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唤民在《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一书中对孔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同时对孔子学说与东亚诸国经济腾飞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该书对孔子研究的立论主要是该书从构成孔子思想的几个主要范畴入手，对孔学中的德、礼、仁、中庸、人性等范畴的内涵、特征、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及其内在联系，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分析。认为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整体，性善论是仁的基石，礼是仁的载体，中庸是仁的方法，德治思想是仁在政治上的表现。”这一见解是对孔子学说扼要的概括，使读者易于把握孔学之要领。
　　作者认为孔子是性善论者。孔子虽未明言性善，然其“仁者，爱人”，“我欲仁，仁斯至矣”之说，显然包含性善的内涵。如果人性不善，何以有“爱人”之德、“蹈仁”之举。故性善论是构成孔子仁学大厦的理论基石。而“礼”则是实现“仁”的载体。“仁”要通过“礼”才能变成现实，才能外化成人们的行为自觉。作者指出：孔子从研究三代礼乐中发现并挖掘了含蕴其中的礼乐精神，并顺应时代的要求，建立了“仁”的学说。孔子引仁入“礼”，将“礼”注入了“爱人”的人道主义内容；又纳德入礼，从而实现在德的基础上的礼治；以“举贤”代替《周礼》中的“举亲故”，对周礼进行了大胆的修正；还为“礼”注入了“和”的内容，使礼能够在当时必然存在的等级制度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由“礼不下庶人”到“礼”可下庶人，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纳入“礼”的范围之中，修正了属于贵族专利品的《周礼》；把“礼”由外在规范开始转变成人的内在道德要求，从而使旧礼转化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新礼，使界限等级森严的“礼”一变而为祥和之气，它对我国“礼义之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孔子的“礼”富于革命性，不象过去认为的落后保守。作者进一步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重在矛盾的同一性，“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一种“适度”的方法论，是为其思想仁——礼结构服务的。因为“仁”的核心是“爱人”，“礼”的核心是等级。如果只强调“礼”，过分区分等级，就会加深上下、尊卑之间的对立，使矛盾激化；而只讲“仁者，爱人”，就会爱无差等，模糊上下尊卑的界限。因此，孔子用“中庸”的方法论，使仁、礼相互依存、制约，从而达到有等级而不过分对立，有仁爱而不至无区别，实现等级与仁爱的和谐统一。这种作为方法论的“中庸”，与后来子思“中庸”与“诚”同义，把它作为派生万物本体的主观唯心主义完全不同。
　　把孔子思想与现代经济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全面而辩证地阐述了儒家学说与现代化的关系。
　　作者用较长的篇幅详细具体地考察了儒家文化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影响，综合了国内外儒学研究者在儒学与现代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引用大量的数据资料概括分析了儒学对经济建设不可低估的作用。作者认为，孔子思想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柱；儒家伦理所形成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孝敬父母”、“造福乡里，荫及子孙”等人生要则，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提供了一股工作动力源；孔子的“和为贵”思想和礼的秩序性，提供了创造和谐环境的思想指导；孔子的家庭观和群体意识则提供了产生集团主义意识的思想基础。这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分析提炼出来的观点，可供参考。
　　张岱年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认为作者对孔子思想的精湛内容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考察与论述“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游唤民著，岳麓书社一九九四年一月版，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