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张謇和福泽谕古是近代中日两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他们都抱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为之努力躬耕。但由于中日两国国情的诸多不同，在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教化学生的思想品行等诸方面都有所不同，因而对两国近代化历程产生影响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关键词]张謇，福泽谕吉，教育兴学
[中图分类号]C-4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78-06
张謇(1857—1926年)是中国历史上五十大教育家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年)则列于世界五十大教育家之中，两位东方的教育家，在教育兴学过程中有许多殊途同归但又大相径庭之处。本文拟从近代中日两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教育救国思想萌生的历史背景、教育兴学的主张、教育兴学的实践等诸方面去探究两位教育家的特质、思想内涵——从中理解并窥中日两国近代历史道路迥异之一斑。
一、忧患之世倡教育 愤于国难
一个世纪前，中华民族背负着耻辱进入20世纪。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当时国内“振臂扼腕，望阙感愤，怀郁国耻如报私仇者，尚千数万辈”。张謇痛心疾首道：“此次和约，其割地住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损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肺腑。”认为《马关条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今日国势，犹处风雨危幕之下，波涛漏舟之中也”。在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下，张謇汲取中外学习西方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民素质不能适应近代潮流的发展。他和历史上的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样，认为克服社会弊端的关键在于教育。所以张謇在倡导“实业救国”的同时，积极倡导“教育救国”。张謇清醒地意识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一国之强，基于教育。”“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求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教育”，张謇大声疾呼教育救国。
福泽谕吉所处的日本幕府统治末期与张謇所处的中国清末相似，封闭落后的农业国日本与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先进文明的挑战。19世纪上半期，日本幕府政治已经面临着统治的重重危机：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渗入农村，新兴的地主、商人要求变革社会，获得权利；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要求变革政治；人民不断酝酿起义等等。1853年，美国人柏利率领舰队首先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俄英法等国接踵而至，日本面临着民族危机。幕府四面楚歌，陷入内外困境。朝野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他们思考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为什么堂堂的大清帝国，被小小的胡虏英国打败?福泽谕吉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已经是过时的，毫无意义的，他撰写的《脱亚人欧论》中指出：“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如何使日本成为一个西洋文明式的国家，福泽谕吉积极倡导大兴教育。
二、教育兴学重素养 成于厉行
张謇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他认为教育应该从小学教育开始抓起，他对“庚子以后，政府怵于外人公议，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颇为外人讪笑”十分不满。“察知强国必先智其民。智民必先普其学，普学以初等小学为最”，“立学从小学始”。张謇在主持南通自治期间，曾描绘了一幅教育兴学的蓝图：“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以州境计，须六百所”。数年之后，便可普及。普及教育，“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他多次强调“兴学之本，唯有师范”。“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志，不师胡学”。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将师范教育放到办学的重要地位。1902年“张謇与汤寿潜商议通州自立师范事”，同年在《通州师范学校议》中曾建议：“请先立师范学校，一年后各州县分立高等寻常小学，三年后各府中等学校，其各省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之大学校，五年后置焉。”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兴学的蓝图，但由于清政府江河日下资财匮乏而无法实现，张謇遂于1902—1905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此后不久，又陆续筹办了南通纺织大学、农学院、医科大学等。张謇从小学到中等师范，再至各类大专院校等，在南通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又独具匠心的创办师范附属小学，为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开创了实践基地。同时，以南通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在外地倡导合作办起了一批学校：如复旦大学、扬州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张謇实现了“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主张。同时，教育的普及又兼顾到了弱势群体，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聋哑学校，以及大量的职工补习夜校。张謇又提出“父实业，母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既解决了办学的经费问题，又解决了实业人才缺乏问题。张謇一直朝着普及国民教育的目标努力。据统计，他一生在教育上的投资为257万两白银，到1924年，张謇在南通一隅之地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张謇在南通构建了从蒙养园、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从基础课程学校到专门课程学校以及学校教育与教学实习基地的结合，教育与实业的相辅相成等一套多纬度立体交叉的学校教育教学体系，开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之先河。
张謇非常重视学生的素质养成教育：1902年，张謇在南通《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首次提出人才培养的目标：“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并强调“首重教育，次则学术”的教育思想。1904年张謇亲自制订海门长乐镇初等小学章程：第一宗旨——本校谨遵兴学奏定学务纲要，以普及教育养成一乡弟子具国民知识为主义。其校歌中唱道：大家爱国先爱乡。学校开设修身课，明确提出“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强调以孔子的做人准则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张謇在《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中写道：“中国既尊孔子矣，独于普及教育，若犹以孔子为不足法何欤?”孔子之像，“职教育者之像也”，“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俾儿童时代，即知崇仰孔道”。他的意图在于“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1903年4月，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他题写的校训是“忠实不欺，坚苦自立”。通州 师范生需“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因为“师范生为他日儿童之表率”，所以对师范生提出较高的要求。希望学生都能有“高尚之思想，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张謇在兴学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教育思想，1904年，张謇明确提出了德、智、体三育的概念，1914年又升华为教育的方针：《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提出：“本所教育方针如下：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须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明确三者的关系，首重道德思想。为办实业兴教育，张謇以非凡的胸襟痛定思痛，亲渡扶桑，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状况，研究日本振兴的原因。在对待学习外来知识方面，张謇认为不应该照搬照抄：“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苟人之短处，虽近在咫尺。亦不可学。”主张他人之长处与本地之实际相结合，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要使现代化的‘西体”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经济上、政治上，便都需要逐步地才能坚实地前进。需要善于利用旧形式……从旧躯壳中创造出新形式，既不能固守传统，原地踏步；也不要亦步亦趋，照抄西方。怎样化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观念等的矛盾冲突，那就只有设法使两者交流融合，只能是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实现自身的改革，达到与当时社会的完美结合。所以，张謇吸取了其他仁人志士以及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环境的新模式。正因为如此，在南通这个教育之摇篮才可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张謇的教育思想为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福泽谕吉办学事迹主要体现在办“兰学”，极力提倡摆脱传统儒学，大力倡导西方文明上。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了传播“兰学”(即西方学术)的专门学校“兰学塾”。福泽谕吉曾三次出访欧美，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福泽谕吉亲眼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船坚炮利、工商业的繁荣，强调：“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标准。”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思想，学习西方文明。福泽谕吉以为，从大化改新以来，在漫长的幕府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面对19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人落后也正是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缺少的是独立性和数理知识。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主张倡导全面西化。在“兰学塾”内，福泽谕吉主要的活动就是向青少年介绍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他编译从欧美带回的有关数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作为“兰学塾”使用的教科书。在福泽渝吉的思想影响和亲自管理下，1868年，“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即现在“庆应大学”前身)。学校课程中不再传授汉学经典，而主要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商科，培养新型实用人才，为日本的维新运动和近代化过程培养了大批新型的政治、财经方面的人才。福泽谕吉强调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对于学校教育，他十分重视，认为：“学校不是传授知识的，而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同时他重视女子教育、体育以及社会教育，他指出“社会恰似德、智教育的大教场，站在这一教场中看区区之学校，不管其有何种之学制，何种之教则，其教育只能左右人心之一部而已”。他还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只靠学校教育，不顾家庭教育。犹如“枯木求花”。他重视体质强健甚于学识渊博，他坚信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至今特别重视锻炼孩童的体魄。
福泽谕吉在提倡“文明开化”大兴教育过程中，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必须发扬日本人民的独立精神，面临列强环伺的日本尤须保持民族的独Or,陸；提倡讲求功利，注重学习现实生活所必需的近代科学知识。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福泽谕吉办学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教育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他说：“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福泽谕吉对“独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一种是物质方面的独立，一种是精神方面的独立。最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独立，其核心是不受物累和永远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国家独立的核心。福泽谕吉认为培养独立的人格途径，需要教育这个媒介，“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独立地位只有依靠教育、依靠其所学的程度。毫无疑问教育必须是独立的，教育与国家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
在对待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方面，福泽谕吉提出应有一个“信”与“疑”的问题，即传统与西化的问题。他把学习西方文明与国家的独立结合在一起认为：“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文明是动态发展的，欧洲的文明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迄今为止的最高文明阶段，也并非完美无瑕。“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惧，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之长处，以完善日本特有的文化，如果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失去了文化的民族独立性，日本的近代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福泽谕吉强调“独立自尊”的人类理想与国民理念。
总之，福泽谕吉的为学之道以培养人的独立人格为核心，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途径等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当时日本近代民族的独立以及对日本近代通过对外扩张侵略的途径实现近代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走到今天与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三、威望崇隆昭后人 行之异同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这样赞扬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张謇在南通兴办教育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南通者，教育之洋，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1926年悼张謇溘逝之时的大总统令文曰：“前农商总长张謇，老年硕德，体国忠诚，威望崇隆，邦人所重……”由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制度的落后，以及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等，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抱负屡遭扼挫，但他屡扑屡起，将满腔爱国热情倾注于家乡的建设上，孜孜砣砣，步履笃实，将南通建设成令人向往的“新世界的雏形”。张謇在1909年江苏省咨议局演讲时曾说：“一 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虽然张謇主要耕耘于南通，但他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将南通——“新世界的雏形”的模式，逐步推广到整个中国，希冀着国家的发展强大。其间，他殚精竭虑、硕果累累。他的友人刘厚生曾这样评价：“张謇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样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张謇以他奋斗追求的一生以及逝世后80年的世事沧桑印证了这一点：“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尤其是他倡导人的独立，国家的独立。有人认为：对于日本来讲，先有福泽谕吉，才有明治维新。他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明治维新既大且深，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了解福泽谕吉，等于了解日本近代化的历程。但是，福泽谕吉从实利主义出发，专注于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忽略了学习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近代的日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一再侵略中国、朝鲜，牺牲他国利益以发展自己。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曾严厉指责日军在甲午战争中侵占旅顺，仅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市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六万人的暴行，抨击日本是“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对于日本而言，福泽谕吉从思想上改变着日本人、规范着日本社会，今天的日本可以看做是福泽谕吉理论延续的结果。当然，也有人认为福泽谕吉是典型的学者，忠心耿耿的雁奴。
张謇与福泽谕吉和历史上众多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一样，感愤于世事之艰难，怀抱拯救国家于危难的鸿鹄之志，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异族之文化。他们出身卑微，但都具有世界的眼光、爱国的激情、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并为之奔走呼号，不计名利，成于厉行。但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民族危机程度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政治体制构建的不同，传统文化孕育的途径不同，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认知心态的不同等等，所以在兴办教育过程中，虽然张謇和福泽谕吉都强调教育救国、学习西方的技术，两人都重视素质教育的养成，但在以什么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教化学生的思想品行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张謇在强调爱国的同时，则更注重个人品行的塑造，而福泽谕吉则更强调民族、个人独立性的培养。
我们可以从中日两国国情以及张謇与福泽谕吉两位个体的比较简表了解一二：
张謇在倡导近代教育、学习西方的同时，强调谨遵儒家道德规范。这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古老的中国，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隋唐时期“三教合一”，儒学在融合的趋势中向理学发展，唐代后期逐渐形成了道统观念；宋代出现了新儒学，程颢、程颐兄弟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而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人间的伦理道德和理气论结合起来，至此，儒学发展为重视纲常伦理思想的理学，由此，逐步铸成了视纲常伦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念。直至近代，千年儒学一直是官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之学理。千年来儒家学说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单一的，面对着西方的侵略，仇洋排他的心理甚于学习西方文明的认识。张謇作为一个肩负光宗耀祖责任的学子，一个抱负宏图的学子，他不可能完全逾越民族文化(而恰恰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中国的民族文化显现出她超乎异常的民族凝聚力)旧传统的樊篱和时代的羁绊。同时，中国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为精制和极为完备的地步，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变革谈何容易，所以，张謇倡导教育救国的道路就显得更为艰辛。
日本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结构态势。正如有学者如是说：“中国的儒学在日本不像在中国那样拥有社会基础，而且没有同科举结合。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作为思索的学问而发展的，而且平行地存在着几种学说。”虽然江户时代以来，儒学中朱子学派占据统治者意识的主导地位，17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朱子学达到全盛，但是没有像中国那样小农经济、专制政权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尽管中国儒家经典曾在日本发挥着重要影响，福泽谕吉也从小受到儒家典籍的训练，然而，没有形成为人人自觉遵奉的道统观和神学观。日本正因为对汉文化的开放，日本人的开放精神才从根本上培养起来，并根植于心中，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传统。再加上日本武士文化的务实特点等因素，因此，面对西方文明的步步进逼，各国列强觊觎跃试的局面时，在需要抉择西方文明与中国儒家纲常时，日本人则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日本的知识分子又更能以功利主义的态度来探究西方文明的价值，福泽谕吉也才能毫无顾忌地提出：个人挣脱封建束缚而独立，国家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而独立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思想。这恰好与明治政府“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激发尊君爱国的意志”相吻合。福泽谕吉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才可能强调全体民众接受教育以提高智力的“时代精神”。福泽谕吉在教育兴学的论述内容中主要从宏观上介绍西方文明和日本的发展目标与原则，强调最根本的核心问题——独立性。福泽谕吉的思想对于日本而言具有连贯性和超越性，所以对日本近现代国民性特质的影响很大。
从张謇和福泽谕吉近代中日两位教育思想家教育兴学的实践，可见，中日两国在向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思想家们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力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此也可对中国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效果大相径庭理解一二。
[作者简介]黄卫，女，江苏人南通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张謇教育思想研究与高中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蔡世华]
[关键词]张謇，福泽谕吉，教育兴学
[中图分类号]C-4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78-06
张謇(1857—1926年)是中国历史上五十大教育家之一，福泽谕吉(1835—1901年)则列于世界五十大教育家之中，两位东方的教育家，在教育兴学过程中有许多殊途同归但又大相径庭之处。本文拟从近代中日两个民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教育救国思想萌生的历史背景、教育兴学的主张、教育兴学的实践等诸方面去探究两位教育家的特质、思想内涵——从中理解并窥中日两国近代历史道路迥异之一斑。
一、忧患之世倡教育 愤于国难
一个世纪前，中华民族背负着耻辱进入20世纪。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签订，中华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当时国内“振臂扼腕，望阙感愤，怀郁国耻如报私仇者，尚千数万辈”。张謇痛心疾首道：“此次和约，其割地住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损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肺腑。”认为《马关条约》“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今日国势，犹处风雨危幕之下，波涛漏舟之中也”。在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下，张謇汲取中外学习西方的经验与教训。认为中国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国民素质不能适应近代潮流的发展。他和历史上的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样，认为克服社会弊端的关键在于教育。所以张謇在倡导“实业救国”的同时，积极倡导“教育救国”。张謇清醒地意识到：“夫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一国之强，基于教育。”“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求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教育”，张謇大声疾呼教育救国。
福泽谕吉所处的日本幕府统治末期与张謇所处的中国清末相似，封闭落后的农业国日本与中国同样面临着西方先进文明的挑战。19世纪上半期，日本幕府政治已经面临着统治的重重危机：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渗入农村，新兴的地主、商人要求变革社会，获得权利；中下级武士对现实不满，要求变革政治；人民不断酝酿起义等等。1853年，美国人柏利率领舰队首先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俄英法等国接踵而至，日本面临着民族危机。幕府四面楚歌，陷入内外困境。朝野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他们思考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为什么堂堂的大清帝国，被小小的胡虏英国打败?福泽谕吉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已经是过时的，毫无意义的，他撰写的《脱亚人欧论》中指出：“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如何使日本成为一个西洋文明式的国家，福泽谕吉积极倡导大兴教育。
二、教育兴学重素养 成于厉行
张謇十分重视基础教育和师资队伍的建设。他认为教育应该从小学教育开始抓起，他对“庚子以后，政府怵于外人公议，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颇为外人讪笑”十分不满。“察知强国必先智其民。智民必先普其学，普学以初等小学为最”，“立学从小学始”。张謇在主持南通自治期间，曾描绘了一幅教育兴学的蓝图：“每十六方里，设一初等小学，是为纵横四方里。以州境计，须六百所”。数年之后，便可普及。普及教育，“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他多次强调“兴学之本，唯有师范”。“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志，不师胡学”。所谓师范学堂“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之第一义”。将师范教育放到办学的重要地位。1902年“张謇与汤寿潜商议通州自立师范事”，同年在《通州师范学校议》中曾建议：“请先立师范学校，一年后各州县分立高等寻常小学，三年后各府中等学校，其各省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之大学校，五年后置焉。”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兴学的蓝图，但由于清政府江河日下资财匮乏而无法实现，张謇遂于1902—1905年在亲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中国之有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民间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这是我国第一所民间单独设立的中等师范学校。此后不久，又陆续筹办了南通纺织大学、农学院、医科大学等。张謇从小学到中等师范，再至各类大专院校等，在南通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又独具匠心的创办师范附属小学，为培养合格的师资力量开创了实践基地。同时，以南通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在外地倡导合作办起了一批学校：如复旦大学、扬州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张謇实现了“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的主张。同时，教育的普及又兼顾到了弱势群体，在南通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聋哑学校，以及大量的职工补习夜校。张謇又提出“父实业，母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实业与教育相辅相成，既解决了办学的经费问题，又解决了实业人才缺乏问题。张謇一直朝着普及国民教育的目标努力。据统计，他一生在教育上的投资为257万两白银，到1924年，张謇在南通一隅之地共创办小学370余所、中等学校6所、高等学校3所。张謇在南通构建了从蒙养园、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从基础课程学校到专门课程学校以及学校教育与教学实习基地的结合，教育与实业的相辅相成等一套多纬度立体交叉的学校教育教学体系，开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之先河。
张謇非常重视学生的素质养成教育：1902年，张謇在南通《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首次提出人才培养的目标：“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并强调“首重教育，次则学术”的教育思想。1904年张謇亲自制订海门长乐镇初等小学章程：第一宗旨——本校谨遵兴学奏定学务纲要，以普及教育养成一乡弟子具国民知识为主义。其校歌中唱道：大家爱国先爱乡。学校开设修身课，明确提出“智能必取资欧美，道德必专宗孔孟”，强调以孔子的做人准则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张謇在《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中写道：“中国既尊孔子矣，独于普及教育，若犹以孔子为不足法何欤?”孔子之像，“职教育者之像也”，“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俾儿童时代，即知崇仰孔道”。他的意图在于“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1903年4月，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他题写的校训是“忠实不欺，坚苦自立”。通州 师范生需“性淑行端，文理素优者”，因为“师范生为他日儿童之表率”，所以对师范生提出较高的要求。希望学生都能有“高尚之思想，自立之志气，文明之公理，尚武之精神”。张謇在兴学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教育思想，1904年，张謇明确提出了德、智、体三育的概念，1914年又升华为教育的方针：《河海工程测绘养成所章程》提出：“本所教育方针如下：一、注重学生道德、思想，以养成高尚之人格。二、注重学生身体之健康，以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三、教授河海工程上必须之学理技术，注重实地练习，以养成切实应用之知识。”明确三者的关系，首重道德思想。为办实业兴教育，张謇以非凡的胸襟痛定思痛，亲渡扶桑，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状况，研究日本振兴的原因。在对待学习外来知识方面，张謇认为不应该照搬照抄：“人之长处，虽千里万里之遥，尚宜取法。苟人之短处，虽近在咫尺。亦不可学。”主张他人之长处与本地之实际相结合，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要使现代化的‘西体”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经济上、政治上，便都需要逐步地才能坚实地前进。需要善于利用旧形式……从旧躯壳中创造出新形式，既不能固守传统，原地踏步；也不要亦步亦趋，照抄西方。怎样化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观念等的矛盾冲突，那就只有设法使两者交流融合，只能是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长处、取长补短，实现自身的改革，达到与当时社会的完美结合。所以，张謇吸取了其他仁人志士以及日本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创造出适合中国社会环境的新模式。正因为如此，在南通这个教育之摇篮才可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张謇的教育思想为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福泽谕吉办学事迹主要体现在办“兰学”，极力提倡摆脱传统儒学，大力倡导西方文明上。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了传播“兰学”(即西方学术)的专门学校“兰学塾”。福泽谕吉曾三次出访欧美，并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写成《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福泽谕吉亲眼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船坚炮利、工商业的繁荣，强调：“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标准。”日本要实现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就必须摆脱儒家思想，学习西方文明。福泽谕吉以为，从大化改新以来，在漫长的幕府时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日本摆脱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面对19世纪的西方工业文明，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人落后也正是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缺少的是独立性和数理知识。福泽谕吉对儒家文化持一种严厉而鲜明的批判态度，主张倡导全面西化。在“兰学塾”内，福泽谕吉主要的活动就是向青少年介绍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他编译从欧美带回的有关数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作为“兰学塾”使用的教科书。在福泽渝吉的思想影响和亲自管理下，1868年，“兰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即现在“庆应大学”前身)。学校课程中不再传授汉学经典，而主要教授英语、经济学和商科，培养新型实用人才，为日本的维新运动和近代化过程培养了大批新型的政治、财经方面的人才。福泽谕吉强调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对于学校教育，他十分重视，认为：“学校不是传授知识的，而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同时他重视女子教育、体育以及社会教育，他指出“社会恰似德、智教育的大教场，站在这一教场中看区区之学校，不管其有何种之学制，何种之教则，其教育只能左右人心之一部而已”。他还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只靠学校教育，不顾家庭教育。犹如“枯木求花”。他重视体质强健甚于学识渊博，他坚信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至今特别重视锻炼孩童的体魄。
福泽谕吉在提倡“文明开化”大兴教育过程中，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必须发扬日本人民的独立精神，面临列强环伺的日本尤须保持民族的独Or,陸；提倡讲求功利，注重学习现实生活所必需的近代科学知识。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福泽谕吉办学明确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教育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他说：“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份，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
福泽谕吉对“独立”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一种是物质方面的独立，一种是精神方面的独立。最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独立，其核心是不受物累和永远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国家独立的核心。福泽谕吉认为培养独立的人格途径，需要教育这个媒介，“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独立地位只有依靠教育、依靠其所学的程度。毫无疑问教育必须是独立的，教育与国家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的独立。
在对待学习外来先进文化方面，福泽谕吉提出应有一个“信”与“疑”的问题，即传统与西化的问题。他把学习西方文明与国家的独立结合在一起认为：“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从全球范围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以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指出，文明是动态发展的，欧洲的文明只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迄今为止的最高文明阶段，也并非完美无瑕。“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惧，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福泽谕吉认为：学习西方文明之长处，以完善日本特有的文化，如果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失去了文化的民族独立性，日本的近代化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福泽谕吉强调“独立自尊”的人类理想与国民理念。
总之，福泽谕吉的为学之道以培养人的独立人格为核心，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途径等统一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当时日本近代民族的独立以及对日本近代通过对外扩张侵略的途径实现近代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走到今天与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三、威望崇隆昭后人 行之异同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胡适这样赞扬张謇：“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张謇在南通兴办教育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南通者，教育之洋，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1926年悼张謇溘逝之时的大总统令文曰：“前农商总长张謇，老年硕德，体国忠诚，威望崇隆，邦人所重……”由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制度的落后，以及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经济侵略等，张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抱负屡遭扼挫，但他屡扑屡起，将满腔爱国热情倾注于家乡的建设上，孜孜砣砣，步履笃实，将南通建设成令人向往的“新世界的雏形”。张謇在1909年江苏省咨议局演讲时曾说：“一 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虽然张謇主要耕耘于南通，但他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将南通——“新世界的雏形”的模式，逐步推广到整个中国，希冀着国家的发展强大。其间，他殚精竭虑、硕果累累。他的友人刘厚生曾这样评价：“张謇似乎是一个结束两千年封建旧思想、最最殿后，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样亦是走向新社会，热心向社会服务的一个先驱者。”
张謇以他奋斗追求的一生以及逝世后80年的世事沧桑印证了这一点：“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
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尤其是他倡导人的独立，国家的独立。有人认为：对于日本来讲，先有福泽谕吉，才有明治维新。他是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之一，福泽谕吉的思想影响明治维新既大且深，他的重要贡献在于为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了解福泽谕吉，等于了解日本近代化的历程。但是，福泽谕吉从实利主义出发，专注于强调自己的国家利益，忽略了学习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近代的日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一再侵略中国、朝鲜，牺牲他国利益以发展自己。美国的《世界日报》(World)曾严厉指责日军在甲午战争中侵占旅顺，仅四五日之间便屠杀旅顺市的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幼童等约六万人的暴行，抨击日本是“披盖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对于日本而言，福泽谕吉从思想上改变着日本人、规范着日本社会，今天的日本可以看做是福泽谕吉理论延续的结果。当然，也有人认为福泽谕吉是典型的学者，忠心耿耿的雁奴。
张謇与福泽谕吉和历史上众多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一样，感愤于世事之艰难，怀抱拯救国家于危难的鸿鹄之志，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异族之文化。他们出身卑微，但都具有世界的眼光、爱国的激情、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并为之奔走呼号，不计名利，成于厉行。但由于两国国情的差异：民族危机程度的不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政治体制构建的不同，传统文化孕育的途径不同，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认知心态的不同等等，所以在兴办教育过程中，虽然张謇和福泽谕吉都强调教育救国、学习西方的技术，两人都重视素质教育的养成，但在以什么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教化学生的思想品行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张謇在强调爱国的同时，则更注重个人品行的塑造，而福泽谕吉则更强调民族、个人独立性的培养。
我们可以从中日两国国情以及张謇与福泽谕吉两位个体的比较简表了解一二：
张謇在倡导近代教育、学习西方的同时，强调谨遵儒家道德规范。这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古老的中国，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儒学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隋唐时期“三教合一”，儒学在融合的趋势中向理学发展，唐代后期逐渐形成了道统观念；宋代出现了新儒学，程颢、程颐兄弟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而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人间的伦理道德和理气论结合起来，至此，儒学发展为重视纲常伦理思想的理学，由此，逐步铸成了视纲常伦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念。直至近代，千年儒学一直是官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之学理。千年来儒家学说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是单一的，面对着西方的侵略，仇洋排他的心理甚于学习西方文明的认识。张謇作为一个肩负光宗耀祖责任的学子，一个抱负宏图的学子，他不可能完全逾越民族文化(而恰恰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中国的民族文化显现出她超乎异常的民族凝聚力)旧传统的樊篱和时代的羁绊。同时，中国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为精制和极为完备的地步，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变革谈何容易，所以，张謇倡导教育救国的道路就显得更为艰辛。
日本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结构态势。正如有学者如是说：“中国的儒学在日本不像在中国那样拥有社会基础，而且没有同科举结合。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作为思索的学问而发展的，而且平行地存在着几种学说。”虽然江户时代以来，儒学中朱子学派占据统治者意识的主导地位，17世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朱子学达到全盛，但是没有像中国那样小农经济、专制政权与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紧密结合。尽管中国儒家经典曾在日本发挥着重要影响，福泽谕吉也从小受到儒家典籍的训练，然而，没有形成为人人自觉遵奉的道统观和神学观。日本正因为对汉文化的开放，日本人的开放精神才从根本上培养起来，并根植于心中，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开放性传统。再加上日本武士文化的务实特点等因素，因此，面对西方文明的步步进逼，各国列强觊觎跃试的局面时，在需要抉择西方文明与中国儒家纲常时，日本人则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日本的知识分子又更能以功利主义的态度来探究西方文明的价值，福泽谕吉也才能毫无顾忌地提出：个人挣脱封建束缚而独立，国家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而独立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思想。这恰好与明治政府“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激发尊君爱国的意志”相吻合。福泽谕吉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才可能强调全体民众接受教育以提高智力的“时代精神”。福泽谕吉在教育兴学的论述内容中主要从宏观上介绍西方文明和日本的发展目标与原则，强调最根本的核心问题——独立性。福泽谕吉的思想对于日本而言具有连贯性和超越性，所以对日本近现代国民性特质的影响很大。
从张謇和福泽谕吉近代中日两位教育思想家教育兴学的实践，可见，中日两国在向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思想家们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力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由此也可对中国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效果大相径庭理解一二。
[作者简介]黄卫，女，江苏人南通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张謇教育思想研究与高中历史教学。
[责任编辑：蔡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