，也没有什么客套话可说，开门见山。彭公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我的宿舍是怎么来的？我回答说：哈哈，这个房子很简单嘛，是科技大学给的，科技大学从哪里要来的？是科学院给科技大学的。第二个问题，听说我回国之前，约里奥-居里先生曾经有几句话要我带给毛主席。他问：“这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就把当初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原话告诉了他。我还说，我回国后第一时间就跟钱三强同志讲了，钱三强说，这是大事，要我绝对保密，不要给外人讲，包括自己的妻子、孩子都不要讲。我说，你能见到毛主席，就由你来转告毛主席吧。钱公同意了。从此，我遵照钱公的嘱咐，再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讲到这个地方，何公插话了，她说：“这个三强，保密把我都保起来了。”我就笑了：“哈哈，这可是你们夫妻间的事情，三强叫我保密的，所以我没有讲。”最后大家哈哈大笑。
他们没有造访我之前，我倒觉得彭桓武、何泽慧都是我们的老同事，彭桓武还是我们原子能所的副所长，他是管理论物理的，业务上面和我没有什么直接接触，我跟王淦昌接触多一些。事后我想，这件事怎么连何泽慧都不知道？她和彭公一起上我家来的，他们一定也在哪里讨论过这件事，因为有些疑问解决不了，这才问到我这里。三强已经在1992年去世，还有谁能说清这件事？再说，这件事后来三强是如何处理的，我也想弄清楚。怎么办？大概在彭桓武、何泽慧和我聊天后的两三天，我就打电话给李毅，因为李毅的书是在1987年出的，问我转达约里奥先生口信的事情，是不是给钱公看过。李毅在电话里答复我说：“我肯定把原书稿给钱公看了，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提出任何疑义。”后来，李毅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里再次证实了此事。钱公不是糊涂人，可以证明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李毅能够肯定下来，很好。
此后，又过了一两年，有一天，何泽慧打电话给我，要我到楼下她的家里去，说她那儿有客人。这一年正好是广东的荔枝大丰收，我的一个外甥女婿从广州特意用航空快递寄来了荔枝，比唐明皇给杨贵妃快马加鞭送荔枝还要快，很好的荔枝，很新鲜。我就带了一些荔枝下去了。进了她的家门，看到那里有一屋子的人，其中有何泽慧的姐姐何怡贞（物理学家，与胞妹何泽慧、何泽瑛享有科坛“何氏三姐妹”之誉），热闹得很。我拿起荔枝说：“这是从广州刚刚寄来的荔枝，你们尝尝，北京很难吃到这么好的荔枝。”
没想到，她们也请我吃荔枝。原来前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温家宝同志来看望何泽慧带来的，反正是温家宝同志送的，是越南总理送给温家宝同志一车皮的荔枝，温家宝同志送来和大家分享。何公就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吃。我一吃，比我带来的荔枝还要好。正在吃荔枝的时候，何怡贞说：“我认识你。”我说：“是啊，我也认识你，你们一家人我都认识。”她是葛庭燧的夫人，我和陆学善还是他们的结婚介绍人呢！
她还有一个小妹妹，叫何泽瑛，在上海工作。在日本人占领上海的时候，我们逃难到苏州。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小菜场，何怡贞经常来买菜。我爱人老看见她，因此她们认识，见面打个招呼。
后来，话题转到了保密问题。我就问何公，我和三强约定要严格保密的那个信息是谁传上去的？是三强见了谁吗？她说三强没有见谁，他去找了丁瓒，是丁瓒把约里奥-居里的话报告上去的。丁瓒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三强就把这几句话告诉了丁瓒，是丁瓒把这个事情报告上去的。这样一说，我就感到卸掉了重担。第一，确实是何公也被三强临保密了，三强没有跟她讲，甚至到了三强临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讲。第二，她也在查，不晓得通过什么途径，才查到是丁瓒报告上去的。到这个时候，这件事总算是弄清楚了。
“秘密”终于可以公开了
2001年，我女儿从国外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是从新浪网上复制的。2001年6月29日，也就是七一前夕，新浪网转载了新华网的文章，题目是《中国研制原子弹曾经得到居里夫妇后人的帮助》。内容是：
“两弹一星”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最困难时期，顶住巨大压力搞出来的，这是我们党的骄傲。最近，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王素莉向记者介绍了党中央作出研制“两弹一星”决策的有关情况。王素莉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叫嚣：“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同时，美国还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假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权使用原子弹。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引起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她（此处指伊莲娜·居里——整理者注）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王素莉说，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关于铀矿资源和核科学技术的情况汇报，研究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次会议果断决定中国也要搞原子弹，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中央在制定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中，原子能和导弹的研制正式提到日程。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事业的发展。5月，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0月成立了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以后许多杂志上面也登了这个消息，内容差不多，大同小异。以《中华英才》为首，还有《文摘周刊》。《文摘周刊》上登的稍微有些出入，说我去居里实验室是钱三强推荐的，不是的，是严济慈先生推荐的。严先生给约里奥-居里夫人写的推荐信，约里奥-居里夫人答复严先生，和答应我到居里实验室工作的信，我都保存着。其中，同意我到居里实验室工作的那封信还是原件。严先生给约里奥-居里夫人的信，以及约里奥-居里夫人答复严先生的信，严先生的家人也给我了。我想这信最好还是由严家来保存，因为不是给我的，我只保存了复印件。严先生去世后，在他的老家浙江东阳建了严先生纪念馆，原件就贡献给了纪念馆。所以，真正推荐我的是严济慈先生，不过约里奥-居里夫人曾经向三强了解过我的情况，三强对约里奥-居里夫人介绍说，杨承宗在镭学实验室被汪伪汉奸接收时，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没有留下来合作。三强的原话说，我是实验室的“守卫长”，宁可失业，也绝不参加汉奸的工作。约里奥-居里夫人很满意。三强同志不是推荐我的人，而是一个介绍人，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人。
为约里奥-居里先生传话的事情被公开后，我心里也轻松了不少。我把约里奥-居里的忠告传达给了三强，三强也老老实实地转达上去了。我们两个人都是忠于事实的，而且我们两个人几十年来都是审慎于口。我是忠实执行了三强的嘱咐，三强也忠实执行我们的保密约定，直到他去世，何先生也不知道。我呢，在我夫人去世之前，她只能猜想，我没有和她说过。现在看来，这倒也很有意思。现在终于可以告诉朋友们，向大家公开了。
人类从新发现中获得的美好东西，
将多于它带来的危害
我的师妹贝洛妮女士，1956年通过论文后成为居里实验室的博士。我们是先后的师兄妹。她的老师是海辛斯基，一位犹太人，和我也很熟悉。我本来不认识贝洛妮，因为她在我后面，1956年才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法国。1989年的时候，她第一次到科技大学来。她在和我们辐射化学专业的老师交流时，不知道谁提起说，我们校长曾经在居里实验室呆过，而且是在居里实验室拿到博士学位的。她说：“哎，我也是呀！”
于是，我们科技大学的老师就把她领到我家来了。我们两个人见面，一交谈，她非常非常高兴：第一，在中国遇到了能直接讲法文的；其次，讲起了许多人和事，都熟悉得很。因此贝洛妮就到科技大学来了几次，后来我们还邀请她担任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
大概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搬到中关村北区了，她从日本回巴黎，在北京待了几天，是应科学院感光所邀请的。她特意来找我，我在家里接待不方便，就请她到外面的餐厅吃饭。那是一家有特色的餐厅，她也很高兴。旁边有感光所的一位年轻女同志陪她。那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都刊登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过程的文章。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她很惊奇，因为她比我年轻一些，对这些事一点也不知道。我告诉她，这还是约里奥-居里先生要我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她说：“‘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原子弹’，这段话老早就有。”
我一听很奇怪，因为这段话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很辩证的，是约里奥-居里先生发明的。她说：“不是的，我们都知道。”她说，她们小学念过拉丁文，拉丁文中就有那么一句谚语。她写下来了，用拉丁文写的。我的拉丁文马马虎虎，但是她的拉丁文也不行，她又把拉丁文换成了法文。这张纸我现在恐怕还找得出来。我一看这句话我没有见过，我就请她把这张纸给我。当时讨论得相当热烈。我回家以后，查了拉丁文的书，确实有一句成语，意思是“假如你要和平，你就准备战争”。就是说，为了避免被侵略，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抵抗的准备。
那天吃完饭之后，就散了。第二天，贝洛妮临行前，从旅馆里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我们还讨论过原子弹的作用等问题，还为她说的一句话争了起来，就是她认为原子弹是美国人发明的。她说：“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是谁发明的？你看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吗？开始保密的，后来公开发行的，叫做《原子弹》，美国人史密斯写的，是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历史。”
我说：“我有这本书，我在巴黎的时候买的。这本黄皮书很有意思，我从中才知道国际间的斗争，以及法国人为什么要和美国人在这方面进行激烈竞争。”我说：“约里奥-居里的意思是说，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我还说：“我记得皮埃尔·居里曾经讲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如果镭落到了坏人手中，它就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东西。由此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道了大自然的奥秘对人类是否有益？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益处还是坏处？诺贝尔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类创造奇迹，然而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祸首的手里，烈性炸药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武器。我是相信诺贝尔信仰中的人。我相信，人类从新发现中获得的美好东西，将多于它带来的危害。’你看，老居里先生在1903年就讲过，放射性物质镭的发现，好的方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坏的方面，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大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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