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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高度重视艺术本身的美，从外在的形式到表达的内容，重视艺术的抒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关键词：孔子 音乐观 评价 真情实感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21-0028-02
近几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孔子的音乐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刊发了很多研究文章，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现提出来两例与之商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孔子对《诗经》的概括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是可以弦歌的，应该包含在我们现在的音乐范畴之内。对于《诗经》，孔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概括，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分歧在最后的“思无邪”三个字，而且也不是现在理解上有分歧，自古有之。如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当解作“思虑”；朱熹在《诗集传》中，解为“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认为“思”是“念虑”之意，与郑玄大体相同。但是，陈奂在他的《诗毛氏传疏》中、王静芝在其《诗经通释》中、屈万里在其《诗经诠释》中，都将该“思”字解为“语词”，即我们现在说的语助词，无意。对于“邪”字，有的解释为“邪恶”“不正”，有的解释为与“余”相通，即为“剩余”的意思。再一种解释为“邪”通“斜”，即“偏斜”之意，兹不详列作者。这样一来，就有“思虑纯正，无有邪曲”之说，有“殚精竭虑”之说，有“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等。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其所著的《论语新解》中，注解为“有一说，无邪，直义”。他进一步解释孔子概括《诗经》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就是说，无邪就是直的意思，这与“偏斜”的解释大体相同。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原文引用出来。只引最后一节“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显然，整个段落都是描写鲁君的马，但如果按前两种解释，后一句则突然转为写人了，太过突兀，不合情理。再者，诗题“駉”，也是以马命题，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最后也是写马“思马斯徂”，并没有转到写人方面。
再者，如果按目前大多人的解释，把这句话译为“《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谈到思想，就要问是谁的思想，思想必然要有一个主体，那么，应该是指谁的思想？作者吗？显然不可能，因为《诗经》中作品根本没有作者，例如占较大比例的“国风”部分，都是周朝的乐官在民间采风得到的，作者到底是谁根本搞不清楚，怎么能说作者思想纯正呢？显然更不能是读者，因为古今读者众多，不可能个个思想纯正，同时，读诗的人思想是否纯正与读诗毫无关系。当然也并非指编者，按司马迁的说法，编者就是孔子本人，他难道能说自己的思想纯正无邪吗，于理不合。
另外《诗经》是文学作品，我们知道，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者真实的情感，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孔子关于《诗经》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都是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概括。在具体谈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时，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同样也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谈的，只不过他强调情感应“发而皆中节”，所以，他说人应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从读《诗经》来达到振兴和恢复自己真诚的情感，立身处世要合乎礼，最后通过音乐达到人生的最高目标。
至于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创作者）‘殚精竭虑’”的解释，更毫无根据，不值一驳。因为正如上文所言，《诗经》三百零五篇的作者是谁，现在根本搞不清楚，又如何知道他们都是殚精竭虑呢？何况，其中有很多首都是简洁而欢快的，整首诗只有几个字的变化，反复咏叹，回旋往复，可能只是随口吟唱，根本谈不上殚精竭虑！
二、关于孔子对《韶》乐和《武》乐的评价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不仅具有高超的演奏水平，而且还具有高超的鉴赏水平。在《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听到《韶》乐，大为感叹，没想到音乐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很长时间都沉浸在《韶》乐的审美享受之中。《韶》乐为什么能带给孔子如此强烈的美感呢？在《论语·八佾》篇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对《韶》乐和《武》乐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古今亦众说纷纭，焦点集中的“善”字，具体在《武》乐“未尽善”。
对于这个问题，从汉代以来就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周武王武力讨伐商纣以后，建立王朝只有六年就死去了，恩泽还没有来得及广被天下，所以孔子认为“未尽善”；《韶》乐所歌颂的舜，在位五十多年，恩泽广被天下，因此是“尽善”。持这一观点的，有汉代的郑玄、清代的焦循等。另一种说法是，周武王是凭着武力而统一天下的，不是像尧、舜等圣王那样用揖让的方式取得天下，因此是“未尽善”，持这一观点的，有汉代的孔安国、宋代的朱熹等。
问题是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基本都倾向于后者，如李泽厚、刘刚纪在他们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郁沅在其编著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中等，都是如此。他们都是立足西方美学的背景，把“美”看做艺术的表现形式，把“善”看做艺术表现的内容，把孔子的“善”又等同于孔子经常提到的“仁”。因此而定义儒家的音乐思想，“‘仁’是‘乐’的美的内容，‘乐’的美则是‘仁’的表现形式。”（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并据此认为，孔子主张“美”“善”统一，即“美”以“善”为内容，“善”以“美”为形式，艺术的本质就是“善”。从而进一步认为，儒家的艺术观就是“文以载道”。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归到这句话本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美”应该不难，只要各种演奏条件齐备，诸如伴奏等，节奏和拍，这种外在形式的美就可以达到了。问题的焦点在“未尽善”，这里的“善”到底是指什么，是指孔子的仁德，还是其他内容。所谓的“善”，毫无疑问需要从乐所表现的内容来理解，如果是指歌词，晚于《韶》几百年的《武》，不太可能逊色；倘若是指歌颂的武王事迹，一般也都是如此理解的，肯定也不能逊色，因为一般认为《武》为周公所作，颂扬开国帝王，绝对颂扬有加。最主要的是，周武王的革命，在历史上被誉为“顺乎天，应乎人”，承天顺命，是合理的。在《论语》中，多处表现孔子“顺天命”的思想，因此，他不可能把同样是顺天命的舜和武王分出高下。再者，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要回复周公礼乐之治，他对周公推崇备至，言必称周公，又怎么会批评周公的《武》乐呢？
我们再回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难道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是舜的揖让吗？显然是荒谬的。只能是美的表演，美的歌词，而不是乐以外的其他东西。因此，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我们认为汉代的郑玄、清代的焦循等人的理解是有道理的。朱熹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很多理念与原始儒家有所不同，是从他自己的理学角度出发进行解释的，而朱熹之后，他的解释儒家的著作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因此对后代影响巨大，直到今天。
总之，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辨析，我们认为孔子的藝术观或音乐观，并非如某些人所总结的那样，一定要文以载道。但他高度重视艺术本身的美，从外在的形式到表达的内容，重视艺术抒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汲取营养，促进当代艺术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吴树平.论语今译[M].济南：齐鲁书社，1993.
[2]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关键词：孔子 音乐观 评价 真情实感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21-0028-02
近几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升温，孔子的音乐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刊发了很多研究文章，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些人云亦云的看法，现提出来两例与之商讨，并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孔子对《诗经》的概括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诗经》。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是可以弦歌的，应该包含在我们现在的音乐范畴之内。对于《诗经》，孔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概括，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篇》，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分歧在最后的“思无邪”三个字，而且也不是现在理解上有分歧，自古有之。如郑玄在《毛诗笺》中，认为当解作“思虑”；朱熹在《诗集传》中，解为“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认为“思”是“念虑”之意，与郑玄大体相同。但是，陈奂在他的《诗毛氏传疏》中、王静芝在其《诗经通释》中、屈万里在其《诗经诠释》中，都将该“思”字解为“语词”，即我们现在说的语助词，无意。对于“邪”字，有的解释为“邪恶”“不正”，有的解释为与“余”相通，即为“剩余”的意思。再一种解释为“邪”通“斜”，即“偏斜”之意，兹不详列作者。这样一来，就有“思虑纯正，无有邪曲”之说，有“殚精竭虑”之说，有“一切都出于真诚的情感”等。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其所著的《论语新解》中，注解为“有一说，无邪，直义”。他进一步解释孔子概括《诗经》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假，此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就是说，无邪就是直的意思，这与“偏斜”的解释大体相同。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原文引用出来。只引最后一节“駉駉牡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鱼，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显然，整个段落都是描写鲁君的马，但如果按前两种解释，后一句则突然转为写人了，太过突兀，不合情理。再者，诗题“駉”，也是以马命题，也可以佐证这一点。而且，最后也是写马“思马斯徂”，并没有转到写人方面。
再者，如果按目前大多人的解释，把这句话译为“《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谈到思想，就要问是谁的思想，思想必然要有一个主体，那么，应该是指谁的思想？作者吗？显然不可能，因为《诗经》中作品根本没有作者，例如占较大比例的“国风”部分，都是周朝的乐官在民间采风得到的，作者到底是谁根本搞不清楚，怎么能说作者思想纯正呢？显然更不能是读者，因为古今读者众多，不可能个个思想纯正，同时，读诗的人思想是否纯正与读诗毫无关系。当然也并非指编者，按司马迁的说法，编者就是孔子本人，他难道能说自己的思想纯正无邪吗，于理不合。
另外《诗经》是文学作品，我们知道，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者真实的情感，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孔子关于《诗经》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都是从情感的角度加以概括。在具体谈到《诗经》的第一篇《关雎》时，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同样也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谈的，只不过他强调情感应“发而皆中节”，所以，他说人应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从读《诗经》来达到振兴和恢复自己真诚的情感，立身处世要合乎礼，最后通过音乐达到人生的最高目标。
至于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创作者）‘殚精竭虑’”的解释，更毫无根据，不值一驳。因为正如上文所言，《诗经》三百零五篇的作者是谁，现在根本搞不清楚，又如何知道他们都是殚精竭虑呢？何况，其中有很多首都是简洁而欢快的，整首诗只有几个字的变化，反复咏叹，回旋往复，可能只是随口吟唱，根本谈不上殚精竭虑！
二、关于孔子对《韶》乐和《武》乐的评价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不仅具有高超的演奏水平，而且还具有高超的鉴赏水平。在《论语·述而》篇中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听到《韶》乐，大为感叹，没想到音乐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很长时间都沉浸在《韶》乐的审美享受之中。《韶》乐为什么能带给孔子如此强烈的美感呢？在《论语·八佾》篇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对《韶》乐和《武》乐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古今亦众说纷纭，焦点集中的“善”字，具体在《武》乐“未尽善”。
对于这个问题，从汉代以来就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周武王武力讨伐商纣以后，建立王朝只有六年就死去了，恩泽还没有来得及广被天下，所以孔子认为“未尽善”；《韶》乐所歌颂的舜，在位五十多年，恩泽广被天下，因此是“尽善”。持这一观点的，有汉代的郑玄、清代的焦循等。另一种说法是，周武王是凭着武力而统一天下的，不是像尧、舜等圣王那样用揖让的方式取得天下，因此是“未尽善”，持这一观点的，有汉代的孔安国、宋代的朱熹等。
问题是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基本都倾向于后者，如李泽厚、刘刚纪在他们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郁沅在其编著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中等，都是如此。他们都是立足西方美学的背景，把“美”看做艺术的表现形式，把“善”看做艺术表现的内容，把孔子的“善”又等同于孔子经常提到的“仁”。因此而定义儒家的音乐思想，“‘仁’是‘乐’的美的内容，‘乐’的美则是‘仁’的表现形式。”（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并据此认为，孔子主张“美”“善”统一，即“美”以“善”为内容，“善”以“美”为形式，艺术的本质就是“善”。从而进一步认为，儒家的艺术观就是“文以载道”。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归到这句话本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尽美”应该不难，只要各种演奏条件齐备，诸如伴奏等，节奏和拍，这种外在形式的美就可以达到了。问题的焦点在“未尽善”，这里的“善”到底是指什么，是指孔子的仁德，还是其他内容。所谓的“善”，毫无疑问需要从乐所表现的内容来理解，如果是指歌词，晚于《韶》几百年的《武》，不太可能逊色；倘若是指歌颂的武王事迹，一般也都是如此理解的，肯定也不能逊色，因为一般认为《武》为周公所作，颂扬开国帝王，绝对颂扬有加。最主要的是，周武王的革命，在历史上被誉为“顺乎天，应乎人”，承天顺命，是合理的。在《论语》中，多处表现孔子“顺天命”的思想，因此，他不可能把同样是顺天命的舜和武王分出高下。再者，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要回复周公礼乐之治，他对周公推崇备至，言必称周公，又怎么会批评周公的《武》乐呢？
我们再回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难道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是舜的揖让吗？显然是荒谬的。只能是美的表演，美的歌词，而不是乐以外的其他东西。因此，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我们认为汉代的郑玄、清代的焦循等人的理解是有道理的。朱熹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很多理念与原始儒家有所不同，是从他自己的理学角度出发进行解释的，而朱熹之后，他的解释儒家的著作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因此对后代影响巨大，直到今天。
总之，通过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辨析，我们认为孔子的藝术观或音乐观，并非如某些人所总结的那样，一定要文以载道。但他高度重视艺术本身的美，从外在的形式到表达的内容，重视艺术抒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汲取营养，促进当代艺术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吴树平.论语今译[M].济南：齐鲁书社，1993.
[2]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