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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赶来看病的老人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看不好了，可我就想这辈子能让北京的专家给看一次病。”
当下，中国7000万贫困人群里有40%“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韓红发起的“百人医疗援助系列行动”连续六年已为5万贫困人口提供了医疗援助。
今年“百人援宁”是第七个年头。这次志愿者队伍最庞大，达到327人。14天，深入到5市9县，义诊了11644人次。
8月14日上午，惠安堡中心卫生院内，第二场大型义诊进行中。突然，检验室外，韩红情绪激动起来，背对着大家抹起眼泪。检验室里，一家四口在那里，生活已将他们折磨得表情漠然。家中两个女儿患有先天畸形，无自理能力，而妈妈也因车祸致瘫了，全家生活窘迫，参加义诊是为了寻求一线希望。然而，经专家诊断，俩女儿进行手术的风险极大，治愈希望渺茫。面对无助的一家，医生也无能为力，韩红流泪握着妈妈的手说：“对不起，我们没能帮助你们。”她当即决定为他们捐款10万元，这样至少可以改善一点当下的生活困境。
这是记者在援助行动中第二次见韩红落泪了，第一次是在动员大会上。韩红曾哽咽着回忆：在援疆义诊中，赶来看病的一位老人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看不好了，可我就想这辈子能让北京的专家给看一次病。”
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奶奶。韩红父亲是位烈士，母亲在她9岁时就改嫁了，她是由卖冰棍儿的奶奶带大的。奶奶患有哮喘，她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去北京医院看一次病。可是去北京医院看病太难了！后来韩红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才从号贩子手里搞到一个号，奶奶住进了北京医院，可是她还是去世了。“我奶奶是在北京生活的老人，都很难住进北京医院，什么时候边疆的、乡村里的老人们也能让北京医院的医生专家给他们看看病呢？”
带着这个愿望，韩红敲开一家又一家医院的大门。2011年她终于如愿带着数十名医疗专家奔赴西藏，为贫困百姓看病，并捐助大量医疗物资。韩红说，她在完成奶奶的夙愿，“奶奶去世前曾嘱咐我，你要争气，不是体现在你挣多少钱、多有名，我希望我的孙女能帮助更多人。”
当下，中国7000万贫困人群里有40%“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相比资金支持，他们更需要的是医疗救助。深感西部地区医疗落后，求医问药难，韩红爱心基金会希望以先进的医学理念和医疗技术帮偏远地区改善医疗环境。从西藏到内蒙古、新疆、青海、贵州、甘肃，连续六年百人医疗援助行动已为5万贫困人口免费提供了医疗援助。
2017年是“百人援宁”的第七个年头。七年是个里程碑，这次志愿者队伍最庞大，达到327人。其中医疗专家就有106人，均来自空军总医院、北京医院、天坛医院、睦家医疗、浙医二院、华西医院、崔玉涛育学园、北大人民医院、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等全国著名医院。
医生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义诊的。天坛医院的高之宪主任平日负责的病区每周要做近20台手术，以前他从没请假超过3天，这次却挤出了7天时间。空军总医院的王文清主任，参与了4届援助行动，60岁的她神采奕奕，每天心内科诊台前都人满为患，四个多小时下来，她一人就能诊治130个病人。
这次，先进技术也是一大亮点。崔玉涛育学园带来了基因检测技术，和睦家医疗则首次带来两癌排查项目，包括2000例宫颈癌筛查试纸和最先进的乳腺癌超声仪器ABUS。和睦家创始人李碧菁介绍，如果每个妇女一辈子做一次宫颈癌筛查，可以为当地减少70%的宫颈癌发病率。义诊的前半段，每天筛查出大约百分之十五的阳性HPV，其中约有五分之一需要治疗，而他们带来的设备可以当场解决大部分问题。
2012年百人援蒙中被救助的小姑娘这次专门坐火车到宁夏来看望韩红阿姨
8月10日到23日，百人援宁团队从北向南进发深入到5市9县，义诊人数达到11644人次。每个义诊现场，韩红会全场巡看情况，看到孱弱病人在求助，她都是第一个冲上去问候病情，病情严重者，她全程陪诊，极认真。即使是资深医疗专家，都会服气地叫她一声“老大”。“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温暖更多的人。”老大这样说。
基金会秘书长
王增娟：我们不是志愿者，而是公益人
每天义诊中，有个姑娘穿梭在现场，手里对讲机不停地响起，需要她处理的事一件接一件，一刻都不得闲。“我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她就是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王增娟。基金会是百人援助行动的组织者，每年2月起，从省份对接、路线设计、志愿者招募、物资筹备到衣食住行，所有细节的落实都由基金会里的14位姑娘完成。而她们却拿着微薄的工资，甚至为省钱几个人租住一间房子。向大家介绍王增娟时，韩红就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姑娘硕士毕业就加入了基金会，她还承诺两年不拿工资为基金会工作！”
王增娟读的是管理学硕士，读书时她就是个不安分的人，玩社团，进学生会，是商学院院长助理，还是学校60年校庆晚会的总导演。她从来就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工作，打算毕业后就创业。但缘分却让她结识了韩红。2011年，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韩红要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消息，她立马打起了主意。“我希望在一个组织还没有成型时就能加入，这样就能见证和推动它的发展，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郭美美事件后，做公益更难了，我想做有挑战的事。”
可是一开始王增娟却被拒绝了。因为当时基金会不打算招全职员工。然而她却执着地每天发一条私信给现在的基金会理事长李健，展现她不同方面的能力。被拒绝了近一年后，李健突然问她是否找到了工作，“我一直在等待基金会的回复。”王增娟毫不犹豫。她还表示：我可以两年不要工资。
为何对公益抱有这么大热情？“出于缘分和喜爱。一方面是受家庭影响。我父母也一直在做类似的事，父母来自农村，每年回家都会给村里老人塞个红包，跟我讲，小时候我常在这个奶奶家玩。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我很适合将各种资源发挥其最大作用的工作。管理就是将资源优化配置，以达到它们散乱状态下不可能有的作用。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比如基金会本身不生产产品，也不盈利，但可以吸引企业、医疗专家、志愿者来到这里，这是一种特别奇妙的反应。” 在百人援助行动中，王增娟是一个把控全局的人，各个环节、各个岗位的工作，事无巨细。忙完一天的义诊，大多数志愿者可以休息了，她还要和当地政府人员、前站人员、医疗专家分别开小组会，梳理问题，一忙就到后半夜，只睡两三个小时。“要让别人在任何时候找到我就能解决问题。”这是王增娟的职责。
Q=《北京青年》周刊A=王增娟
Q：百人项目每年如何展开筹备工作？
A：基本提前半年开始筹备，春节前启动全部募捐工作。几乎全部资金都是韩老师募集的，有时要谈十家公司才有一家愿意支持，一般捐款都在300万以上。2、3月开始和援助省份沟通。4月会打前站，考察路线、义诊场地、吃住行情况，细到加油站有几个加油枪，服务站里厕所的情况，是否能消化300人。义诊场所在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看两个以上，比如今年复明中心的选址，我们最初看了两个眼科医院，综合考量后才确定下来。
每一站，我们要和当地政府、县医院、卫生站沟通，了解具体医疗状况。为什么今年儿科和骨科医生更多？前期调研时我们就了解到宁夏的骨科和儿科是患病比较集中的科室。还要了解地方的硬件需求，宁夏对救护车需求量巨大，我们本没打算捐这么多，但卫计委统计当地全部医疗机构总共有59辆车处于待报废状态，上次整体采购还是十年前，所以我们就捐了60辆车。今年原计划捐一万个急救包，但我们了解到宁夏有一万六千多的精准扶贫户，假如一个村子里你拿到了我没拿到，就会违背公益的普遍性，于是马上调整，确定捐1700个。每件东西也都是订制的，比如小小的急救包，我们要征求省卫计委的意见、医疗专家的意见，得出一个配置表。比如藏区、贵州苗族和宁夏回族包里的配置肯定不同，藏区更希望有藏药。确定后，马上启动采购程序。
5月我们开始邀请医疗专家，这必须要提前三个月进行，因为很多专家都是大腕级的，都要提前三个月就把8月的时间腾出来。志愿者招募在6月启动，这期间每天电话都要打爆了。先海选出50名，7月在北京进行现场面试。车手既要看车技，又要看性格、职业背景、言谈举止，因为这是个团队，还要看他们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和其他志愿者之间的交流情况。最后确定10人入选，是成千上万人中选出的佼佼者。
Q：今年援宁筹备中遇到了困难吗？
A：今年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物资。我们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向社会公开募捐，这些年就是靠韓老师和她的朋友的支持。支持者都是大额捐赠，任一捐赠者的退出对于我们的项目都是致命的。我们与公司的合作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外部经济的整体状况，二是企业自身发展情况。今年，我们就面对了之前的捐赠者退出。（一次援助行动大概的花费是多少？）每年基本是2000万左右，最大一部分是用在对当地医疗资源的支持和对医务人员的培训这些可持续的项目上。
Q：援宁第一站，很多病人并非贫困户、疑难病症，甚至有走后门来参加义诊的人，这算突发情况吗？
A：不仅是宁夏这一站，以往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要客观去看待。当地政府人员家人生病了对专家的渴望也是很强烈的，这可以理解。在跟医生沟通时，我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就诊卡就不优先看病。但他们说，在医生眼里，病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真有病，我们愿意给他一些正确的指导，但不会过多地占用基金会的资源，以便让更多的贫困户享受到基金会的帮助。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我们需要把目标服务群体保证在一定量就好，这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医疗专家
崔玉涛：回归到纯粹的医患关系
韩红把崔玉涛称为“师父”，说到“我师父崔神”的时候，韩红语气里是带着股骄傲和服气的。
两人的缘分始于2013年雅安地震之际。当时，崔玉涛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援。韩红得知他的事迹，很是佩服，主动结识他并拜其为师父。后来，崔玉涛了解了韩红的百人援助行动，也来支持她。从援青开始，他已参加了四年。今年，他告诉韩红：“儿科这一块儿我来管，你少操一份心。”
这次百人援宁，崔玉涛全权负责组建了一个11人的儿科医疗团队，医生都是他在自己微信里招募的。他们各有所长，在义诊中互相协助，比起往年单枪匹马各自为战的局面，效率大大提高了。第一场义诊时，光儿科就诊治了130多例病人，占了义诊总数的十分之一！“11个人流水线式作业，这样速度又快，轻重缓急还能分开，又不会把罕见病人漏掉。”
面对罕见病病人，崔玉涛也曾感到非常无助，“前年援贵时，面对山区里的罕见病儿童，我们没有足够设施，无法为其治疗，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医生，不知道能做什么。义诊不是去看感冒发烧这些小病的，都是当地解决不了的疑难病，人家来找你是为最后一线希望，可你却把希望扑灭。家长不会说什么，但那绝望的眼神让人非常难受。很多人是走不出大山的，去趟北京对他们来说就是故事，我觉得我们带去的不够多。”
此后，崔玉涛决定要提升义诊水平，让人们不仅看到真心，还要感受到价值。于是他带来了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和遗传咨询师。
西部偏远地区贫穷闭塞，近亲结婚的人多，导致儿童遗传病比比皆是，基因检测则是一项诊断利器。崔玉涛曾遇到这样一个家庭：妈妈下肢瘫痪，爸爸有智力障碍，两个儿子分别为16岁和14岁，也都是瘫痪。这样的父母本不应生小孩，但他们毫无医学常识。母亲迫切地想知道，如果生第三个孩子会是正常的吗？因为只有拥有一个正常的孩子才有可能拯救家庭的困境。答案显而易见，但没有确定的诊断结果母亲不信服。崔玉涛便为他们做了基因检测。结果出来果然是显性遗传病，当即断了他们要第三个孩子的念想。 “诊断疑难病有两个目的。一是能治疗，我们会把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另外，治不了的，就让家长不要再花钱了，告诉他们维持现状或延缓加重的办法，他们就不会越来越穷。”这是崔玉涛的态度。
援宁开始的几周前，崔玉涛特意飞了一趟美国，到美国第三大医院辛辛那提医院去洽谈合作成立一所罕见病研究中心的计划，专门研究中国儿童的罕见病。崔玉涛介绍，目前，中国的诊断水平不亚于美国，但在治疗手段上依然有差距。他打算今后带着从中国获取的病例标本到美国去验证，后续帮助这些罕见病儿童，“把一个点拉成一条线，而且把这条线力所能及地做到完美，这才是我们做公益的目的。”
做义诊，崔玉涛不想被媒体过多地报道，但他却愿意说说儿童罕见病的事儿。为什么呢？“一个患病孩子的经历和治疗过程被报道出来，可能会使更多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儿的孩子受益。那些存在同样病情的人，或有过相同经验的医生，甚至病人的亲戚朋友有机会看到了消息，病人就有了被救治的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渐冻症就是因为被媒体呼吁，所以很多患者被较早地诊断了，这就是效果。”
做公益看似是奉献了爱心，但细想想，收获的比付出的还要多，这是崔玉涛四年来的体会。“这里的病人们会真诚地告诉你很多。我们学医的，很多经验都来自病人而不是书本。在义诊中，任何疑难病例都会找我们，在任何医院任何时间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得到这么多案例。你说这样到底是谁更占便宜呢？”
此外，义诊能让崔玉涛回归到一种纯粹的做医生的状态。“我不用考虑时间和金钱上的限制，就会回归到理想中的医患关系，特别纯，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特别释放。释放的多，回馈的多，其实对很多病，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就会更深。”
车手
李伟：我每一届都会来
医生之外，志愿者队伍里另一大主力军当属车手。百人援宁拥有一个由61辆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在高原上整齐有序地行进时，气势颇为壮观。十四天里，每天大部队都要转移阵地，两小时的路途车手们也并不轻松。因为剩下时间，他们还承担着：布置现场、搬运物品、维持秩序等各种杂活儿。
车手的选拔极严格，每年都有上千人竞争约十个新名额，可见其惨烈。很多人并不是职业司机，因此都早早地为此腾出时间。甚至有车手因工作冲突，不惜辞职。
是什么吸引着他们呢？“每个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有时经济条件达不到，无法捐款，但却能出一份力气。”車手李伟道出一个朴实的答案。他在2012年援蒙时加入的团队，已连续参与了六年。李伟是个自驾游爱好者，2011年他带刚高考完的女儿在西藏自驾时，正巧碰到了百人援藏的车队。第二年，得知百人援蒙招聘志愿者的消息时，李伟马上报了名。
起初，李伟心里对明星做慈善这件事也多少有点打鼓：“明星带了这么多车，像是为了宣传自己。”那年，他车上载的是武警总院的李威主任，在义诊中遇到一个胆道闭锁的小姑娘，病情危急，李威负责手术，韩红出钱，最后让小女孩度过了危险。李伟被眼前的事实说服了，“实际上不是作秀，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最深感触。”这次，小姑娘听闻韩红阿姨到了宁夏，硬要妈妈带她坐火车去见她。在惠农的卫生院义诊现场，小姑娘扑到了韩红的怀里。
李伟是车队里的英雄人物。除了百人援助之外，平日里他也会积极参与基金会的其他公益行动。2015年尼泊尔地震，波及到藏南。李伟随韩红一行人第一时间飞到了日喀则。送往灾区的物资已让朋友采购好了，韩红决定让当地人直接送到灾区，不让李伟和另一位车手跑了，一怕余震很危险，二怕4300米的海拔太高。可是当她吃完午饭，却发现两位车手已经悄悄出发了。“那时是四月，路上都是雪，中午出发，晚上走到定日。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继续走，走到聂拉木，离樟木口岸还有30公里，但断路了，民政局的人接收时说，你们是第一家捐赠物资的，政府的物资都还没送到，我们爱心团队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回忆时，李伟很平静，但当时的情况却是相当危险。韩红提到此事时，都是哽咽的。
其实，在援助行动中，最累的就是司机。李伟从来不正经吃午饭，因为吃饱就犯困，饿了就在车上吃点零食。我提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红牛当水喝，还有吃辣鸡爪这种刺激的东西。有好几次我都拿清凉油擦太阳穴。
明星志愿者
光良： 所有快乐都比不上把快乐带给别人的满足感
明星志愿者是百人医疗援助中的重要部分，这次有20位明星志愿者参与其中，包括金池、李霄云、蒋欣、陈明、光良、娄艺潇、王鸥、TFBOYS、秋瓷炫、郭晓东等。看病之外，前期的分药、搭帐篷、病人引导、派药、病人登记等工作都是由他们完成的。
去年录制综艺节目时，光良与韩红相识。得知了录制结束她就要赶去参加百人援甘，光良想，“我一直觉得公众人物有机会就要做些有意义的事，这种事从我们身边经过，就代表了上天对我们的一个考验，要自发地去参与。”于是，他也请求加入了百人援甘的队伍。今年是光良做志愿者的第二年了。
听过光良音乐的人，都会感觉他是个暖男，现实中也的确如此。两年前，他的狗狗病了，他就一直陪护在身边，完全放下了工作。他的爱心还可见于救济路人、帮扶老人和儿童的公益项目。“要做公益，我们除了捐钱，就不知从哪里着手了。而有韩老师的带领，是个好机会，我只要直接参与，不用担心很多问题，这样效果是最好的。而且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宁夏义诊的首站，光良第一次做了引导员。当时有一位煤气中毒患者，已卧床三年，光良全程陪伴他，“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煤气中毒和它严重的后果。他严重到无法走路，眼神也有些涣散，好恐怖。他太太照顾了他三年，义诊后才知道要经常和他互动、和他讲话才能缓解他的病情。”让光良记忆最深的是，病人一直紧握他的手不放，“他手很冰，他握紧我的手，非常紧那种。我认为他其实很想表达一些事，却没办法说话，很压抑。他表情看上去很想哭，但又哭不出来。我和他说，我给你按摩、给你放松，他才松开了手。某些动作做对了，他就会用很大力量再紧握我。”
大部分时间，光良在药房工作。在给病人抓药时，他耐心叮嘱药的用法用量，有时为确保病人真听懂了，他会要求他们：“你复述一遍好了。”一次，一位奶奶来取药，因为大家听不懂本地口音，她重复了几遍，很着急，后来请本地人翻译才知道她问的是：“这个药要多少钱？”担心买不起。当得知药是免费的，奶奶才松了口气。这让光良颇感心酸。他说，每见病人取完药被安慰的眼神，他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做到了些什么”，但是久了，也会有“好像自己做多少都不够”的感觉。
当下，中国7000万贫困人群里有40%“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韓红发起的“百人医疗援助系列行动”连续六年已为5万贫困人口提供了医疗援助。
今年“百人援宁”是第七个年头。这次志愿者队伍最庞大，达到327人。14天，深入到5市9县，义诊了11644人次。
8月14日上午，惠安堡中心卫生院内，第二场大型义诊进行中。突然，检验室外，韩红情绪激动起来，背对着大家抹起眼泪。检验室里，一家四口在那里，生活已将他们折磨得表情漠然。家中两个女儿患有先天畸形，无自理能力，而妈妈也因车祸致瘫了，全家生活窘迫，参加义诊是为了寻求一线希望。然而，经专家诊断，俩女儿进行手术的风险极大，治愈希望渺茫。面对无助的一家，医生也无能为力，韩红流泪握着妈妈的手说：“对不起，我们没能帮助你们。”她当即决定为他们捐款10万元，这样至少可以改善一点当下的生活困境。
这是记者在援助行动中第二次见韩红落泪了，第一次是在动员大会上。韩红曾哽咽着回忆：在援疆义诊中，赶来看病的一位老人说，“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看不好了，可我就想这辈子能让北京的专家给看一次病。”
这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奶奶。韩红父亲是位烈士，母亲在她9岁时就改嫁了，她是由卖冰棍儿的奶奶带大的。奶奶患有哮喘，她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去北京医院看一次病。可是去北京医院看病太难了！后来韩红排了一天一夜的队才从号贩子手里搞到一个号，奶奶住进了北京医院，可是她还是去世了。“我奶奶是在北京生活的老人，都很难住进北京医院，什么时候边疆的、乡村里的老人们也能让北京医院的医生专家给他们看看病呢？”
带着这个愿望，韩红敲开一家又一家医院的大门。2011年她终于如愿带着数十名医疗专家奔赴西藏，为贫困百姓看病，并捐助大量医疗物资。韩红说，她在完成奶奶的夙愿，“奶奶去世前曾嘱咐我，你要争气，不是体现在你挣多少钱、多有名，我希望我的孙女能帮助更多人。”
当下，中国7000万贫困人群里有40%“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相比资金支持，他们更需要的是医疗救助。深感西部地区医疗落后，求医问药难，韩红爱心基金会希望以先进的医学理念和医疗技术帮偏远地区改善医疗环境。从西藏到内蒙古、新疆、青海、贵州、甘肃，连续六年百人医疗援助行动已为5万贫困人口免费提供了医疗援助。
2017年是“百人援宁”的第七个年头。七年是个里程碑，这次志愿者队伍最庞大，达到327人。其中医疗专家就有106人，均来自空军总医院、北京医院、天坛医院、睦家医疗、浙医二院、华西医院、崔玉涛育学园、北大人民医院、解放军总医院、阜外医院等全国著名医院。
医生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义诊的。天坛医院的高之宪主任平日负责的病区每周要做近20台手术，以前他从没请假超过3天，这次却挤出了7天时间。空军总医院的王文清主任，参与了4届援助行动，60岁的她神采奕奕，每天心内科诊台前都人满为患，四个多小时下来，她一人就能诊治130个病人。
这次，先进技术也是一大亮点。崔玉涛育学园带来了基因检测技术，和睦家医疗则首次带来两癌排查项目，包括2000例宫颈癌筛查试纸和最先进的乳腺癌超声仪器ABUS。和睦家创始人李碧菁介绍，如果每个妇女一辈子做一次宫颈癌筛查，可以为当地减少70%的宫颈癌发病率。义诊的前半段，每天筛查出大约百分之十五的阳性HPV，其中约有五分之一需要治疗，而他们带来的设备可以当场解决大部分问题。
8月10日到23日，百人援宁团队从北向南进发深入到5市9县，义诊人数达到11644人次。每个义诊现场，韩红会全场巡看情况，看到孱弱病人在求助，她都是第一个冲上去问候病情，病情严重者，她全程陪诊，极认真。即使是资深医疗专家，都会服气地叫她一声“老大”。“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温暖更多的人。”老大这样说。
基金会秘书长
王增娟：我们不是志愿者，而是公益人
每天义诊中，有个姑娘穿梭在现场，手里对讲机不停地响起，需要她处理的事一件接一件，一刻都不得闲。“我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她就是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秘书长——王增娟。基金会是百人援助行动的组织者，每年2月起，从省份对接、路线设计、志愿者招募、物资筹备到衣食住行，所有细节的落实都由基金会里的14位姑娘完成。而她们却拿着微薄的工资，甚至为省钱几个人租住一间房子。向大家介绍王增娟时，韩红就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姑娘硕士毕业就加入了基金会，她还承诺两年不拿工资为基金会工作！”
王增娟读的是管理学硕士，读书时她就是个不安分的人，玩社团，进学生会，是商学院院长助理，还是学校60年校庆晚会的总导演。她从来就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工作，打算毕业后就创业。但缘分却让她结识了韩红。2011年，偶然在电视上看到韩红要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消息，她立马打起了主意。“我希望在一个组织还没有成型时就能加入，这样就能见证和推动它的发展，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郭美美事件后，做公益更难了，我想做有挑战的事。”
可是一开始王增娟却被拒绝了。因为当时基金会不打算招全职员工。然而她却执着地每天发一条私信给现在的基金会理事长李健，展现她不同方面的能力。被拒绝了近一年后，李健突然问她是否找到了工作，“我一直在等待基金会的回复。”王增娟毫不犹豫。她还表示：我可以两年不要工资。
为何对公益抱有这么大热情？“出于缘分和喜爱。一方面是受家庭影响。我父母也一直在做类似的事，父母来自农村，每年回家都会给村里老人塞个红包，跟我讲，小时候我常在这个奶奶家玩。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我很适合将各种资源发挥其最大作用的工作。管理就是将资源优化配置，以达到它们散乱状态下不可能有的作用。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比如基金会本身不生产产品，也不盈利，但可以吸引企业、医疗专家、志愿者来到这里，这是一种特别奇妙的反应。” 在百人援助行动中，王增娟是一个把控全局的人，各个环节、各个岗位的工作，事无巨细。忙完一天的义诊，大多数志愿者可以休息了，她还要和当地政府人员、前站人员、医疗专家分别开小组会，梳理问题，一忙就到后半夜，只睡两三个小时。“要让别人在任何时候找到我就能解决问题。”这是王增娟的职责。
Q=《北京青年》周刊A=王增娟
Q：百人项目每年如何展开筹备工作？
A：基本提前半年开始筹备，春节前启动全部募捐工作。几乎全部资金都是韩老师募集的，有时要谈十家公司才有一家愿意支持，一般捐款都在300万以上。2、3月开始和援助省份沟通。4月会打前站，考察路线、义诊场地、吃住行情况，细到加油站有几个加油枪，服务站里厕所的情况，是否能消化300人。义诊场所在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看两个以上，比如今年复明中心的选址，我们最初看了两个眼科医院，综合考量后才确定下来。
每一站，我们要和当地政府、县医院、卫生站沟通，了解具体医疗状况。为什么今年儿科和骨科医生更多？前期调研时我们就了解到宁夏的骨科和儿科是患病比较集中的科室。还要了解地方的硬件需求，宁夏对救护车需求量巨大，我们本没打算捐这么多，但卫计委统计当地全部医疗机构总共有59辆车处于待报废状态，上次整体采购还是十年前，所以我们就捐了60辆车。今年原计划捐一万个急救包，但我们了解到宁夏有一万六千多的精准扶贫户，假如一个村子里你拿到了我没拿到，就会违背公益的普遍性，于是马上调整，确定捐1700个。每件东西也都是订制的，比如小小的急救包，我们要征求省卫计委的意见、医疗专家的意见，得出一个配置表。比如藏区、贵州苗族和宁夏回族包里的配置肯定不同，藏区更希望有藏药。确定后，马上启动采购程序。
5月我们开始邀请医疗专家，这必须要提前三个月进行，因为很多专家都是大腕级的，都要提前三个月就把8月的时间腾出来。志愿者招募在6月启动，这期间每天电话都要打爆了。先海选出50名，7月在北京进行现场面试。车手既要看车技，又要看性格、职业背景、言谈举止，因为这是个团队，还要看他们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和其他志愿者之间的交流情况。最后确定10人入选，是成千上万人中选出的佼佼者。
Q：今年援宁筹备中遇到了困难吗？
A：今年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物资。我们基金会是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向社会公开募捐，这些年就是靠韓老师和她的朋友的支持。支持者都是大额捐赠，任一捐赠者的退出对于我们的项目都是致命的。我们与公司的合作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外部经济的整体状况，二是企业自身发展情况。今年，我们就面对了之前的捐赠者退出。（一次援助行动大概的花费是多少？）每年基本是2000万左右，最大一部分是用在对当地医疗资源的支持和对医务人员的培训这些可持续的项目上。
Q：援宁第一站，很多病人并非贫困户、疑难病症，甚至有走后门来参加义诊的人，这算突发情况吗？
A：不仅是宁夏这一站，以往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要客观去看待。当地政府人员家人生病了对专家的渴望也是很强烈的，这可以理解。在跟医生沟通时，我提醒大家如果没有就诊卡就不优先看病。但他们说，在医生眼里，病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真有病，我们愿意给他一些正确的指导，但不会过多地占用基金会的资源，以便让更多的贫困户享受到基金会的帮助。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我们需要把目标服务群体保证在一定量就好，这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
医疗专家
崔玉涛：回归到纯粹的医患关系
韩红把崔玉涛称为“师父”，说到“我师父崔神”的时候，韩红语气里是带着股骄傲和服气的。
两人的缘分始于2013年雅安地震之际。当时，崔玉涛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援。韩红得知他的事迹，很是佩服，主动结识他并拜其为师父。后来，崔玉涛了解了韩红的百人援助行动，也来支持她。从援青开始，他已参加了四年。今年，他告诉韩红：“儿科这一块儿我来管，你少操一份心。”
这次百人援宁，崔玉涛全权负责组建了一个11人的儿科医疗团队，医生都是他在自己微信里招募的。他们各有所长，在义诊中互相协助，比起往年单枪匹马各自为战的局面，效率大大提高了。第一场义诊时，光儿科就诊治了130多例病人，占了义诊总数的十分之一！“11个人流水线式作业，这样速度又快，轻重缓急还能分开，又不会把罕见病人漏掉。”
面对罕见病病人，崔玉涛也曾感到非常无助，“前年援贵时，面对山区里的罕见病儿童，我们没有足够设施，无法为其治疗，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医生，不知道能做什么。义诊不是去看感冒发烧这些小病的，都是当地解决不了的疑难病，人家来找你是为最后一线希望，可你却把希望扑灭。家长不会说什么，但那绝望的眼神让人非常难受。很多人是走不出大山的，去趟北京对他们来说就是故事，我觉得我们带去的不够多。”
此后，崔玉涛决定要提升义诊水平，让人们不仅看到真心，还要感受到价值。于是他带来了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和遗传咨询师。
西部偏远地区贫穷闭塞，近亲结婚的人多，导致儿童遗传病比比皆是，基因检测则是一项诊断利器。崔玉涛曾遇到这样一个家庭：妈妈下肢瘫痪，爸爸有智力障碍，两个儿子分别为16岁和14岁，也都是瘫痪。这样的父母本不应生小孩，但他们毫无医学常识。母亲迫切地想知道，如果生第三个孩子会是正常的吗？因为只有拥有一个正常的孩子才有可能拯救家庭的困境。答案显而易见，但没有确定的诊断结果母亲不信服。崔玉涛便为他们做了基因检测。结果出来果然是显性遗传病，当即断了他们要第三个孩子的念想。 “诊断疑难病有两个目的。一是能治疗，我们会把世界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另外，治不了的，就让家长不要再花钱了，告诉他们维持现状或延缓加重的办法，他们就不会越来越穷。”这是崔玉涛的态度。
援宁开始的几周前，崔玉涛特意飞了一趟美国，到美国第三大医院辛辛那提医院去洽谈合作成立一所罕见病研究中心的计划，专门研究中国儿童的罕见病。崔玉涛介绍，目前，中国的诊断水平不亚于美国，但在治疗手段上依然有差距。他打算今后带着从中国获取的病例标本到美国去验证，后续帮助这些罕见病儿童，“把一个点拉成一条线，而且把这条线力所能及地做到完美，这才是我们做公益的目的。”
做义诊，崔玉涛不想被媒体过多地报道，但他却愿意说说儿童罕见病的事儿。为什么呢？“一个患病孩子的经历和治疗过程被报道出来，可能会使更多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在哪儿的孩子受益。那些存在同样病情的人，或有过相同经验的医生，甚至病人的亲戚朋友有机会看到了消息，病人就有了被救治的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渐冻症就是因为被媒体呼吁，所以很多患者被较早地诊断了，这就是效果。”
做公益看似是奉献了爱心，但细想想，收获的比付出的还要多，这是崔玉涛四年来的体会。“这里的病人们会真诚地告诉你很多。我们学医的，很多经验都来自病人而不是书本。在义诊中，任何疑难病例都会找我们，在任何医院任何时间都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得到这么多案例。你说这样到底是谁更占便宜呢？”
此外，义诊能让崔玉涛回归到一种纯粹的做医生的状态。“我不用考虑时间和金钱上的限制，就会回归到理想中的医患关系，特别纯，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在这里我就觉得特别释放。释放的多，回馈的多，其实对很多病，对很多东西的理解就会更深。”
车手
李伟：我每一届都会来
医生之外，志愿者队伍里另一大主力军当属车手。百人援宁拥有一个由61辆车组成的庞大车队，在高原上整齐有序地行进时，气势颇为壮观。十四天里，每天大部队都要转移阵地，两小时的路途车手们也并不轻松。因为剩下时间，他们还承担着：布置现场、搬运物品、维持秩序等各种杂活儿。
车手的选拔极严格，每年都有上千人竞争约十个新名额，可见其惨烈。很多人并不是职业司机，因此都早早地为此腾出时间。甚至有车手因工作冲突，不惜辞职。
是什么吸引着他们呢？“每个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有时经济条件达不到，无法捐款，但却能出一份力气。”車手李伟道出一个朴实的答案。他在2012年援蒙时加入的团队，已连续参与了六年。李伟是个自驾游爱好者，2011年他带刚高考完的女儿在西藏自驾时，正巧碰到了百人援藏的车队。第二年，得知百人援蒙招聘志愿者的消息时，李伟马上报了名。
起初，李伟心里对明星做慈善这件事也多少有点打鼓：“明星带了这么多车，像是为了宣传自己。”那年，他车上载的是武警总院的李威主任，在义诊中遇到一个胆道闭锁的小姑娘，病情危急，李威负责手术，韩红出钱，最后让小女孩度过了危险。李伟被眼前的事实说服了，“实际上不是作秀，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最深感触。”这次，小姑娘听闻韩红阿姨到了宁夏，硬要妈妈带她坐火车去见她。在惠农的卫生院义诊现场，小姑娘扑到了韩红的怀里。
李伟是车队里的英雄人物。除了百人援助之外，平日里他也会积极参与基金会的其他公益行动。2015年尼泊尔地震，波及到藏南。李伟随韩红一行人第一时间飞到了日喀则。送往灾区的物资已让朋友采购好了，韩红决定让当地人直接送到灾区，不让李伟和另一位车手跑了，一怕余震很危险，二怕4300米的海拔太高。可是当她吃完午饭，却发现两位车手已经悄悄出发了。“那时是四月，路上都是雪，中午出发，晚上走到定日。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继续走，走到聂拉木，离樟木口岸还有30公里，但断路了，民政局的人接收时说，你们是第一家捐赠物资的，政府的物资都还没送到，我们爱心团队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回忆时，李伟很平静，但当时的情况却是相当危险。韩红提到此事时，都是哽咽的。
其实，在援助行动中，最累的就是司机。李伟从来不正经吃午饭，因为吃饱就犯困，饿了就在车上吃点零食。我提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红牛当水喝，还有吃辣鸡爪这种刺激的东西。有好几次我都拿清凉油擦太阳穴。
明星志愿者
光良： 所有快乐都比不上把快乐带给别人的满足感
明星志愿者是百人医疗援助中的重要部分，这次有20位明星志愿者参与其中，包括金池、李霄云、蒋欣、陈明、光良、娄艺潇、王鸥、TFBOYS、秋瓷炫、郭晓东等。看病之外，前期的分药、搭帐篷、病人引导、派药、病人登记等工作都是由他们完成的。
去年录制综艺节目时，光良与韩红相识。得知了录制结束她就要赶去参加百人援甘，光良想，“我一直觉得公众人物有机会就要做些有意义的事，这种事从我们身边经过，就代表了上天对我们的一个考验，要自发地去参与。”于是，他也请求加入了百人援甘的队伍。今年是光良做志愿者的第二年了。
听过光良音乐的人，都会感觉他是个暖男，现实中也的确如此。两年前，他的狗狗病了，他就一直陪护在身边，完全放下了工作。他的爱心还可见于救济路人、帮扶老人和儿童的公益项目。“要做公益，我们除了捐钱，就不知从哪里着手了。而有韩老师的带领，是个好机会，我只要直接参与，不用担心很多问题，这样效果是最好的。而且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宁夏义诊的首站，光良第一次做了引导员。当时有一位煤气中毒患者，已卧床三年，光良全程陪伴他，“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煤气中毒和它严重的后果。他严重到无法走路，眼神也有些涣散，好恐怖。他太太照顾了他三年，义诊后才知道要经常和他互动、和他讲话才能缓解他的病情。”让光良记忆最深的是，病人一直紧握他的手不放，“他手很冰，他握紧我的手，非常紧那种。我认为他其实很想表达一些事，却没办法说话，很压抑。他表情看上去很想哭，但又哭不出来。我和他说，我给你按摩、给你放松，他才松开了手。某些动作做对了，他就会用很大力量再紧握我。”
大部分时间，光良在药房工作。在给病人抓药时，他耐心叮嘱药的用法用量，有时为确保病人真听懂了，他会要求他们：“你复述一遍好了。”一次，一位奶奶来取药，因为大家听不懂本地口音，她重复了几遍，很着急，后来请本地人翻译才知道她问的是：“这个药要多少钱？”担心买不起。当得知药是免费的，奶奶才松了口气。这让光良颇感心酸。他说，每见病人取完药被安慰的眼神，他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做到了些什么”，但是久了，也会有“好像自己做多少都不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