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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中,曾遇到过很多好老师,我总说,我是踩着这些老师们的脚印走过来的。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知识,学会了技能,也学会了怎么做人。
我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不会任何乐器,看不来五线谱上的“豆芽菜”,歌也唱得很业余。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我拜了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史的教授为师,他也收了我这个另类学生。他就是谭冰若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手术过后在家休养。无法过度活动,却又不甘寂寞,于是我开始为电台编写和录制一些散文故事节目。这时,电台音乐组的老编辑彭秀霞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们创作一些音乐故事或广播剧。我很犹豫,因为我对音乐很无知,或者说,仅仅是个音乐节目的听者。我喜欢听音乐,那些好听的曲子,在我病中曾抚慰着我的心灵,但我仍是外行。彭秀霞说,不要紧,她可以请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同我合作,这位老师就是谭冰若。
这下我来劲了,这不是免费帮我请家教吗?这样的好事我上哪里去觅呀!于是我也不管自己对音乐是多么无知,水平是多么低下,竟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我认识了谭冰若老师。我们合作的第一部音乐广播剧是《柴可夫斯基》。
谭老师要我去他家,就像教一个小学生一样给我讲柴可夫斯基的故事,给我听作曲家的各种作品。那时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刚过去不久,干涸的心灵忽然受到一场甘霖的浇灌,我听着谭老师的讲解,听着一曲曲动人的乐曲,让我陶醉,让我痴迷!
“授课”之余,谭冰若老师也点滴跟我谈起他的经历:他酷爱音乐,年轻时曾学习声乐,想成为一名歌唱家;不料一场肺结核病,使他失去了一部分肺叶,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选择;为此,他甚至终身未婚,始终过着独身生活。但他并不寂寞,音乐伴随着他一生,他离不开音乐,他苦苦钻研世界音乐的历史,研究各时期音乐家的作品风格,同时,他还在业余时间向喜爱歌唱的年轻人教授发声技巧,培养歌唱演员,让年轻人来圆他未能实现的梦。
通过谭老师的讲述,一个鲜活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成型了起来,他周围的一个个人物也生动起来:他的挚友梅克夫人,钢琴家鲁宾斯坦,他的弟弟,会唱俄罗斯民歌的花匠……我一遍遍地伴着作曲家每部作品的乐声,听着谭老师讲解作品的历史和音乐家宣泄的感情。
就这样,我一面学习,一面与谭老师讨论,我们构思出广播剧的大纲,我去写人物的对白,谭老师则为每一段情节选取所需的作曲家的音乐片段。
音乐广播剧的录制,请来了著名演员孙道临为柴可夫斯基录音,其他演员有上译厂的李梓(旁白)、邱岳峰(鲁宾斯坦),还有施融、盖文源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班子。谭老师选的每一段乐曲,都精准而美妙,给整部广播剧营造了浓浓的音乐气氛。
广播剧播出后,在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电台音乐组收到了大量听众来信,在音乐界反响也很热烈。不久,电台决定再录一版立体声版,这在当年立体声录音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前卫的。
唯有一件遗憾的事:在录立体声版之前,我去约邱岳峰老师,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不想两天之后,他竟撒手人寰,不辞而别。谭老师和我都十分十分地悲伤和遗憾。重录时我们不得不更换演员,鲁宾斯坦一角用了杨成纯。
立体声版的音乐广播剧《柴可夫斯基》播出后还出了盒带。许多年后,我还收到外地听众的来信,希望我能帮他们翻录、刻盘,有的说他们原先的音带都反复听得失声了!
这次合作十分愉快,也有了默契,谭冰若老师十分高兴,第二年,他向电台音乐组提出再与我一起做一部舒伯特的广播剧,还是请孙道临老师做主播。道临老师也很乐意,他原先就非常喜欢演唱舒伯特的歌曲,还会用德文演唱《菩提树》《鳟鱼》等歌曲,在这部广播剧里,他可大大地发挥了!广播剧剧名用了舒伯特墓碑上的一句话:《被埋葬的财富和希望》。
第三年,谭老师跟我说:“我们来做约翰·施特劳斯吧!”很快,谭老师便让我全然沉浸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了。那时我身体已经基本恢复,而且已经转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剧本出来以后,我请了译制导演苏秀来担任广播剧的导演,演员也基本用的是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从这时起,苏秀也成了谭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了。
谭老师跟我提起过下一步的打算是做李斯特,还说他有个想法,一年做一部,把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做成系列。遗憾的是,当时上译厂的影片译制任务已经越来越重,加上上海电视台也成立了译制部,许多国外的系列电视片要我们一起去参加工作,白天晚上地在录音棚里转,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构思创作音乐广播剧了,和谭老师合作的计划也就没能再继续下去,我也就失去了很多听他上课的机会。后来,我曾斗胆给一些杂志写过零星的谈音乐的小文,甚至还给孩子写了一本童话类的小书:《神奇的乐器王国》,也都是得益于谭冰若老师的授教。
再后来,我和他合作的机会就不多了。一次,在百乐门歌厅重新开张的酒会上,我惊奇地看见了谭老师,更惊奇地发现他竟是流行歌曲的大力创导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尽管谭老师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的心还很年轻,所以他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近年来我曾去看过他,他在自家弄堂里另找了一间房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那里放的都是音乐制品和简单的录音设备,每个星期的固定日子里,都会有很多年轻人聚在他那里,他给他们上音乐课,教他们唱歌。他还希望我能去教这些年轻人朗诵。可惜不久我得知他患病进了医院,他的课也不得不停止了。
谭老师年过八旬后,还有一件喜事:他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他是当得起这个奖项的!
现在,谭冰若老师走了,他到天堂看望那些音乐大师们去了!我希望,在那里,他能放声歌唱!
我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不会任何乐器,看不来五线谱上的“豆芽菜”,歌也唱得很业余。但是,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我拜了一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史的教授为师,他也收了我这个另类学生。他就是谭冰若老师。
三十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手术过后在家休养。无法过度活动,却又不甘寂寞,于是我开始为电台编写和录制一些散文故事节目。这时,电台音乐组的老编辑彭秀霞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愿意为他们创作一些音乐故事或广播剧。我很犹豫,因为我对音乐很无知,或者说,仅仅是个音乐节目的听者。我喜欢听音乐,那些好听的曲子,在我病中曾抚慰着我的心灵,但我仍是外行。彭秀霞说,不要紧,她可以请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同我合作,这位老师就是谭冰若。
这下我来劲了,这不是免费帮我请家教吗?这样的好事我上哪里去觅呀!于是我也不管自己对音乐是多么无知,水平是多么低下,竟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我认识了谭冰若老师。我们合作的第一部音乐广播剧是《柴可夫斯基》。
谭老师要我去他家,就像教一个小学生一样给我讲柴可夫斯基的故事,给我听作曲家的各种作品。那时一场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刚过去不久,干涸的心灵忽然受到一场甘霖的浇灌,我听着谭老师的讲解,听着一曲曲动人的乐曲,让我陶醉,让我痴迷!
“授课”之余,谭冰若老师也点滴跟我谈起他的经历:他酷爱音乐,年轻时曾学习声乐,想成为一名歌唱家;不料一场肺结核病,使他失去了一部分肺叶,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选择;为此,他甚至终身未婚,始终过着独身生活。但他并不寂寞,音乐伴随着他一生,他离不开音乐,他苦苦钻研世界音乐的历史,研究各时期音乐家的作品风格,同时,他还在业余时间向喜爱歌唱的年轻人教授发声技巧,培养歌唱演员,让年轻人来圆他未能实现的梦。
通过谭老师的讲述,一个鲜活的柴可夫斯基的形象在我脑子里成型了起来,他周围的一个个人物也生动起来:他的挚友梅克夫人,钢琴家鲁宾斯坦,他的弟弟,会唱俄罗斯民歌的花匠……我一遍遍地伴着作曲家每部作品的乐声,听着谭老师讲解作品的历史和音乐家宣泄的感情。
就这样,我一面学习,一面与谭老师讨论,我们构思出广播剧的大纲,我去写人物的对白,谭老师则为每一段情节选取所需的作曲家的音乐片段。
音乐广播剧的录制,请来了著名演员孙道临为柴可夫斯基录音,其他演员有上译厂的李梓(旁白)、邱岳峰(鲁宾斯坦),还有施融、盖文源等,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班子。谭老师选的每一段乐曲,都精准而美妙,给整部广播剧营造了浓浓的音乐气氛。
广播剧播出后,在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电台音乐组收到了大量听众来信,在音乐界反响也很热烈。不久,电台决定再录一版立体声版,这在当年立体声录音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前卫的。
唯有一件遗憾的事:在录立体声版之前,我去约邱岳峰老师,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不想两天之后,他竟撒手人寰,不辞而别。谭老师和我都十分十分地悲伤和遗憾。重录时我们不得不更换演员,鲁宾斯坦一角用了杨成纯。
立体声版的音乐广播剧《柴可夫斯基》播出后还出了盒带。许多年后,我还收到外地听众的来信,希望我能帮他们翻录、刻盘,有的说他们原先的音带都反复听得失声了!
这次合作十分愉快,也有了默契,谭冰若老师十分高兴,第二年,他向电台音乐组提出再与我一起做一部舒伯特的广播剧,还是请孙道临老师做主播。道临老师也很乐意,他原先就非常喜欢演唱舒伯特的歌曲,还会用德文演唱《菩提树》《鳟鱼》等歌曲,在这部广播剧里,他可大大地发挥了!广播剧剧名用了舒伯特墓碑上的一句话:《被埋葬的财富和希望》。
第三年,谭老师跟我说:“我们来做约翰·施特劳斯吧!”很快,谭老师便让我全然沉浸在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中了。那时我身体已经基本恢复,而且已经转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剧本出来以后,我请了译制导演苏秀来担任广播剧的导演,演员也基本用的是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从这时起,苏秀也成了谭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了。
谭老师跟我提起过下一步的打算是做李斯特,还说他有个想法,一年做一部,把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做成系列。遗憾的是,当时上译厂的影片译制任务已经越来越重,加上上海电视台也成立了译制部,许多国外的系列电视片要我们一起去参加工作,白天晚上地在录音棚里转,实在没有精力和时间再去构思创作音乐广播剧了,和谭老师合作的计划也就没能再继续下去,我也就失去了很多听他上课的机会。后来,我曾斗胆给一些杂志写过零星的谈音乐的小文,甚至还给孩子写了一本童话类的小书:《神奇的乐器王国》,也都是得益于谭冰若老师的授教。
再后来,我和他合作的机会就不多了。一次,在百乐门歌厅重新开张的酒会上,我惊奇地看见了谭老师,更惊奇地发现他竟是流行歌曲的大力创导者,走在潮流的前面。尽管谭老师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但他的心还很年轻,所以他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近年来我曾去看过他,他在自家弄堂里另找了一间房子作为自己的工作室,那里放的都是音乐制品和简单的录音设备,每个星期的固定日子里,都会有很多年轻人聚在他那里,他给他们上音乐课,教他们唱歌。他还希望我能去教这些年轻人朗诵。可惜不久我得知他患病进了医院,他的课也不得不停止了。
谭老师年过八旬后,还有一件喜事:他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他是当得起这个奖项的!
现在,谭冰若老师走了,他到天堂看望那些音乐大师们去了!我希望,在那里,他能放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