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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悍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并疯狂北犯，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美军飞机甚至窜入我国辽宁省安东（今丹东）、辑安等的城镇和乡村滥施轰炸、扫射、袭扰，成立仅8个多月的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国人民和广大的知识青年，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踊跃报名参军、参干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一）
当时，在广西桂林市将军桥的广西大学，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和教职员工把整个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屏住气息静静地聆听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团的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作报告。
报告团团长柴川若当场号召大家：“同学们！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继续不断地给美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从哪里来，就把它打回到哪里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志愿军不断打胜仗，捕获的敌军官兵越来越多。俘虏多了，需要懂外文的干部和英文翻译进行收容转运和管理。因此，希望广大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希望懂外语和专习英语的青年学子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到前线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热烈的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伏，激情涌动。同学们当即争先恐后地挤向前台，报名参军、参干，参加抗美援朝。
（二）
艳阳高照，云淡风轻。广西大学校园广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被批准参军、参干、参加抗美援朝的学生名单，用红纸大字书写，张贴在布告栏里，格外醒目。《歌唱祖国》、《共青团员之歌》等歌曲，从扩音喇叭里播出，响彻云霄。全校师生聚集在广场上。主席台上，校长杨东莼逐一给荣获批准的学生戴上大红花，然后安排他们登上汽车，分头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和抗美援朝的战场。
广西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获准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学中，罗劲烈、冯江涛、谭丕绍、陈昆才、苏宠慈以及化工系的陆媛等，从桂林乘火车到北京；其余的同学则转乘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携带简单的生活用品，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赶赴朝鲜。我和同学苏增绪，则是稍后一些时候才过江去的。
朝鲜北部的冬天，白雪皑皑，气温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为了避开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参加志愿军的知识青年们一般都是随部队采取夜间急行军的办法上前方，途中都不休息。饿了就从自身斜背着的细长米袋里倒一把炒米、抓一把雪来下咽，即使累得昏昏欲睡，也要抓住战友的衣角，迷迷糊糊地跟着往前走。大地上北风呼号，寒气逼人，而每个人却都大汗如雨，内衣全都湿了，甚至浸透了外面的棉衣。在这个时候，决不能掉队，也不能坐下来歇一歇，公路上人多、车挤，稍不注意，就会找不到自己所在的队伍；如果在路边坐下来一打盹，就会落伍，甚至有被冻僵、冻死的危险。
一次，我和另一位战友由新义州直接赴志愿军战俘营总部碧潼。任务紧急，我们在安东后勤部门领到了一辆苏制吉普车，由司机杨德山驾驶，途中险象环生，另有一番感受。
碧潼与我国辽宁省宽甸县境隔江相望，但交通不便，运输阻隔。抗美援朝初期的交通运输车辆只能由安东—新义州—昌城—碧潼，沿鸭绿江南岸而行。这段路程约700多公里，昌城至碧潼约340公里，沿途都是崇山峻岭，蜿蜒曲折。隆冬时节，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冰雪封冻，路面奇滑。大小车辆上虽安装了防滑铁链，前后轮都有驱动器，但遇到陡坡，往往前轮缓慢地往上爬，后轮却滑得左右摇摆，就是爬不上去。这时如果驾驶员稍微一松油门，车子就会倒退下滑，坠入万丈深渊。当年我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从没有进过驾驶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而是跟车学会的驾驶，在平地行驶尚可，但是遇到这样的险境，也不敢冒险驾驶，赶紧把方向盘交给经验丰富的司机，从而渡过了险道难关。此类险境困难虽短暂，却令人难忘。
从南方来到北方参加志愿军的知识青年们，就这样不畏艰难险阻，满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情，紧紧地跟上前进的队伍，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酷的考验。
参加抗美援朝的广西大学外文系同学和全国大专院校专修外语、谙熟英语的知识青年一样，全都编入到志愿军部队敌军工作部门、战俘收容所和战俘营。他们在战场上参与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在火线上进行对敌广播喊话、散发宣传品、收容和转运被俘的敌军官兵，以及在后方战俘营管理美、英战俘，宣讲并严格执行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敌军工作战线上最活跃的生力军之一。
（三）
笔者的战友谭丕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管理过一个名叫约翰·L·狄克生的美军战俘。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狄克生当过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俘虏；这次走向反面，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狄克生逢人便说他自己两种截然不同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狄克生1941年入伍当兵，二战中随美国部队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作战，不幸于1942年4月18日被日军俘虏，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许多被俘的美军官兵患痢疾、疟疾，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或被用刺刀刺死。有一个被俘的美军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狄克生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将这个被俘的美军上校刺死的惨象。这些被俘人员走了6天之后，每10个人一组被关进监狱。日本人说，如有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枪毙或砍头。后来果然有人逃跑，那个小组的9人都被处决了。在日本监狱里，美军战俘每天吃两餐稀粥，加一点盐，得不到任何医疗，每天都有人因生活条件恶劣而丧命。
两年后，日军将剩下的约2000名美军俘虏送到日本新泻一个煤厂做苦工。这些美军战俘在日本人手里渡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狄克生及其他还活着的美军战俘才获得解放，返回美国。
狄克生回国后，继续在美军中当兵。1950年9月他被编入美军第24师19团3营L连，随部队进入朝鲜参加所谓“联合国警察行动”。1951年1月1日在向北侵犯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志愿军人员用英语和蔼地对美军俘虏们说：“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包括狄克生在内的战俘们到达战俘营时，领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志愿军在被美军飞机炸成的一片废墟中建起了新的房子，居住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并且有俱乐部、图书阅览室。医疗条件也好，病号需要时可以在医院治疗。俘虏营管理人员都非常和蔼。 同时，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也不管美方玩出什么花样，我方仍按双方达成的协议，严肃、认真地为美、英等国战俘办理与亲友的通信事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4月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志愿军通过各种渠道共发出美、英等国战俘给其亲友的信件12.9万多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战俘空中呼叫”节目组播出战俘家信900多件。与此同时，战俘们共收到其国内亲友来信34.5万多件。
美、英战俘得到其父母、妻儿等的信件后，情绪高涨，奔走相告。有的当众宣读，给战俘同伴们传阅，或者是将亲友的来信和照片张贴在墙上，让战俘同伴们分享自己的喜悦。美、英战俘及其亲属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执行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是真实的”。罗劲烈管理的美军战俘道格拉斯联合他所在的俘管5团3中队的114名战俘同伴，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写信表示感谢。信中说：“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爱之人传递信件；感谢北京的广播电台使我们能同家乡亲友谈话。”联名信坚定地表示：“我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然而，不少人并不知道，为了给美、英战俘们传递信件，我们曾付出血的代价。
冯江涛在志愿军俘管处总部调研科工作的同事、战友王玉瑞，奉命于1952年6月24日携带大批美、英战俘信件去开城，打算交给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再转交给战俘们其国内的亲属。当天，王玉瑞所乘的吉普车从碧潼出发，行至沙里院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王玉瑞和司机当场牺牲，他所携带的战俘信件也全部被炸毁。
王玉瑞牺牲时年仅27岁，他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惟一一位志愿军俘虏管理干部。他牺牲后，志愿军俘管处总部在驻地碧潼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六）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消息传到志愿军战俘营，战俘们兴高采烈，许多战俘高声欢呼：“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各俘管中队都举行了欢送会、聚餐会，志愿军俘管人员、翻译干部同“联合国军”的战俘们共同举杯，相互话别。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份纪念品及途中食品。昨天的敌人，今日的朋友，一旦要分离，还真有些临别依依。
美军战俘拉法斯·E·道格拉斯和迪根逊，都是志愿军俘管5团3中队2分队的、由罗劲烈管理过的战俘。他们在离开碧潼战俘营前往遣返交接地开城时，热诚地要求罗劲烈签名留念，并且感谢两年多来志愿军对他们宽待、友好的情意。
战俘们在离开战俘营时，频频同欢送的志愿军干部、战士握手道别。有的战俘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好！”“和平好！”
正当朝、中方面为遣返“联合国军”战俘和迎接我方归来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原来由志愿军各俘管团、队分管的20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不约而同地向朝、中方面提出拒绝遣返、要求到中国居住的申请，罗劲烈管理过的美军战俘拉法斯·E·道格拉斯就是其中之一。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美方极其难堪。这些美、英战俘居然不愿返回“自由世界”，这是美国的谋士们和决策者始料不及的。事已至此，怎么办？美国方面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迫使拒绝遣返者就范。但拒绝遣返者在强大的压力下仍然不改初衷。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战争决策者们本来就不应该用欺骗手段要我们来参加这场不义的战争。我们这样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求去中国是为了解中国，寻求真理。”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美国当局和军方则深感丢了面子。
拒绝遣返的20名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要求到中国居住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1954年2月24日，他们从朝鲜到达中国境内时，受到相关单位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他们在山西省太原市作短暂停留，然后分别走上了学习和工作岗位：多数人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少数人到济南、武汉、郑州市参加工作。
不幸的是，拒绝遣返回美国的拉法斯·E·道格拉斯，在太原停留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于1954年6月8日去世。罗劲烈清楚地记得，道格拉斯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克逊人，1927年3月21日生，1949年3月19日再次应征入伍，原系美国陆军第2师班长，1951年1月1日在朝鲜中部地区同志愿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俘。
（七）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战争的结局完全印证了当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团团长柴川若在广西大学礼堂所作的报告中的预言和论断：“敌人从哪里（三八线分界线以南）来，就把它打回到哪里去！”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胜利！”
参加抗美援朝的广西大学外文系的战友们，在圆满完成了各自所承担的关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具体任务后，满怀胜利的喜悦从朝鲜凯旋。其中冯江涛和战友程绍昆及朝鲜族医生柳亨南等，回国后奉调再次入朝，按照交战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所辖“墓地注册委员会”的安排下，清理和交接在战争期间已死亡的战俘等人员的后续、结尾工作。
广西大学外文系的同学们有的立了战功，有的受到嘉奖，有的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回国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人民继续作出了新的业绩和贡献。现已知谭丕绍、冯江涛已经逝去，健在者都已是耄耋之年。祝愿战友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文
（一）
当时，在广西桂林市将军桥的广西大学，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和教职员工把整个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家屏住气息静静地聆听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团的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作报告。
报告团团长柴川若当场号召大家：“同学们！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继续不断地给美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敌人从哪里来，就把它打回到哪里去。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志愿军不断打胜仗，捕获的敌军官兵越来越多。俘虏多了，需要懂外文的干部和英文翻译进行收容转运和管理。因此，希望广大的知识青年，尤其是希望懂外语和专习英语的青年学子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到前线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热烈的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伏，激情涌动。同学们当即争先恐后地挤向前台，报名参军、参干，参加抗美援朝。
（二）
艳阳高照，云淡风轻。广西大学校园广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被批准参军、参干、参加抗美援朝的学生名单，用红纸大字书写，张贴在布告栏里，格外醒目。《歌唱祖国》、《共青团员之歌》等歌曲，从扩音喇叭里播出，响彻云霄。全校师生聚集在广场上。主席台上，校长杨东莼逐一给荣获批准的学生戴上大红花，然后安排他们登上汽车，分头奔向各自的目的地和抗美援朝的战场。
广西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获准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学中，罗劲烈、冯江涛、谭丕绍、陈昆才、苏宠慈以及化工系的陆媛等，从桂林乘火车到北京；其余的同学则转乘火车经沈阳到达安东，穿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携带简单的生活用品，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行列，赶赴朝鲜。我和同学苏增绪，则是稍后一些时候才过江去的。
朝鲜北部的冬天，白雪皑皑，气温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为了避开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参加志愿军的知识青年们一般都是随部队采取夜间急行军的办法上前方，途中都不休息。饿了就从自身斜背着的细长米袋里倒一把炒米、抓一把雪来下咽，即使累得昏昏欲睡，也要抓住战友的衣角，迷迷糊糊地跟着往前走。大地上北风呼号，寒气逼人，而每个人却都大汗如雨，内衣全都湿了，甚至浸透了外面的棉衣。在这个时候，决不能掉队，也不能坐下来歇一歇，公路上人多、车挤，稍不注意，就会找不到自己所在的队伍；如果在路边坐下来一打盹，就会落伍，甚至有被冻僵、冻死的危险。
一次，我和另一位战友由新义州直接赴志愿军战俘营总部碧潼。任务紧急，我们在安东后勤部门领到了一辆苏制吉普车，由司机杨德山驾驶，途中险象环生，另有一番感受。
碧潼与我国辽宁省宽甸县境隔江相望，但交通不便，运输阻隔。抗美援朝初期的交通运输车辆只能由安东—新义州—昌城—碧潼，沿鸭绿江南岸而行。这段路程约700多公里，昌城至碧潼约340公里，沿途都是崇山峻岭，蜿蜒曲折。隆冬时节，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冰雪封冻，路面奇滑。大小车辆上虽安装了防滑铁链，前后轮都有驱动器，但遇到陡坡，往往前轮缓慢地往上爬，后轮却滑得左右摇摆，就是爬不上去。这时如果驾驶员稍微一松油门，车子就会倒退下滑，坠入万丈深渊。当年我虽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从没有进过驾驶学校接受严格的训练，而是跟车学会的驾驶，在平地行驶尚可，但是遇到这样的险境，也不敢冒险驾驶，赶紧把方向盘交给经验丰富的司机，从而渡过了险道难关。此类险境困难虽短暂，却令人难忘。
从南方来到北方参加志愿军的知识青年们，就这样不畏艰难险阻，满怀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情，紧紧地跟上前进的队伍，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酷的考验。
参加抗美援朝的广西大学外文系同学和全国大专院校专修外语、谙熟英语的知识青年一样，全都编入到志愿军部队敌军工作部门、战俘收容所和战俘营。他们在战场上参与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在火线上进行对敌广播喊话、散发宣传品、收容和转运被俘的敌军官兵，以及在后方战俘营管理美、英战俘，宣讲并严格执行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敌军工作战线上最活跃的生力军之一。
（三）
笔者的战友谭丕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管理过一个名叫约翰·L·狄克生的美军战俘。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狄克生当过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俘虏；这次走向反面，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狄克生逢人便说他自己两种截然不同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狄克生1941年入伍当兵，二战中随美国部队到菲律宾的巴丹岛，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作战，不幸于1942年4月18日被日军俘虏，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许多被俘的美军官兵患痢疾、疟疾，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或被用刺刀刺死。有一个被俘的美军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狄克生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将这个被俘的美军上校刺死的惨象。这些被俘人员走了6天之后，每10个人一组被关进监狱。日本人说，如有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枪毙或砍头。后来果然有人逃跑，那个小组的9人都被处决了。在日本监狱里，美军战俘每天吃两餐稀粥，加一点盐，得不到任何医疗，每天都有人因生活条件恶劣而丧命。
两年后，日军将剩下的约2000名美军俘虏送到日本新泻一个煤厂做苦工。这些美军战俘在日本人手里渡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狄克生及其他还活着的美军战俘才获得解放，返回美国。
狄克生回国后，继续在美军中当兵。1950年9月他被编入美军第24师19团3营L连，随部队进入朝鲜参加所谓“联合国警察行动”。1951年1月1日在向北侵犯时，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志愿军人员用英语和蔼地对美军俘虏们说：“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包括狄克生在内的战俘们到达战俘营时，领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志愿军在被美军飞机炸成的一片废墟中建起了新的房子，居住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并且有俱乐部、图书阅览室。医疗条件也好，病号需要时可以在医院治疗。俘虏营管理人员都非常和蔼。 同时，不管出现了什么情况，也不管美方玩出什么花样，我方仍按双方达成的协议，严肃、认真地为美、英等国战俘办理与亲友的通信事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4月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志愿军通过各种渠道共发出美、英等国战俘给其亲友的信件12.9万多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战俘空中呼叫”节目组播出战俘家信900多件。与此同时，战俘们共收到其国内亲友来信34.5万多件。
美、英战俘得到其父母、妻儿等的信件后，情绪高涨，奔走相告。有的当众宣读，给战俘同伴们传阅，或者是将亲友的来信和照片张贴在墙上，让战俘同伴们分享自己的喜悦。美、英战俘及其亲属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感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战俘执行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是真实的”。罗劲烈管理的美军战俘道格拉斯联合他所在的俘管5团3中队的114名战俘同伴，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写信表示感谢。信中说：“我们感谢你们为我们所爱之人传递信件；感谢北京的广播电台使我们能同家乡亲友谈话。”联名信坚定地表示：“我们反对战争，拥护和平！”
然而，不少人并不知道，为了给美、英战俘们传递信件，我们曾付出血的代价。
冯江涛在志愿军俘管处总部调研科工作的同事、战友王玉瑞，奉命于1952年6月24日携带大批美、英战俘信件去开城，打算交给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再转交给战俘们其国内的亲属。当天，王玉瑞所乘的吉普车从碧潼出发，行至沙里院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王玉瑞和司机当场牺牲，他所携带的战俘信件也全部被炸毁。
王玉瑞牺牲时年仅27岁，他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惟一一位志愿军俘虏管理干部。他牺牲后，志愿军俘管处总部在驻地碧潼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六）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消息传到志愿军战俘营，战俘们兴高采烈，许多战俘高声欢呼：“战争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各俘管中队都举行了欢送会、聚餐会，志愿军俘管人员、翻译干部同“联合国军”的战俘们共同举杯，相互话别。每个人都领到了一份纪念品及途中食品。昨天的敌人，今日的朋友，一旦要分离，还真有些临别依依。
美军战俘拉法斯·E·道格拉斯和迪根逊，都是志愿军俘管5团3中队2分队的、由罗劲烈管理过的战俘。他们在离开碧潼战俘营前往遣返交接地开城时，热诚地要求罗劲烈签名留念，并且感谢两年多来志愿军对他们宽待、友好的情意。
战俘们在离开战俘营时，频频同欢送的志愿军干部、战士握手道别。有的战俘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好！”“和平好！”
正当朝、中方面为遣返“联合国军”战俘和迎接我方归来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原来由志愿军各俘管团、队分管的20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不约而同地向朝、中方面提出拒绝遣返、要求到中国居住的申请，罗劲烈管理过的美军战俘拉法斯·E·道格拉斯就是其中之一。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得美方极其难堪。这些美、英战俘居然不愿返回“自由世界”，这是美国的谋士们和决策者始料不及的。事已至此，怎么办？美国方面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企图迫使拒绝遣返者就范。但拒绝遣返者在强大的压力下仍然不改初衷。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战争决策者们本来就不应该用欺骗手段要我们来参加这场不义的战争。我们这样做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要求去中国是为了解中国，寻求真理。”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美国当局和军方则深感丢了面子。
拒绝遣返的20名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要求到中国居住的申请，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1954年2月24日，他们从朝鲜到达中国境内时，受到相关单位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他们在山西省太原市作短暂停留，然后分别走上了学习和工作岗位：多数人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学习，少数人到济南、武汉、郑州市参加工作。
不幸的是，拒绝遣返回美国的拉法斯·E·道格拉斯，在太原停留期间，因心脏病突发，于1954年6月8日去世。罗劲烈清楚地记得，道格拉斯是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克逊人，1927年3月21日生，1949年3月19日再次应征入伍，原系美国陆军第2师班长，1951年1月1日在朝鲜中部地区同志愿军的一次战斗中被俘。
（七）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了。战争的结局完全印证了当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报告团团长柴川若在广西大学礼堂所作的报告中的预言和论断：“敌人从哪里（三八线分界线以南）来，就把它打回到哪里去！”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伟大胜利！”
参加抗美援朝的广西大学外文系的战友们，在圆满完成了各自所承担的关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具体任务后，满怀胜利的喜悦从朝鲜凯旋。其中冯江涛和战友程绍昆及朝鲜族医生柳亨南等，回国后奉调再次入朝，按照交战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所辖“墓地注册委员会”的安排下，清理和交接在战争期间已死亡的战俘等人员的后续、结尾工作。
广西大学外文系的同学们有的立了战功，有的受到嘉奖，有的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回国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人民继续作出了新的业绩和贡献。现已知谭丕绍、冯江涛已经逝去，健在者都已是耄耋之年。祝愿战友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