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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的名媛中,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
她出身名门、才貌双全,却直到32岁才出嫁;她是民国第一例女权案的主角,与三个亲哥哥对簿公堂,不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也赢得了女人的地位……
她就是盛爱颐。
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其中之一就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16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20岁她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于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霭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这是因为宋霭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有时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案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不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心里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脾气很犟,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有时在大街上,他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就一踩油门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硬要与之对话。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这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她一起赴广州。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金小姐来说,也是一道难题。
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3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最后她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但也理解,他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1930年,宋子文再次回到上海,却已是“使君有妇”,带着夫人张乐怡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进客厅,宋子文也在场。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熱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看到七小姐,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一次,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被关进了监狱。盛家兄妹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他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盛毓度的原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没办法,只好答应。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宋子文,如今倒要求着他了!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从医院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辞,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能量,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大房的孙子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她的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9月5日开庭,当日盛况空前,此案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七小姐打勝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的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业余她会练练字,她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固定资产没有了,但她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适。
后来,面对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丈夫病逝,七小姐总能表现得异常冷静。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把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路边有一个马路菜场,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小姐。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摘自《上海名门闺秀》
她出身名门、才貌双全,却直到32岁才出嫁;她是民国第一例女权案的主角,与三个亲哥哥对簿公堂,不仅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财产,也赢得了女人的地位……
她就是盛爱颐。
她是宋子文苦追又辜负的初恋
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其中之一就是晚清重臣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16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20岁她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于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霭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这是因为宋霭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有时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案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不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心里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脾气很犟,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有时在大街上,他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就一踩油门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硬要与之对话。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宋庆龄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这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她一起赴广州。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金小姐来说,也是一道难题。
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3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最后她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但也理解,他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1930年,宋子文再次回到上海,却已是“使君有妇”,带着夫人张乐怡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
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进客厅,宋子文也在场。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熱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看到七小姐,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一个电话打给宋子文
七小姐的心高气傲是出了名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屡遭麻烦,在紧要关头,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这个宋大部长。
一次,盛老四的儿子盛毓度被关进了监狱。盛家兄妹急得团团转,能动的脑筋都动了,能托的人也都托遍了,可就是不见放人。最后,大家只好央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请他出面帮帮忙。因为宋子文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出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盛毓度的原配夫人叶元婵跑到七小姐家,在她面前长跪不起,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没办法,只好答应。她心里好窝囊,当初不屑于理睬的宋子文,如今倒要求着他了!但是想想盛毓度毕竟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是自己亲手从医院抱回来的,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答应叶元婵:电话只打一次,成就成,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一口答应了。七小姐心想此事不能含糊其辞,光听你空口说说不行,必须讲好具体时间,于是苛刻地提出:“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电话那头一声“OK”:“我一定让您明天中午跟毓度一起吃饭。”放下电话,满屋子的人一阵狂喜,还是大人物有能量,一个电话,问题就解决了。而七小姐却觉得一阵心酸,她明白,宋子文心里还是有她的。第二天中午,盛毓度果真被放出来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七小姐,七小姐晚年患病期间,宋庆龄曾叫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程从北京来探望她,大概也与宋子文有关。
打赢民国第一例女权案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
在遗产清理时倒有新收获,估计是庄夫人的“颐养费”的剩余部分。按照盛氏愚斋义庄的规矩,应当一分为二——一半归盛家五房子孙分析,另一半归盛氏义庄。这样分下来,盛氏愚斋义庄实得一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二两七钱四分九厘,加上原先在盛宣怀去世时已经归入义庄的五百余万两,合计共有公产为七百二十七万六千九百八十九两九钱四分三厘。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大房的孙子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七小姐不服气,这笔基金已归入公产,怎么还可以讨回?如果可以讨回的话,那么按照民国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也有继承权,那么就应该分成七份,七小姐、八小姐都应有权分到一份。于是七小姐向盛老四提出要十万银元出洋留学。
谁知盛老四不同意,他自己钱都不够花,何来心思顾及其他!
七小姐虽是高墙深院里的大家闺秀,但更是上海滩上的新女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她以很大的启发,她决定尝试着维护自己的权益。你不给,那就法庭上见!
1928年6月,盛爱颐把她的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
她敢于在全国第一个打起关于女权的官司,这充分说明了她的胆识和气概。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是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这是盛老四等人万万没想到的。
9月5日开庭,当日盛况空前,此案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还引起了法律界的高度重视,因而到庭旁听的人极多。七小姐的律师陈述案情后,盛老四的律师继起反驳,主要理由是:盛宣怀是1916年去世的,从那时起,就有了继承权的问题,就有了财产分配的问题,然而那时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条文,所以,盛爱颐不应具有分得遗产的权利等等。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七小姐打勝了这场官司,拿到了自己应有的份额,尽管付出了高昂的律师费。但这毕竟是一场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官司,从此女性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就有榜样了。
永远的贵族
1949年上海解放,盛爱颐选择了留在上海。她住在市中心的一处联体花园别墅区,独立门户,楼高三层,楼下有一方花园。业余她会练练字,她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中常有人来讨她的墨宝。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虽然固定资产没有了,但她能按季度拿到定息,生活安定、舒适。
后来,面对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丈夫病逝,七小姐总能表现得异常冷静。每当她抽雪茄烟的时候,就拖一把小椅子,优雅地坐到门口来,从层层烟雾中,观看路上的人来人往。
那时路边有一个马路菜场,买菜的、卖菜的人群,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有位并不认识她的人从她门口走过,从她手持雪茄烟的坐姿和那芳郁的雪茄香味判断,这定是哪个豪门望族的小姐。当一位朋友告知他,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盛七小姐啊,那人恍然大悟:“怪不得!”
七小姐活到83岁,临终的时候,她依旧干干净净,一脸镇静,非常体面,非常从容。
摘自《上海名门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