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9月2日，一度被困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酒店的凤凰卫视“前线三兄弟”——记者蒋晓峰、摄影师吴建明和工程师邓谅棠三人，在经历20多天的生死考验后，终于安全回到香港。此时的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正在海外出差，专门安排了公司管理层和同事陪同三位记者的家人前往接机，香港多家主要媒体的行家也都闻风而至，劫后重逢，场面非常感人。
9月11日，正逢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刘长乐颇为感慨地说，10年前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正是凤凰卫视为华语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标志性行动。当时凤凰驻纽约的记者庞哲一度被困在纽交所地下室，她躲在办公桌下，第一时间拨通总部的电话，进行现场直击报道，使凤凰成为全球最早报道“9·11”事件的华语媒体。
2011年，凤凰卫视15岁，刘长乐60岁。未及弱冠的凤凰在一块坎坷蹭蹬机关重重之地闪转腾挪，发展壮大，而其领路人，正是老谋深算、深谙界限之道的刘长乐——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在几乎被西方媒体垄断了话语权的传媒江湖，刘长乐甘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只为让全世界听得见华人的声音。
“接地气”的领袖
刘长乐1951年出生在干部家庭，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到北京，又从西安到兰州，住在甘肃省委大院里，“在我父亲记忆中，我就一直在住校，全托从托儿所、小学一直托到中学，从居住地点来说是漂泊的，但又是稳定的，稳定在于你通过集体生活保持了和人的接触，你的社会性比较强。”
他从小就害怕被孤立。小学时，因为其中一个小孩写信指责他是“领袖”，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突然都不理他了。那段经历对刘长乐来说仿佛是“五雷轰顶”，内向的他第一次体会到被排斥到群体之外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此后，他尽量要求自己低调做事，不得罪人，更不咄咄逼人。
作为干部子弟，他很早开始了大量阅读—— 一个信息公开的推动者早年是“信息特权”的受益者，这样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并不奇怪。在北京时，父母每星期读完《参考消息》都会留在桌子上给他看，“那时是真参考，分级别的”；在兰州，他得以和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交换书籍，“他们家从北京搬到兰州后，很多书箱没打开，堆在仓库里，我们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撬，那段时间对我的成熟是帮助最大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只有内部出版的，你读了以后才知道美国不只是杰克·伦敦那样的老美国。”
然而他对时代的理解似乎并未脱离主流。1970年，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主动选择了最苦的工程兵。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为了脱离平庸”。
和多数成功者一样，他把那段日子当作了“锤炼”：被动，却受益匪浅。离开军队回到北京后，刘长乐有两年时间在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他的老师曹璐教授说，“他那时是班长，很富有凝聚力。这拨学生充满了紧迫感，不是那么书生气，可能是由于他们特殊的阅历，对社会的理解更务实，更接地气。”
央广的“军营岁月”
1980年，根据“派遣军事记者的相关条例”，刘长乐离开辽宁锦州的部队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
“很能抓军事重大新闻，还有重点报道的连续报道，”图书策划人、当年他在中央台的同事金丽红说，“你可以去找当年的带子听一听，他的词汇量很大，报道的虽然都是主流新闻，但很能振奋人心。”
刘长乐在军事部最早开始了口播，在他的争取下，中央台第一次对发射卫星进行了现场实况报道。在广播电台，刘长乐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采访到了主要的军方高层，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987年，已是军事部副主任的刘长乐改《人民子弟兵》为《军事生活》，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外军事动态等等。也是这一年，他陪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除去早年在国境线上走过的一些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访，主要是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差距，最主要的是看到需要改变了。”
1988年年底，副师级干部刘长乐下海经商。
腾飞的“凤凰”
1994年，香港商人于品海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办公室，这一年，他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美国有线新闻网（CNN）4年前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崛起让有志于做卫星电视的人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市场则是人人垂涎的“肥肉”。
刘长乐也注意到了通讯卫星技术的革命的势不可挡。传讯电视对刘长乐有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来自星空卫视（Star TV），此时，这家默多克高价从李泽楷手中买下的电视网正陷入不能在中国落地的困境。默多克认为刘长乐的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他进入中国，而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把所有品牌的价值回归到零来谈判，同时让中方拥有控股权。
最后，刘长乐说服了默多克，之后成立的合资公司中两人分占45%的股权，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窗口公司，同时他又说服广电部和央视入股10%。
1996年，凤凰卫视正式成立。根据时任总理李鹏1993年10月签署的国务院第129号令，除了海外人士，国内只有军事、新闻、科研、教育、金融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普通市民禁止拥有卫星天线，但事实上，国内有大量的城市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政府也默许了这个灰色市场。 凤凰成了幸运儿。
1997年，凤凰卫视大张旗鼓地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挑战，而在香港回归时更是“60小时播不停”，奠定了从偏重娱乐的“城市青年台”向新闻资讯类媒体转型的基础。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内媒体面临是否直播的问题。央视争取到了直播权，提前很长时间就在西安、北京、桂林、上海4个城市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到了最后关头，有领导同志担心直播出问题，影响国家形象——最终的解决办法富有中国式的智慧：凤凰获得了独家直播权。在央视设备和人员的保障之下，凤凰卫视只派出了几位主持人，就进行了12场直播，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让全世界听见华人的声音
“华文媒体在努力扩大国际话语权的漫漫征途中，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全球化的布局，更需要我们每一位媒体人，面对国际大事，具备果敢的气魄，专业的素质，以及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的精神。” 这是刘长乐一贯遵循的理念。
“10年来，凤凰人始终未改‘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的初衷”，刘长乐说，凤凰为树立华语媒体在世界传媒舞台的形象做了不懈努力：“9·11”恐怖袭击的报道， 解决了华语媒体在国际大事前“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直播，解决了“在不在现场”的问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回答了“水平行不行”的问题；而被困利比亚的“前线三兄弟”，则向世界展示了“挺不挺得住”的气概。
华文媒体除了要有自己的“声音”，还不可避免的面临全媒体化的变局与转型。刘长乐认为，全媒体化的特质首先就是观念和意识的全媒体化，同时涉及组织结构，内容资源，传播信道以及产品型态的全媒体化。”全媒体化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多介质、全流程”的新思路。其中，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更以其“去官方化”，“民间化”，甚至“私人化”的温情面孔，使得这种传播无孔不入，润物无声。
日本大地震期间，凤凰网实时采用凤凰卫视的视频，并同时就“中国是否应该援助日本”展开网上民调，结果得到140万网民响应，90%说“YES”， 传统视频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在第一时间把中国民众的声音传向世界。
关于未来，刘长乐对新媒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传统媒体的全媒体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和减法，不是办一个网站一个手机报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过渡的同时，新媒体也将引领媒体发展并走向全媒体之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最后是殊途同归。
9月11日，正逢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刘长乐颇为感慨地说，10年前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报道，正是凤凰卫视为华语媒体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标志性行动。当时凤凰驻纽约的记者庞哲一度被困在纽交所地下室，她躲在办公桌下，第一时间拨通总部的电话，进行现场直击报道，使凤凰成为全球最早报道“9·11”事件的华语媒体。
2011年，凤凰卫视15岁，刘长乐60岁。未及弱冠的凤凰在一块坎坷蹭蹬机关重重之地闪转腾挪，发展壮大，而其领路人，正是老谋深算、深谙界限之道的刘长乐——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在几乎被西方媒体垄断了话语权的传媒江湖，刘长乐甘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只为让全世界听得见华人的声音。
“接地气”的领袖
刘长乐1951年出生在干部家庭，因为父亲工作调动，从上海到北京，又从西安到兰州，住在甘肃省委大院里，“在我父亲记忆中，我就一直在住校，全托从托儿所、小学一直托到中学，从居住地点来说是漂泊的，但又是稳定的，稳定在于你通过集体生活保持了和人的接触，你的社会性比较强。”
他从小就害怕被孤立。小学时，因为其中一个小孩写信指责他是“领袖”，班里几个要好的同学突然都不理他了。那段经历对刘长乐来说仿佛是“五雷轰顶”，内向的他第一次体会到被排斥到群体之外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此后，他尽量要求自己低调做事，不得罪人，更不咄咄逼人。
作为干部子弟，他很早开始了大量阅读—— 一个信息公开的推动者早年是“信息特权”的受益者，这样的事情在当代中国并不奇怪。在北京时，父母每星期读完《参考消息》都会留在桌子上给他看，“那时是真参考，分级别的”；在兰州，他得以和甘肃省委宣传部长的儿子交换书籍，“他们家从北京搬到兰州后，很多书箱没打开，堆在仓库里，我们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撬，那段时间对我的成熟是帮助最大的，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只有内部出版的，你读了以后才知道美国不只是杰克·伦敦那样的老美国。”
然而他对时代的理解似乎并未脱离主流。1970年，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而且主动选择了最苦的工程兵。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为了脱离平庸”。
和多数成功者一样，他把那段日子当作了“锤炼”：被动，却受益匪浅。离开军队回到北京后，刘长乐有两年时间在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他的老师曹璐教授说，“他那时是班长，很富有凝聚力。这拨学生充满了紧迫感，不是那么书生气，可能是由于他们特殊的阅历，对社会的理解更务实，更接地气。”
央广的“军营岁月”
1980年，根据“派遣军事记者的相关条例”，刘长乐离开辽宁锦州的部队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
“很能抓军事重大新闻，还有重点报道的连续报道，”图书策划人、当年他在中央台的同事金丽红说，“你可以去找当年的带子听一听，他的词汇量很大，报道的虽然都是主流新闻，但很能振奋人心。”
刘长乐在军事部最早开始了口播，在他的争取下，中央台第一次对发射卫星进行了现场实况报道。在广播电台，刘长乐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采访到了主要的军方高层，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1987年，已是军事部副主任的刘长乐改《人民子弟兵》为《军事生活》，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外军事动态等等。也是这一年，他陪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除去早年在国境线上走过的一些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访，主要是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差距，最主要的是看到需要改变了。”
1988年年底，副师级干部刘长乐下海经商。
腾飞的“凤凰”
1994年，香港商人于品海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办公室，这一年，他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美国有线新闻网（CNN）4年前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崛起让有志于做卫星电视的人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市场则是人人垂涎的“肥肉”。
刘长乐也注意到了通讯卫星技术的革命的势不可挡。传讯电视对刘长乐有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来自星空卫视（Star TV），此时，这家默多克高价从李泽楷手中买下的电视网正陷入不能在中国落地的困境。默多克认为刘长乐的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他进入中国，而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把所有品牌的价值回归到零来谈判，同时让中方拥有控股权。
最后，刘长乐说服了默多克，之后成立的合资公司中两人分占45%的股权，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窗口公司，同时他又说服广电部和央视入股10%。
1996年，凤凰卫视正式成立。根据时任总理李鹏1993年10月签署的国务院第129号令，除了海外人士，国内只有军事、新闻、科研、教育、金融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普通市民禁止拥有卫星天线，但事实上，国内有大量的城市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政府也默许了这个灰色市场。 凤凰成了幸运儿。
1997年，凤凰卫视大张旗鼓地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挑战，而在香港回归时更是“60小时播不停”，奠定了从偏重娱乐的“城市青年台”向新闻资讯类媒体转型的基础。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内媒体面临是否直播的问题。央视争取到了直播权，提前很长时间就在西安、北京、桂林、上海4个城市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到了最后关头，有领导同志担心直播出问题，影响国家形象——最终的解决办法富有中国式的智慧：凤凰获得了独家直播权。在央视设备和人员的保障之下，凤凰卫视只派出了几位主持人，就进行了12场直播，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让全世界听见华人的声音
“华文媒体在努力扩大国际话语权的漫漫征途中，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全球化的布局，更需要我们每一位媒体人，面对国际大事，具备果敢的气魄，专业的素质，以及持之以恒，永不放弃的精神。” 这是刘长乐一贯遵循的理念。
“10年来，凤凰人始终未改‘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的初衷”，刘长乐说，凤凰为树立华语媒体在世界传媒舞台的形象做了不懈努力：“9·11”恐怖袭击的报道， 解决了华语媒体在国际大事前“有没有声音”的问题；伊拉克战争直播，解决了“在不在现场”的问题；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回答了“水平行不行”的问题；而被困利比亚的“前线三兄弟”，则向世界展示了“挺不挺得住”的气概。
华文媒体除了要有自己的“声音”，还不可避免的面临全媒体化的变局与转型。刘长乐认为，全媒体化的特质首先就是观念和意识的全媒体化，同时涉及组织结构，内容资源，传播信道以及产品型态的全媒体化。”全媒体化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多介质、全流程”的新思路。其中，以WEB2.0为代表的新媒体，更以其“去官方化”，“民间化”，甚至“私人化”的温情面孔，使得这种传播无孔不入，润物无声。
日本大地震期间，凤凰网实时采用凤凰卫视的视频，并同时就“中国是否应该援助日本”展开网上民调，结果得到140万网民响应，90%说“YES”， 传统视频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在第一时间把中国民众的声音传向世界。
关于未来，刘长乐对新媒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传统媒体的全媒体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和减法，不是办一个网站一个手机报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过程。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过渡的同时，新媒体也将引领媒体发展并走向全媒体之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最后是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