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一个段子，说，“今天面试一位老师。我说，关于‘五险一金’……老师说：‘我能不要那些玩意么？’我呆了。老师解释：‘我是奥派。’我恍然大悟，惭愧地低下了头。”
　　所谓奥派，是指奥地利经济学派，是一种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派。许多人主张减少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并捍卫个人自由，因此被许多放任自由主义者引用。
　　其实，在这个段子里，对这位老师语境的假设并不准确，这位“奥派”老师提议不要那些“五险一金”，他只是反对政府强制要求企业交纳五险一金，认为这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反而付不起员工的工资。至于他自己，当然不会大公无私地不要那部分利益，他真正的做法是会跟你讨价还价，不交五险一金可以，但你得把那部分钱给他。
　　奥派在中国有很多追随者，甚至被一些自由主义者自诩。比如，每年春节前后出现的两个现象，一些自称是“奥派”的人经常会在这个时候提出他们自己的主张，这两个现象一是火车票的“一票难求”，一是各地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他们会提出解决春运火车票紧张的办法是提高票价，然后“价高者得”，以此调节供需关系；而这10年来，每年春节后各地政府都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奥派”基本上都会反对一番，认为这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工厂倒闭，反而对工人不利。
　　从单纯的供求关系出发，火车票的“价高者得”似乎有道理，但在实际上，却是极其不公平的，在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之下，“价高者得”挤出的，恰恰是那部分具有最强烈需求的人，也是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越穷的人越买不到票。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分配问题。如果从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论出发，在现实中，价格越高，分配就愈不公平。
　　而他们在最低工资标准上的主张也是让人费解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对企业雇员最低生活标准的保障，在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时候，工人工资被压得很低，以至在企业主获得稳定增长的利润的同时，工人工资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近几年来，中国制造业的人力资源供求关系终于出现转变，企业越来越“招工难”，工资也相应上涨，地方政府或为解决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工人合理利益，或为了引导产业升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不管是严重供过于求的时候，还是供需发生转折的时候，一些“奥派”自始至终都只抱定着反对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观点，认为“政府不该干预”，“自由定价”。于前者，他们对企业压制和剥夺工人合理权益，工资没有集体协商的现实视而不见；于后者，他们对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对通货膨胀带来整体生活成本上升等却又“失明”。
　　他们的逻辑依旧重复着一提工资就会出现诸如失业，成本转移之类的假设。但事实上，他们所预设的结果并没有得到验证，或者是将企业的其他经营问题归咎于工资成本上升的问题。
　　就最低工资标准而言，从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到东南亚的先进国家，再到欧美各国，这是一项普遍实施政策和法律，事实也证明了它对保障工人最低生活标准，使他们免于长期贫困有利。
　　假设的逻辑没有实证，不能解释现实，自然导致信任危机，说的话也没什么人听了。他们的主张正如大卫·哈维所言，强调的只是企业主的自由，而不是工人的自由，民众的自由。
　　让人喊着“自由市场万岁”的口号去“就义”，是没有感召力的。当然，段子里的那位“奥派”老师自己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