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花的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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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教思想对霍桑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本文从霍桑对近现代科技的态度、人物心理的描写及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安排三个方面来解读霍桑宗教意识中的科技观、原罪观和善恶观等。
  关键词:清教主义;科技;原罪;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208-02
  一、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是19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胎记》是其后期创作的一部重要的短篇小说,但文学评论界对这篇小说的研究不多,现有的研究也多从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入手。本文力图从霍桑对科技的态度、对主人公心理的描写及其悲剧命运的安排来解读霍桑宗教观中的科学观、原罪观、善恶观及其悲观的清教徒意识。
  二、《胎记》中霍桑的宗教观的体现
  (一)对近现代科学的态度
  《胎记》的开头段就展示了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那个年代距电的发现还不久,其他种种类似的自然的奥秘也刚刚揭示出来。新发现仿佛开辟了通往奇迹王国的蹊径。对科学的热忱,专心致志的献身精神,足以抵得上对女子的倾心,这在当时是不足为怪的。在如饥似渴的探索中,高深的智力,博大的想象,心灵与感情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好像各自觅到了适合胃口的食品。一些狂热的献身者深信,这种探索会使科学家不断登上更高的智慧梯级,最终把握造物的奥秘,或许还可由他来开辟出一个个新天地呢。”[1]霍桑生活的19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但是科技的过速发展和利用不仅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也侵蚀着人类的心态。正如《科学》这首诗中所写:“人创造了科学巨怪,但却被那巨怪控制/……他造出许多刺向自然的尖刀,本想/用它们实现无边的梦想,而噬血的尖刀/却向内转刺向他自己。”[2]而人类纯真的本性以及质朴的生活意义也在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滥用中逐渐迷失。
  小说中的两个主角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作为一位科学家,男主角艾尔默既是迅猛发展的西方科技文明的代表,又是征服欲不断膨胀的人类的象征。在他看来,人类可以凭借科学的力量改变自然规律,按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世界。妻子乔治娜美丽、顺从、真实,无疑是纯真自然的化身。艾尔默内心虚荣贪婪,在掌握了现代科技的手段后欲望开始膨胀,希望以此来除去妻子脸上的胎记,从而彻底消除自己心里的一丝阴影。乔治娜对此本不情愿,因为脸上虽有胎记,但这并不影响她的天生丽质。最终抗争不过丈夫的虚荣和贪婪,生命之花因丈夫的欲望而凋谢。
  霍桑本人虽不是清教徒,但生于清教徒家庭,内心的宗教意识已根深蒂固。在清教徒信奉的加尔文教义中,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人生而有限,若想要通过理性的成果去克服人自身的局限,企盼拥有上帝般的创造力,那无疑是挑战上帝的权威,注定要受到惩罚。其实霍桑在这篇小说中就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态度:“大自然在其一切作品中都敲下了这样那样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以示他们不过是皆有尽日的短暂之物,要达到完善的境地则须经历痛苦与磨难。殷红的小手就是人无法摆脱命定的控制的标志。”[3]可见,这些有罪的人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超越自身的权限,挑战上帝的权威和尊严。加尔文教义要求人“效法上帝”、“认识上帝”,但“不可扮演上帝”。人不可怠惰,但也不可骄傲,不能高估自身的能力和成就。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规则、有秩序的,人类只能去发现和遵从这种秩序和规则,而不可去改变或破坏。
  时代变迁带来的精神危机促使霍桑着力于探讨人性,挖掘人内心深处的罪恶,探索人类的救赎之途。面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霍桑对科技发展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困惑和茫然。他从人文主义及宗教偏见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引发情感和良知的萎缩,因此质疑和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丑化那些宣扬科学、献身科学甚至为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人。霍桑具有敏锐的宗教感悟力,他从宗教的角度反思物化文明和现代性对人类的引诱和统治,批判人性之恶。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迷失和异化,同时也努力寻求途径摆脱人类这种异化状态,回归自然,重获人的精神家园。在很多作品中,霍桑都表达了对自然人的向往和崇尚,认为人应该活在本真的自然地状态之下,迟滞、淳朴、和谐的自然存在才是人类最为理想的生存环境。这是霍桑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对近现代科技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二)主人公心理的描写
  “霍桑擅于发掘处于矛盾中的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并真实地表达这种复杂性。因此,他的作品一直关注着处于意识之下心理的起伏波动。”[4]霍桑的作品中经常蕴含着对人性的思考,困惑、焦虑、矛盾、恐惧、孤独等情绪相互交织。《胎记》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艾尔默就是这种心理和形象的代表,压抑惊恐,总是在全力抗争,力图逃出困境。霍桑通过一系列对人物心理、动作、表情的描写来表现人物内心的状态及其变化。如同艾尔默的性格一般,小说也笼罩着在一片沉郁的氛围之中。
  虽然妻子乔治娜脸上的手形胎记在倾慕她的人看来,“为能在那神秘的小手上印上自己的一吻,许许多多爱她欲狂的少年情愿豁出命来。”[5]但“艾尔默心境忧郁,既然胎记是妻子通向罪愆、忧伤、衰竭与死亡的象征,它在他眼中很快就成了可怕的东西。”[6]尽管想刻意去回避胎记这个话题,但艾尔默内心无法解脱,两人的婚姻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艾尔默的梦境就是他内心想法最真实的表现。“他曾梦到自己和助手厄迈纳德菩试图动手术去掉妻子的胎记。但是手术刀越往深处去,那只小手便陷得越深。最后,小手仿佛紧紧抓住了乔治娜的心脏不肯松开;而他呢,则十分坚决地要将它从那里割去,剜掉。”[7]后文中霍桑也毫不留情地指出:“真理往往是严严实实地裹着睡梦的长袍钻到人的头脑里来的。人们在清醒的时候,无意识地进行着自我欺骗,然而真理会假手睡眠,直截了当,毫不手软地挑开自欺的薄纱……”[8]   正如著名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对霍桑的评价:“他的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他擅长对黑暗的描写,在于他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描写。”[9]霍桑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和探究并非不无根据,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在思想上充满矛盾斗争的作家。虽非清教徒,但他的思想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清教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以加尔文教义的原罪观和善恶观来认识社会和世界,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清教的清心寡欲,抨击宗教狂热狭隘的信条,认为人性中应有本真和快乐追求。清教徒最初反对腐败的社会风气,反抗罗马教皇的专制,推崇理智,排斥感情与欲望。但后来却愈加极端,不但迫害异端,对触犯教规的人也进行极其严厉的惩罚。除了深受宗教因素的影响,清教徒妻子索非亚·比勃地也在语言道德性上对他的创作施以干预和约束,致使他不能大胆公开地在小说中探讨人性和心理矛盾, 转而通过隐晦和象征的方式含蓄、委婉地传达他对人性和心理矛盾的思考,力求在躲闪和坦诚之间寻找艺术和心理的平衡。宗教道德意识与人性意识之间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焦虑、孤独和忧郁,是霍桑及其作品中突出的精神特征。
  (三)人物悲剧命运的安排
  “不吉利的小手和生命之本已经难分难解地交缠在一起了,天使般的精神赖之才得以与血肉身躯溶成一体。胎记,这人类未达至美境地的仅有标识,当它的最后一抹红晕从她的脸上褪去,已是完人的少妇便咽气了。她吐出最后一丝气息,随之灵魂飞出躯壳,在丈夫的身边滞留片刻后,便飞向天国。”[10]女主人公的死可谓凄美而悲壮。设想一下,如果乔治娜最终没有死,而且埃尔默的药水成功地除掉了她脸上的胎记,他们从此以后就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吗?“她用整个的心祈求:让他有短暂的片刻满足他高远精深的思想吧!她深知,他的满足是绝不会超过片刻的,因为他的精神永远在行进,在跋涉,在无休止地登攀;任何一刻他都在追求着前一刻所达不到的境界。”[11]对于这样一个用理想的标准衡量世界,对自己对他人永远都不会满足的人而言,幸福是无法企及的。即使片刻间的完美已经实现,但在下一刻又会出现另一个瑕疵。因此,这样的人注定得不到幸福感和满足感。
  试验的失败带来的不仅是乔治娜的死亡,同时也是对埃尔默科学追求的否定和讽刺。这两个人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根植于内心的宗教观念使得霍桑在《胎记》中人物形象的描写及悲惨命运的安排上也表现出折中、妥协、模棱两可的矛盾态度。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世界观充满清教徒意识的保守和悲观,加尔文主义中“原罪”及“人性本恶”的观念对霍桑的影响巨大。在他看来,罪恶并非后天形成,而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本质就是堕落的,罪恶与世界同在。因此,对于艾尔默这样有内心罪恶的人,霍桑安排的结局自然只有死亡。乔治娜的死是肉体上的,是艾尔默对科技、完美或虚荣追求的牺牲品,令人感慨,让人警醒。而艾尔默的死亡则是精神上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则是更大的失败者。在霍桑看来,一切矛盾斗争、犯罪现象、社会问题都不是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而在于世界上固有的“恶”。因此人必须首先净化内在世界,如此外在世界游荡着的许多罪恶便会自行消失。由此可见,霍桑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原罪”、“人性本恶”等宗教意识的影响。
  三、结语
  不难发现,霍桑一直试图通过小说揭示人类精神的黑暗和社会罪恶的存在。霍桑小说中的矛盾和斗争,实则是一个伟大作家思想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体现。正如兰德尔·斯图尔特所言:“霍桑是一位思想严肃的作家,其作品,总的看来,是在最高意义上对生活的评价”,“霍桑探究了人类思想和精神最深处的真实情况,他所表达的意思将带着对将来岁月的预测,具备一定的永恒性”,“霍桑带着告诫的口吻评说他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并给予时代他认为应该具备的三种要素:更为认真的生活目标、更为深刻的道德教益和更为亲切朴素的真理。这是一种永恒的告诫,这是一份不朽的馈赠”[12]。
  参考文献:
  〔1〕〔3〕〔5〕〔6〕〔7〕〔8〕〔10〕〔11〕霍桑短篇小说选[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2〕Williams, Oscar. The Pocket Book of Modern Verse[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58.
  〔4〕童明.美国文学史[M].译林出版社,2002.
  〔9〕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V. I . Part . 2 P. 1122 .2nd Ed. 1980.
  〔12〕兰德尔·斯图尔特.霍桑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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