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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曾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我总说，我是踩着这些老师们的脚印走过来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知识，学会了技能，也学会了怎么做人。
我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不会任何乐器，看不来五线谱上的“豆芽菜”，歌也唱得很业余。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我拜了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史的教授为师，他也收了我这个另类学生。他就是谭冰若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手术过后在家休养。无法过度活动，却又不甘寂寞，于是我开始为电台编写和录制一些散文故事节目。这时，电台音乐组的老编辑彭秀霞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们创作一些音乐故事或广播剧。我很犹豫，因为我对音乐很无知，或者说，仅仅是个音乐节目的听者。我喜欢听音乐，那些好听的曲子，在我病中曾抚慰着我的心灵，但我仍是外行。彭秀霞说，不要紧，她可以请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同我合作，这位老师就是谭冰若。
这下我来劲了，这不是免费帮我请家教吗？这样的好事我上哪里去觅呀！于是我也不管自己对音乐是多么无知，水平是多么低下，竟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我认识了谭冰若老师。我们合作的第一部音乐广播剧是《柴可夫斯基》。
谭老师要我去他家，就像教一个小学生一样给我讲柴可夫斯基的故事，给我听作曲家的各种作品。那时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刚过去不久，干涸的心灵忽然受到一场甘霖的浇灌，我听着谭老师的讲解，听着一曲曲动人的乐曲，让我陶醉，让我痴迷！
“授课”之余，谭冰若老师也点滴跟我谈起他的经历：他酷爱音乐，年轻时曾学习声乐，想成为一名歌唱家；不料一场肺结核病，使他失去了一部分肺叶，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选择；为此，他甚至终身未婚，始终过着独身生活。但他并不寂寞，音乐伴随着他一生，他离不开音乐，他苦苦钻研世界音乐的历史，研究各时期音乐家的作品风格，同时，他还在业余时间向喜爱歌唱的年轻人教授发声技巧，培养歌唱演员，让年轻人来圆他未能实现的梦。
通过谭老师的讲述，一个鲜活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成型了起来，他周围的一个个人物也生动起来：他的挚友梅克夫人，钢琴家鲁宾斯坦，他的弟弟，会唱俄罗斯民歌的花匠……我一遍遍地伴着作曲家每部作品的乐声，听着谭老师讲解作品的历史和音乐家宣泄的感情。
就这样，我一面学习，一面与谭老师讨论，我们构思出广播剧的大纲，我去写人物的对白，谭老师则为每一段情节选取所需的作曲家的音乐片段。
音乐广播剧的录制，请来了著名演员孙道临为柴可夫斯基录音，其他演员有上译厂的李梓（旁白）、邱岳峰（鲁宾斯坦），还有施融、盖文源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班子。谭老师选的每一段乐曲，都精准而美妙，给整部广播剧营造了浓浓的音乐气氛。
广播剧播出后，在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电台音乐组收到了大量听众来信，在音乐界反响也很热烈。不久，电台决定再录一版立体声版，这在当年立体声录音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前卫的。
唯有一件遗憾的事：在录立体声版之前，我去约邱岳峰老师，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不想两天之后，他竟撒手人寰，不辞而别。谭老师和我都十分十分地悲伤和遗憾。重录时我们不得不更换演员，鲁宾斯坦一角用了杨成纯。
立体声版的音乐广播剧《柴可夫斯基》播出后还出了盒带。许多年后，我还收到外地听众的来信，希望我能帮他们翻录、刻盘，有的说他们原先的音带都反复听得失声了！
这次合作十分愉快，也有了默契，谭冰若老师十分高兴，第二年，他向电台音乐组提出再与我一起做一部舒伯特的广播剧，还是请孙道临老师做主播。道临老师也很乐意，他原先就非常喜欢演唱舒伯特的歌曲，还会用德文演唱《菩提树》《鳟鱼》等歌曲，在这部广播剧里，他可大大地发挥了！广播剧剧名用了舒伯特墓碑上的一句话：《被埋葬的财富和希望》。
第三年，谭老师跟我说：“我们来做约翰·施特劳斯吧！”很快，谭老师便让我全然沉浸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了。那时我身体已经基本恢复，而且已经转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剧本出来以后，我请了译制导演苏秀来担任广播剧的导演，演员也基本用的是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从这时起，苏秀也成了谭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了。
谭老师跟我提起过下一步的打算是做李斯特，还说他有个想法，一年做一部，把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做成系列。遗憾的是，当时上译厂的影片译制任务已经越来越重，加上上海电视台也成立了译制部，许多国外的系列电视片要我们一起去参加工作，白天晚上地在录音棚里转，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构思创作音乐广播剧了，和谭老师合作的计划也就没能再继续下去，我也就失去了很多听他上课的机会。后来，我曾斗胆给一些杂志写过零星的谈音乐的小文，甚至还给孩子写了一本童话类的小书：《神奇的乐器王国》，也都是得益于谭冰若老师的授教。
再后来，我和他合作的机会就不多了。一次，在百乐门歌厅重新开张的酒会上，我惊奇地看见了谭老师，更惊奇地发现他竟是流行歌曲的大力创导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尽管谭老师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的心还很年轻，所以他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近年来我曾去看过他，他在自家弄堂里另找了一间房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那里放的都是音乐制品和简单的录音设备，每个星期的固定日子里，都会有很多年轻人聚在他那里，他给他们上音乐课，教他们唱歌。他还希望我能去教这些年轻人朗诵。可惜不久我得知他患病进了医院，他的课也不得不停止了。
谭老师年过八旬后，还有一件喜事：他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他是当得起这个奖项的！
现在，谭冰若老师走了，他到天堂看望那些音乐大师们去了！我希望，在那里，他能放声歌唱！
我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不会任何乐器，看不来五线谱上的“豆芽菜”，歌也唱得很业余。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我拜了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史的教授为师，他也收了我这个另类学生。他就是谭冰若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手术过后在家休养。无法过度活动，却又不甘寂寞，于是我开始为电台编写和录制一些散文故事节目。这时，电台音乐组的老编辑彭秀霞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们创作一些音乐故事或广播剧。我很犹豫，因为我对音乐很无知，或者说，仅仅是个音乐节目的听者。我喜欢听音乐，那些好听的曲子，在我病中曾抚慰着我的心灵，但我仍是外行。彭秀霞说，不要紧，她可以请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同我合作，这位老师就是谭冰若。
这下我来劲了，这不是免费帮我请家教吗？这样的好事我上哪里去觅呀！于是我也不管自己对音乐是多么无知，水平是多么低下，竟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我认识了谭冰若老师。我们合作的第一部音乐广播剧是《柴可夫斯基》。
谭老师要我去他家，就像教一个小学生一样给我讲柴可夫斯基的故事，给我听作曲家的各种作品。那时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刚过去不久，干涸的心灵忽然受到一场甘霖的浇灌，我听着谭老师的讲解，听着一曲曲动人的乐曲，让我陶醉，让我痴迷！
“授课”之余，谭冰若老师也点滴跟我谈起他的经历：他酷爱音乐，年轻时曾学习声乐，想成为一名歌唱家；不料一场肺结核病，使他失去了一部分肺叶，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选择；为此，他甚至终身未婚，始终过着独身生活。但他并不寂寞，音乐伴随着他一生，他离不开音乐，他苦苦钻研世界音乐的历史，研究各时期音乐家的作品风格，同时，他还在业余时间向喜爱歌唱的年轻人教授发声技巧，培养歌唱演员，让年轻人来圆他未能实现的梦。
通过谭老师的讲述，一个鲜活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成型了起来，他周围的一个个人物也生动起来：他的挚友梅克夫人，钢琴家鲁宾斯坦，他的弟弟，会唱俄罗斯民歌的花匠……我一遍遍地伴着作曲家每部作品的乐声，听着谭老师讲解作品的历史和音乐家宣泄的感情。
就这样，我一面学习，一面与谭老师讨论，我们构思出广播剧的大纲，我去写人物的对白，谭老师则为每一段情节选取所需的作曲家的音乐片段。
音乐广播剧的录制，请来了著名演员孙道临为柴可夫斯基录音，其他演员有上译厂的李梓（旁白）、邱岳峰（鲁宾斯坦），还有施融、盖文源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班子。谭老师选的每一段乐曲，都精准而美妙，给整部广播剧营造了浓浓的音乐气氛。
广播剧播出后，在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电台音乐组收到了大量听众来信，在音乐界反响也很热烈。不久，电台决定再录一版立体声版，这在当年立体声录音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前卫的。
唯有一件遗憾的事：在录立体声版之前，我去约邱岳峰老师，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不想两天之后，他竟撒手人寰，不辞而别。谭老师和我都十分十分地悲伤和遗憾。重录时我们不得不更换演员，鲁宾斯坦一角用了杨成纯。
立体声版的音乐广播剧《柴可夫斯基》播出后还出了盒带。许多年后，我还收到外地听众的来信，希望我能帮他们翻录、刻盘，有的说他们原先的音带都反复听得失声了！
这次合作十分愉快，也有了默契，谭冰若老师十分高兴，第二年，他向电台音乐组提出再与我一起做一部舒伯特的广播剧，还是请孙道临老师做主播。道临老师也很乐意，他原先就非常喜欢演唱舒伯特的歌曲，还会用德文演唱《菩提树》《鳟鱼》等歌曲，在这部广播剧里，他可大大地发挥了！广播剧剧名用了舒伯特墓碑上的一句话：《被埋葬的财富和希望》。
第三年，谭老师跟我说：“我们来做约翰·施特劳斯吧！”很快，谭老师便让我全然沉浸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了。那时我身体已经基本恢复，而且已经转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剧本出来以后，我请了译制导演苏秀来担任广播剧的导演，演员也基本用的是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从这时起，苏秀也成了谭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了。
谭老师跟我提起过下一步的打算是做李斯特，还说他有个想法，一年做一部，把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做成系列。遗憾的是，当时上译厂的影片译制任务已经越来越重，加上上海电视台也成立了译制部，许多国外的系列电视片要我们一起去参加工作，白天晚上地在录音棚里转，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构思创作音乐广播剧了，和谭老师合作的计划也就没能再继续下去，我也就失去了很多听他上课的机会。后来，我曾斗胆给一些杂志写过零星的谈音乐的小文，甚至还给孩子写了一本童话类的小书：《神奇的乐器王国》，也都是得益于谭冰若老师的授教。
再后来，我和他合作的机会就不多了。一次，在百乐门歌厅重新开张的酒会上，我惊奇地看见了谭老师，更惊奇地发现他竟是流行歌曲的大力创导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尽管谭老师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的心还很年轻，所以他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近年来我曾去看过他，他在自家弄堂里另找了一间房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那里放的都是音乐制品和简单的录音设备，每个星期的固定日子里，都会有很多年轻人聚在他那里，他给他们上音乐课，教他们唱歌。他还希望我能去教这些年轻人朗诵。可惜不久我得知他患病进了医院，他的课也不得不停止了。
谭老师年过八旬后，还有一件喜事：他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他是当得起这个奖项的！
现在，谭冰若老师走了，他到天堂看望那些音乐大师们去了！我希望，在那里，他能放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