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西安终于迎来了今冬气温的最低值。暴雪连消带打，荡尽了关中大地的最后一丝余温，零下十六度的凛冽让人们缩首缩尾，连张口吃饭都成了消耗身体热量的奢侈动作。就在这样严寒的夜晚，我涮完热气腾腾的火锅，跑去看了一场印度电影。
　　宝莱坞电影不知何故，引进中国院线上映时，片名都非常土气。《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我的个神啊》，乏味中还透着些许吊诡的色彩，不仅引不起人心灵层面上的深度想象，就连感官刺激也没有。翻译非母国文化作品时力求达到的“信、达、雅”三境界，在印度电影领域失去了魔力，充其量只能做到“信”。因此，如果你只是听到影片名《神秘巨星》（Super Star），并且从未听说过导演阿米尔·汗，那么拽你进电影院的希望就非常渺茫了。
　　电影散场，已是深夜11点，我心头涌上来好多的话，零零碎碎，忽而想写一篇影评，谈谈导演和他的所有影片，忽而想写一篇女性主义论文，忽而又想写写中印文化的异同。待一夜醒后，我在键盘“嗒嗒”的伴奏声中，敲出的却是如下文字。
　　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北大博士，主修南亚文学，于读博期间留学印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知识女性，也是我们几位同学中唯一“继承”了导师衣钵的学生。2007年，她去北大读博前，迫于父母“女博士嫁不出去”的恐慌心理，匆忙出嫁。从印度归国后不久，丈夫的冷漠和不理解，夫家对“知识女性”的冷嘲热讽，以及两个人思想鸿沟的难以跨越，让她毅然与这段不如意的短暂婚姻挥手告别，留下那男人和他的家人呆立原地，对着“女博士”的背影指指点点。
　　至于“女博士”的头衔有没有妨碍她追求学术上的成就和生活中的幸福？前不久，她去越南参加了一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她现在的丈夫，则是一所国内闻名的985大学博士毕业生。
　　陕西是文物大省，有所谓“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的说法。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报社记者，读书时很“拉风”，四鄉八里、邻近专业的同窗都略耳闻过她的名字。有一次，我在水房洗衣服，我本科时的舍友，读研时仍然在读新闻传播专业，问我：“XX是不是你们专业的？”毕业后，我的这位朋友考入报社，当了记者，很符合她热爱自由的潇洒个性。许是这种热爱自由，不喜管束的个性，让她在文学院这种才女如云，共性有余而个性乏善可陈的院系里显得特别突出。然而她却绝非是花拳绣腿的糊弄之辈。工作后，她的才情和能力很快便令他人侧目。几年下来，凭借自己广博的知识储备，大量的阅读积累以及潇洒的写作风格，她在文物报道领域已成翘楚。聚会时，她对我们说：“省考古所的最新考古发现，我是第一个被叫到现场的记者，那些文物我可以亲手摸一摸，然后回去写报道。我写完了，考古所的专家看后说可以发，其他报社的记者才能报道，新华社也不例外！”她是如此自信，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我想，对大多数女性来说，自我意识能够这么鲜明的实在不多，但正是这种强烈清醒的自我意识，才让她说话掷地有声，做事底气十足，亦成为哪怕深处漆黑暗夜，星辰无光，独她一人仍能熠熠闪耀的一颗明星。
　　同在报社工作，另一位朋友是夜班编辑。夜班工作十分辛劳，她的小孩亦需自己照顾，无人帮扶，但她努力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落差。她是一个披荆斩棘的人，前面如果没有路，她会拎着一把斧头，手起刀落，砍断阻挡她追求幸福的丛生荆棘，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通天大道。前不久，她为了争取合法的休假权利，与领导据理力争，不仅为她，也为部门的同事们争得了休假权。但若说这一事件单纯是上级对下级“威胁闹事”的妥协，也绝非尽然。她在朋友的聚会上自信笃定：“我在工作上是绝对让别人挑不出刺来的。各种文件放到我面前，几分钟我就可以挑出关键词，版面到了我的手上，我可以三下五除二就完成划版、排版、审稿、校对的工作。在专题版领域，找不到第二个人代替我！”我们这些朋友深为她开拓的勇气和坚决的个性叹服，也不忘打趣她“真该去工会工作，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她听后，哈哈大笑。
　　有一幅画面在我记忆中很难抹掉。2005年，我住在学校的公寓楼里。有一天，我下楼外出，在宿舍楼梯口迎面碰上同专业年龄最大的同学。我对她了解不深，只知道她是我们几个同学中唯一在职读书的人。她的工作令人艳羡，是大学中文系老师，家中已有一个约莫三岁的小女孩。想象一种画面和亲眼见到它之间的巨大差异用“天上地下”来形容都不过分。我在十几年前的那个下午，见到她领着自己的孩子从楼下上来，与我正打个照面，让我猝不及防。我与她打招呼，却因为缺乏经验（想一想，那时我二十三四岁，完全没有“孩子”的概念），只囫囵地夸了夸孩子，并且惊讶于她的面庞如此年轻，而孩子却已经开始独自爬楼梯了。以当时的人生经验，我总认为生孩子、做家务的女人应该灰头土脸才符合想象，应该是为了工作和家庭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自己充电才对，或者说，不是自己不愿意，而是生活不允许。可是那个下午，我就像被闪电击中后突然开窍了一样，才意识到生活可以左右我们——如果你不左右它的话。
　　十几年过去了，她的孩子今年读高二，已是少女初长成。很多年前，她说，孩子的目标是成为女博士，而我的这位朋友，如今是教授。
　　我是个喜欢参观博物馆的人。高考那年，我对历史和考古专业痴迷不已，一心想读相关专业，但是老妈一句“不好找工作”，彻底斩断了我与历史系的情缘，以后纵使对史书手不释卷，却不能从专业角度纵古论今。我的这位朋友在大学博物馆工作，平时甚少见面，遇到有我感兴趣的展览，才会联系一下，然后兴然前往。去岁深秋，我去她那里参观朱鹮画展。朋友日长未见，她忙里忙外，清洗茶具，摆放果盘，周到细致之处一如往昔。她的一位同事对我说：“孟老师平时很辛苦，两边的展馆来回跑，但她工作很认真负责。”我笑了笑，随后打量了一下他和附近那个正在忙活的年轻姑娘。他们都是朋友的同事，和善亲切，周到有礼，似乎浸染了我这位朋友的气质，言谈举止间不经意中仿佛有她的影子。诚然，博物馆的工作足以让一个人沉静下来，历史的沉着与厚重亦能消弥外界纷纷扰扰的杂音，但与文物为伴的寂寞与冷清也非所有人可以承受。这世上的诱惑太多，凭一己肉身，如何能得到所有？然而我们总是太过贪婪，明知不可得世之所有，却依然放纵肉身的贪欲。这便是我们的不自由。是的，人的灵魂禁锢在肉身的枷锁中，我们的灵可以走得很远，肉身却永远离不开地心的引力。 　　水木丁在《张爱玲为什么不自杀》一文中说：“人生如狱，这世上本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这实在是一个悲观的命题，也是客观事实。然而人还有“主观能动性”，那些清醒地思考过人生的人，才有權利选择如何做灵魂的加减法。我的朋友思考过人生，她选择了减法。加法不易，减法更难。
　　她很安然，与名利无关。
　　某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是我的一位老友，虔诚地信仰着自己的信仰。她为人和善温柔，因为信仰，亦是修养之故，我几乎没有见到她与人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朋友们聚会时，她的话很少，但每每与她单独聊天时，我的心里总觉得温暖舒适。她有一种女性独有的温柔气质，非常照顾对方的情绪感受，因此与她畅谈人生也罢，信仰也好，总能让你自在放松地说出心里话来。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卸下身心的负担，总是时时在意对方的社会身份、地位、背景、对自己有无名利要害等等身外之物，那么这种交往多半也无法长久下去，不过点头之交，遑论灵魂相亲。我的朋友如同“美而不自知”的美人一样，对自己身上的这种魅力也是“温柔而不自知”，没有矫情造作之气，方能见到那难能可贵的女性的温柔。
　　若你觉得她们的生活都是一帆风顺，平坦大道的话，那还是不懂生活。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生活的不易不是历经坎坷，不是磨难重重，而是在每一天平淡的日子里，踽踽独行，坚持走完这一辈子。我所写的“她们”，有工作的烦恼，有生活的琐碎，有儿女的负累，也有自我的迷茫。作为朋友，我们可以相互陪伴、扶持，但每个人的路还是要自己走下去。人生孤独，未尝不是做此解释。对于女性来说，前途的迷雾更是重重。若前方的浓雾让人伸手不见五指，拨云见日，终究还是要靠自己的一双手。娜拉出走后，有人嘲笑，有人担忧，我却认为易卜生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写出了娜拉是在认清了自己身处的现实后，毅然出走。前方的迷雾只能遮住眼睛，遮不住内心。如果自我意识都没有，甚至不敢觉醒，何谈觉醒后的行动？所有的社会活动家，不管是为消除种族歧视奔波，为女性获得平等地位而呐喊，还是为弱势群体争取合法权益，其首先要做的，无外乎唤起这些群体的自我觉醒，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不平等、不对等的对话体系里，是没有话语权的“他者”。为了不“被定义”“被代表”，“我”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真实现实，才能够谈如何努力，如何“自救”以及“救人”。我身边的“她们”，是职场里的女性员工，也是家庭里的母亲，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她们很普通，不能如伟大的人物一样，为更多的女性奔走呼告，但她们亦有自己的不平凡之处：在每一天的一分一秒里，她们都认真地用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向周围的人证明女性的实力和魅力。她们不会因为加班加点地工作而把自己真当成男人看待，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她们不会因为他人投来的疑惑目光而放弃对自我的要求，放弃争取更多接受教育和进修的机会。我眼中的她们，一直在为自己努力。抛开书袋子里的那些宏大叙述，生活中的我们认真而踏实地活出自我，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
　　如果漫漫的人生路注定是一场个人的孤独修行，那么无论以何种方式到达终点，这种努力活出自我的生命意义对男人和女人来说，无甚分别，因为我们都是人，一样都是有血有肉，有灵有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