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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清（1895～1965年）是著名教授、书画家、文献家。这位自号碧琅■馆主的奇女，堪称二十世纪广东不可多得的女学者与女诗人。她对岭南历史风物史志文物的发掘与整理贡献卓著，功昭学林，被誉为“数百年间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岭南才女”。
冼玉清出身于澳门富商大家，幼时颇受父母钟爱，13岁即入私塾随名儒陈子褒诵习文史长达六年，后考入香港圣士提女校专工英语两年。据她晚年回忆：“香港终是花花世界，与我性情不相宜。有一次随父母去广州，参观岭南大学，我觉得这地方远离市尘，长林古木，真是藏修之所，于是转入岭大附中，一读读了两年中学，四年大学。”1920年冼玉清升至岭南大学国文系，192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岭大期间她一直在岭大附中兼任历史国文教员，1925年被聘为岭大国文系专任助教。1927年升任讲师，后擢升为副教授，教育部聘甲级正教授。
1927年32岁的冼玉清被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聘为岭南大学博物馆馆长，一时在学界广为传颂。冼玉清在岭南大学任教的同时，先后兼任过广州市博物馆顾问，广州市政府文献委员，广东通志馆纂修，广东文献委员会顾问，南京国史馆协修。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岭南大学教授、文献馆馆长，1952年全国各大学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冼玉清转任中山大学教授，1954年任广东省政协常委，1955退休，1956年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5年因病去世，享年70岁。
教书育人与学术成就
冼玉清这位被世俗社会称“怪”的女性，受其恩师陈子褒“救中国需从教育入手，而教育需以妇孺为根本”的思想影响，从十七、八岁就立志以学术为业，终生不婚。二十年代她便以“立志终生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的誓言而惊世骇俗。她在岭南大学读书任教共三十四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如：韦懿、谢建朝、古桂高、曾昭璇、黄天骥、袁钟仁、达辉等。冼玉清与音乐家冼星海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1922年冼玉清受聘岭南大学附中教授国文和历史，她渐渐发现班上有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上课时总是“目不旁顾，耳不杂听。”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学生就是冼星海。一次冼玉清讲授写诗填词知识，课后，她让同学们各自命题填一首“如梦令”，一星期后当冼玉清读到冼星海的“试问春归何处？勾指柳梢残雨。往事那堪题，尽在游丝飞絮。无语！无话，乳燕双双休去。”词时，不禁击掌叫好，她不仅把冼星海的词在全班朗读点评，还推荐到岭南大学校刊发表，这成了冼星海诗词的处女作，给冼星海极大的鼓舞。
冼星海赴法国留学，因家庭困难，学费无着，冼玉清知道后，一次就拿出500元予以资助，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更感人的是冼星海赴法留学，临别时曾托冼玉清照顾他母亲，此事，因冼星海早逝，冼玉清从不向人说起，而长期不为人知，直到1951年，冼玉清挽星海诗问世，其中有“万里渡洋曾托母，卅年治学愧称师。”才为人知晓，可见一代音乐大家冼星海与恩师冼玉清之间的师生情谊。
著名旅美画家达辉是冼玉清教授的邻居兼学生，他曾深情地回忆说，他是在冼玉清教授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中长大成人的。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书法家古桂高回忆：冼玉清恩师曾将著名书法家麦华三的书法手迹赠送给他，并教导他：华三师治学专治，心无旁骛，一生专精研究二王书法，形成了自我面目。如果你样样想学，贪多必失。玉清师一语中的，用心良苦。古桂高无限感慨道：麦华三冼玉清二位恩师都是岭南的珍版靓书，都是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长者，永远是后学者心中取法的碑帖。
自号“碧琅■馆主”的冼玉清“童年时代就颇有文名”。冼玉清一生著述甚丰，仅有关岭南文献研究的著述便达数十种之多，影响较大的有《广东好艺文考》、《广东鉴藏家考》、《广东丛帖叙录》、《广东文献丛谈》、《梁庭■著述录要》、《招子庸研究》、《广东艺文志》等，而近年才公开刊行的《广东释道著述考》更是她的心血之作，其专研之谨慎资料之丰富，对南禅的发展进行了翔实而准确的考证，为中国佛教史研究补充了南方佛学的兴衰资料，成为研究岭南文化、南禅历史的必备之书。
冼玉清二十年代已有诗名，她的《碧琅■诗稿》深为黄晦闻、柳亚子赞赏。郑孝胥、陈三立（史学大师陈寅恪之父）读了《碧琅■诗稿》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郑孝胥称其诗“古体时有隽笔”；陈三立则评赞为“澹雅疏朗，秀骨婷婷，不假雕饰，自饶风趣”，并亲笔为冼玉清文斋“碧琅■馆”题写一匾，玉清教授视此匾为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是高悬于住所正中。
克己裕人与爱国捐资
冼玉清虽生长于富商大家，却从无阔小姐的习气。在岭南大学上学期间，她一直半工半读，几乎不用家里的钱，后来从助教到一级教授，收入可观，且独身一人，但她生活却极为简朴，据说她的一件丝绵袍穿了二十多年。平时粗茶淡饭，请人吃饭也经常是五角钱一顿的饭菜，在岭南大学有不少关于冼玉清教授“孤寒”（即吝啬）的传闻。实际上这是她受家庭“克己裕人”思想影响所致。冼玉清晚年曾回忆道：母亲常教导她“粝衣粗食，旁人误以为吝，而孰知其克己裕人如是也。”她自己生活极为简朴，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慷慨周济，除资助冼星海赴法留学外，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香港大学停课，陈寅恪一家愁困香港，冼玉清得知后托人送去四十港元的“军票”，陈寅恪虽没有收下，然而此后一生甚感高谊。1965年冼玉清不幸撒手人寰，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馆吊诗人”。
著名学者朱师辄先生体弱多病，冼玉清教授专门送去营养补品，令老先生“深情感流涕”。
1951年冒广生老先生跌伤，冼玉清两次寄款，以作调养之用，老先生感激道：“受之不安，只好来世债矣。”
此外，麦华三教授，学生黄天骥，古桂高等，都曾受到冼玉清的资助。
1955年秋，岭南大学唤秋老校长向学生们讲述过一件令人感动的故事。抗美援朝时，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学校许多老师纷纷解囊捐献。冼玉清平素沉静，政治学习从不慷慨陈词，且一向节俭，谁也没有在意她是否有捐献，而有一天，冼玉清教授独自走进财务处，要把自己准备买别墅的钱，统统捐给国家，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财务科长怔住了，不敢贸然接手，赶紧向有关领导报告，领导感谢冼老师的爱国热情，也考虑她独身的处境，请她认真斟酌，但她的态度很坚决，唯一的条件是要替她保密。就这样，冼玉清教授的义举一直鲜为人知。老校长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冼姑‘孤寒’，而她对国家又是多么的慷慨！”同学们听后心灵受到震撼。 1955年，冼玉清被人诬告时常往香港送情报，冼被迫写“坦白书”，人们才知道，原来冼玉清立志终生不嫁之后，其父怜其孤苦，留下一笔财产给她，让其老有所依，冼每月去香港是到香港银行签收利息。1955年中山大学以冼“封建落后，思想保守消极”，被归为整编之列，强迫办理退休手续。
1964年元月，冼玉清经省委领导批准赴港澳治病，于是又有人造谣说冼借故逃港不归了。不久，冼玉清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云：“玉清生性淡泊，除授徒著书外，无所嗜好，撙节所得，现有港币十万元，欲送予国家。此系一片诚意，希早示覆。”
1964年8月，冼玉清教授立下遗嘱：“钱财所以济人利物，非图个人享受，因将遗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帮助亲属之需要者，一部分捐作社会公益。捐香港保良局五千元，捐香港劳工子弟学校一万元，所有“香港电灯”、“九龙电灯”、“香港电话”、“九龙仓”、“怡和纱厂”之股票共市值50余万元，尽捐广东省统战部，由其与中山大学成立基金会，以谋利益疾病痛苦之人。”1964年10月，冼玉清带着捐给国家的十万元港币回到广州，陈寅恪欣喜的赋诗一首：“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那些饶舌、制造和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只落得自食卑微和丑陋的恶果而已！一个月后，她办好了从中国银行将此款划归广东省委统战部的一切手续，并致函统战部：“此款为己出之物，如何用途，由你们支配，总要用得妥当就好。此事只系围内人知晓便了，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所谓‘善款人见，不是真善’这句格言，我素来服膺的。”
冼玉清馈赠给冼氏家族的钱一共才一万八千元，而捐给国家的是50余万元。可见其真善的高洁。
1965年10月冼玉清患乳腺癌去世，享年70岁。这位十数年来一向被视为“落后，封建”的过时女子，在她生命最后的历程中，用其一生不变的正直、善良谱写了一曲足以感天动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之歌。
冼玉清去世后，她广州家里的全部书籍和手稿，也分别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她生前喜爱的古色古香价值不菲的红木酸枝家具，三十多年后，依然为后人使用着。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大学教授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冼玉清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和具有高尚人格的学问家。
冼玉清出身于澳门富商大家，幼时颇受父母钟爱，13岁即入私塾随名儒陈子褒诵习文史长达六年，后考入香港圣士提女校专工英语两年。据她晚年回忆：“香港终是花花世界，与我性情不相宜。有一次随父母去广州，参观岭南大学，我觉得这地方远离市尘，长林古木，真是藏修之所，于是转入岭大附中，一读读了两年中学，四年大学。”1920年冼玉清升至岭南大学国文系，192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岭大期间她一直在岭大附中兼任历史国文教员，1925年被聘为岭大国文系专任助教。1927年升任讲师，后擢升为副教授，教育部聘甲级正教授。
1927年32岁的冼玉清被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聘为岭南大学博物馆馆长，一时在学界广为传颂。冼玉清在岭南大学任教的同时，先后兼任过广州市博物馆顾问，广州市政府文献委员，广东通志馆纂修，广东文献委员会顾问，南京国史馆协修。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任岭南大学教授、文献馆馆长，1952年全国各大学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冼玉清转任中山大学教授，1954年任广东省政协常委，1955退休，1956年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65年因病去世，享年70岁。
教书育人与学术成就
冼玉清这位被世俗社会称“怪”的女性，受其恩师陈子褒“救中国需从教育入手，而教育需以妇孺为根本”的思想影响，从十七、八岁就立志以学术为业，终生不婚。二十年代她便以“立志终生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的誓言而惊世骇俗。她在岭南大学读书任教共三十四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培养出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如：韦懿、谢建朝、古桂高、曾昭璇、黄天骥、袁钟仁、达辉等。冼玉清与音乐家冼星海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1922年冼玉清受聘岭南大学附中教授国文和历史，她渐渐发现班上有一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上课时总是“目不旁顾，耳不杂听。”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学生就是冼星海。一次冼玉清讲授写诗填词知识，课后，她让同学们各自命题填一首“如梦令”，一星期后当冼玉清读到冼星海的“试问春归何处？勾指柳梢残雨。往事那堪题，尽在游丝飞絮。无语！无话，乳燕双双休去。”词时，不禁击掌叫好，她不仅把冼星海的词在全班朗读点评，还推荐到岭南大学校刊发表，这成了冼星海诗词的处女作，给冼星海极大的鼓舞。
冼星海赴法国留学，因家庭困难，学费无着，冼玉清知道后，一次就拿出500元予以资助，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更感人的是冼星海赴法留学，临别时曾托冼玉清照顾他母亲，此事，因冼星海早逝，冼玉清从不向人说起，而长期不为人知，直到1951年，冼玉清挽星海诗问世，其中有“万里渡洋曾托母，卅年治学愧称师。”才为人知晓，可见一代音乐大家冼星海与恩师冼玉清之间的师生情谊。
著名旅美画家达辉是冼玉清教授的邻居兼学生，他曾深情地回忆说，他是在冼玉清教授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中长大成人的。
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书法家古桂高回忆：冼玉清恩师曾将著名书法家麦华三的书法手迹赠送给他，并教导他：华三师治学专治，心无旁骛，一生专精研究二王书法，形成了自我面目。如果你样样想学，贪多必失。玉清师一语中的，用心良苦。古桂高无限感慨道：麦华三冼玉清二位恩师都是岭南的珍版靓书，都是具有高尚道德文章的长者，永远是后学者心中取法的碑帖。
自号“碧琅■馆主”的冼玉清“童年时代就颇有文名”。冼玉清一生著述甚丰，仅有关岭南文献研究的著述便达数十种之多，影响较大的有《广东好艺文考》、《广东鉴藏家考》、《广东丛帖叙录》、《广东文献丛谈》、《梁庭■著述录要》、《招子庸研究》、《广东艺文志》等，而近年才公开刊行的《广东释道著述考》更是她的心血之作，其专研之谨慎资料之丰富，对南禅的发展进行了翔实而准确的考证，为中国佛教史研究补充了南方佛学的兴衰资料，成为研究岭南文化、南禅历史的必备之书。
冼玉清二十年代已有诗名，她的《碧琅■诗稿》深为黄晦闻、柳亚子赞赏。郑孝胥、陈三立（史学大师陈寅恪之父）读了《碧琅■诗稿》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郑孝胥称其诗“古体时有隽笔”；陈三立则评赞为“澹雅疏朗，秀骨婷婷，不假雕饰，自饶风趣”，并亲笔为冼玉清文斋“碧琅■馆”题写一匾，玉清教授视此匾为毕生珍藏，无论迁居何处，总是高悬于住所正中。
克己裕人与爱国捐资
冼玉清虽生长于富商大家，却从无阔小姐的习气。在岭南大学上学期间，她一直半工半读，几乎不用家里的钱，后来从助教到一级教授，收入可观，且独身一人，但她生活却极为简朴，据说她的一件丝绵袍穿了二十多年。平时粗茶淡饭，请人吃饭也经常是五角钱一顿的饭菜，在岭南大学有不少关于冼玉清教授“孤寒”（即吝啬）的传闻。实际上这是她受家庭“克己裕人”思想影响所致。冼玉清晚年曾回忆道：母亲常教导她“粝衣粗食，旁人误以为吝，而孰知其克己裕人如是也。”她自己生活极为简朴，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慷慨周济，除资助冼星海赴法留学外，1941年日军攻陷香港，香港大学停课，陈寅恪一家愁困香港，冼玉清得知后托人送去四十港元的“军票”，陈寅恪虽没有收下，然而此后一生甚感高谊。1965年冼玉清不幸撒手人寰，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馆吊诗人”。
著名学者朱师辄先生体弱多病，冼玉清教授专门送去营养补品，令老先生“深情感流涕”。
1951年冒广生老先生跌伤，冼玉清两次寄款，以作调养之用，老先生感激道：“受之不安，只好来世债矣。”
此外，麦华三教授，学生黄天骥，古桂高等，都曾受到冼玉清的资助。
1955年秋，岭南大学唤秋老校长向学生们讲述过一件令人感动的故事。抗美援朝时，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学校许多老师纷纷解囊捐献。冼玉清平素沉静，政治学习从不慷慨陈词，且一向节俭，谁也没有在意她是否有捐献，而有一天，冼玉清教授独自走进财务处，要把自己准备买别墅的钱，统统捐给国家，这是一笔很大的款项，财务科长怔住了，不敢贸然接手，赶紧向有关领导报告，领导感谢冼老师的爱国热情，也考虑她独身的处境，请她认真斟酌，但她的态度很坚决，唯一的条件是要替她保密。就这样，冼玉清教授的义举一直鲜为人知。老校长感慨地说：“人们都说冼姑‘孤寒’，而她对国家又是多么的慷慨！”同学们听后心灵受到震撼。 1955年，冼玉清被人诬告时常往香港送情报，冼被迫写“坦白书”，人们才知道，原来冼玉清立志终生不嫁之后，其父怜其孤苦，留下一笔财产给她，让其老有所依，冼每月去香港是到香港银行签收利息。1955年中山大学以冼“封建落后，思想保守消极”，被归为整编之列，强迫办理退休手续。
1964年元月，冼玉清经省委领导批准赴港澳治病，于是又有人造谣说冼借故逃港不归了。不久，冼玉清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云：“玉清生性淡泊，除授徒著书外，无所嗜好，撙节所得，现有港币十万元，欲送予国家。此系一片诚意，希早示覆。”
1964年8月，冼玉清教授立下遗嘱：“钱财所以济人利物，非图个人享受，因将遗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帮助亲属之需要者，一部分捐作社会公益。捐香港保良局五千元，捐香港劳工子弟学校一万元，所有“香港电灯”、“九龙电灯”、“香港电话”、“九龙仓”、“怡和纱厂”之股票共市值50余万元，尽捐广东省统战部，由其与中山大学成立基金会，以谋利益疾病痛苦之人。”1964年10月，冼玉清带着捐给国家的十万元港币回到广州，陈寅恪欣喜的赋诗一首：“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那些饶舌、制造和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只落得自食卑微和丑陋的恶果而已！一个月后，她办好了从中国银行将此款划归广东省委统战部的一切手续，并致函统战部：“此款为己出之物，如何用途，由你们支配，总要用得妥当就好。此事只系围内人知晓便了，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所谓‘善款人见，不是真善’这句格言，我素来服膺的。”
冼玉清馈赠给冼氏家族的钱一共才一万八千元，而捐给国家的是50余万元。可见其真善的高洁。
1965年10月冼玉清患乳腺癌去世，享年70岁。这位十数年来一向被视为“落后，封建”的过时女子，在她生命最后的历程中，用其一生不变的正直、善良谱写了一曲足以感天动地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之歌。
冼玉清去世后，她广州家里的全部书籍和手稿，也分别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她生前喜爱的古色古香价值不菲的红木酸枝家具，三十多年后，依然为后人使用着。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大学教授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冼玉清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和具有高尚人格的学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