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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已然成为新趋势、新焦点，近年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利用Citespace对CNKI收录的204篇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核心作者分布图、核心机构分布图谱、高被引文献、关键词时区图、关键词聚类图以及关键词突现图分析得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现状。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研究呈现出研究方向的实时化、内容的多样化、方法的实证化的特点的同时，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泛政治化、量化研究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未来研究应在理论体系、数据运用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符合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关键词]基层治理;城市治理;知识图谱;Citespace
[作者简介]刘业进（1974-），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宋金津（1993-），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70）。
当人类第一次创建城市时，创建者的任务是把各位天神、神祗安置在他们的神殿里。未来城市的使命基本上与此没有大的区别，即把人类的最高利益放在他们全部活动的中心地位，把支离破碎的人性人格重新统一起来，把人为肢解的人——官僚、专家、能手、失去人性的特工密探等——变成完全的人。修复和补偿由于以下诸方面造成的损害：职业的分离、社会的分离、对某一喜好的功能过分地修养教化、宗教主义和国家主义、缺乏有机合作关系和思想的目的。
——刘易斯·芒福德，2005[1989]，第583，584页。
公共服务事项的复杂化一直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水平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习近平多次强调深入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这为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提供了破题之钥、奠基之石，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随着“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不断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选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进一步保证数据的质量，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将主题、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发表时间、文献来源等内容作为检索的重要选项，有效保证文献研究的精确度。本文在梳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相关研究中，运用CNKI中高级检索功能并将城市基层治理作为主题检索词，年限设定为2009-2019年，检索时间是2020年1月1日，按照以上设定检索后共获得211篇文献。获得的数据中除期刊外，含有会议、报纸、书评、年鉴等非学术性论文，文章只选用期刊作为数据样本，最终得到204篇相关文献，将所得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Ⅴ，借助其绘制2009-2019年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知识图谱。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引文可视化分析工具——引文空间（CiteSpace），需在Java的环境下运行，它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体而言，是将符合条件的文献数据进行整理后在Java工作的条件下转化为Citespace可以识别的数据类型导入软件进行分析，通过绘制可视化图谱呈现科学的结构、规律和分布等情况。图谱中节点大小来表示出现频次的多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其中线条粗细进一步显示共现强度具体情况。
二、“城市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本文主要从文献年度分布、核心作者分析、研究机构分布、高被引文献分析四个方面来了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整体实际情况。
（一）文献年度分布
通过对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发文量统计分析，大致可以将此阶段细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
第一阶段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初级阶段（2009年-2012年）。总体看来，此阶段发文量较少，2009年和2010年发文量均为6篇，2012年仅为1篇，这一阶段共计发文量为13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城市基层治理领域关注度不够且研究力量薄弱。第二阶段为提升阶段（2013年-2017年）。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社区建设内涵逐渐明晰，标志着基层社会领域实现了从基层管理到基层治理的新飞跃。在此阶段，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发文量呈现逐年波动上升的趋势，在此阶段最少发文量为8篇，2017年高达35篇。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2018年至今）。从2018年来看文献量较2017年文献量略有减少，但在2019年出现反转，文献量激增且是2017年文献量的1.5倍，预计2019年后文献量呈稳健攀升的态势。
从图中可见，城市基层治理的文献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实施重大的改革与实践紧密相关。北京市的“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成都市的“还权、赋能、归位”，南京市的“两赋两强”街道集成改革等城市基层治理具体实践，也进一步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手数据，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二）核心作者分析
通过对204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文献作者群进行分析，以“作者”为节点，阈值控制为top50，节点标签的threshold为2，即最高文献为2篇，通过可视化分析得出图2城市基层治理核心作者群，名字的大小代表被引文献中包含作者名字的多寡。其中发文量较多的几位作者为孙涛（7篇）、陈辉（5篇）、袁方成（5篇）、张翔（4篇）、刘凤（4篇）。孙涛通过研究城市治理现代化起步较早的美国发现，其在推进城市治理水平现代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制度化的方式来提高治理水平对我国在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孙涛：《美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其中国借鉴》，《理论导刊》2018年第4期。。陈辉在对中美两国城市基层治理现状与特点比较中发现，两国在治理网络以及实现城市善治路径选择中存在差异，指出我国优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避免“政府失败”，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抑或社会的单一力量治理的逻辑陈辉：《中美城市基层治理的比较研究——以南京与芝加哥为例》，《学术界》2015年第4期。。街道作为我国城市中最基础的“细胞”，其机制改革对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黄石市街道体制改革实践的考察，袁方成进一步探究学界对于街道体制改革的争论，指出黄石市的街道体制改革实践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但具体地区、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他认为在中小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中，对于“政府提供服务”和城市居民自治这二者之间界限的划分与运作关系的处理是根本之策袁方成、王明为：《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调适及其反思——以黄石市街道体制改革为样本》，《城市观察》2014年第4期。。张翔通过对行政协商机制的调研发现，城市纵向政府间的“权责倒置”是城市基层治理中行政协商机制被排斥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对纵向政府间关系进行细致的改革，有效破解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职责同构”“行政发包”与“属地包干”等机制性障碍是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张翔：《城市基层治理对行政协商机制的“排斥效应”》，《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刘凤认为城市基层治理重心在下移过程中未必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并且提出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過程中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能够很好地适时调整、转换刘凤、傅利平、孙兆辉：《重心下移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调适的多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通过城市基层治理领域核心作者分布图可以看出，该领域核心作者之间关系较为分散，合作关系较少，总体尚未形成合作关系与共享网络，局限于“闭门造车”的“窘境”之中，不利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理论体系化建设。 （三）研究机构分布
对研究机构分布进行分析，将NodeTypes设置为Institution，SelectionCriteria设为top50，Threshold为3。通过可视化图谱我们发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研究有所建树的机构之间联系较为松散，合作关系不紧密且缺乏合作网络，其中仅有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所高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高校承担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任务的多为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务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中的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学科等领域，其他类型的学科研究较少，学科之间互动不足、交叉互补性欠缺。经过对数据的有效整理，将发文量大于10篇的研究机构进行汇总统计，反映出各机构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关注度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如图4所示。其中复旦大学文献数量为15篇、武汉大学文献量为9篇、华中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文献量均为10篇，这四所高校文献量总和占总文献量大约18%左右，以上机构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起着中坚力量的作用，其余部分的文献分散在各个教育、科研机构，以文献量为1-2篇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存在着研究不深入、合作不紧密、问题不重视的现状。
（四）高被引文献分析
由于引用文献具有主题一致或相近特征，学术界一般认为某一领域文献被引频次可以从客观上反映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力。如表1所示，石发勇对上海业主委员会长达八年深入一线调研所撰写的《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被引次数最高，为170次，他发现新兴市民组织组成的社区非正式组织网络对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但非正式组织网络的过度利用易造成寡头统治，从而有损城市基层治理效果。被引次数为138次的田毅鹏的《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从“网格化”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出发研究其与基层民主自治力量之间的问题以及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压力，找到政府管理诉求与社区居民权益诉求的“连接点”，从而使得网格化管理模式與社区自治和谐共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强心剂”。被引次数120次且位列第三的是陈捷、卢春龙的《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以北京、成都、西安三个城市社区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发现共通性资本中的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局限的人际信任与封闭性的社会网络）则恰好相反。这一发现不仅促进了社会资本研究在我国的理论发展，同时为提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供了政策性意见。从发表时间看，排名前十的高被引文献发表时间集中于2009-2015年这个时间段，与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研究的第一、二阶段相吻合，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发展的初级阶段和提升阶段为后期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三、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与聚类图谱
（一）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
了解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有助于理顺其发展脉络，文献中的关键词是文章的精髓所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高地。通过Citespace检索功能并借助Excel统计发现在2009-2019年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文献中重要关键词有：基层治理（56次）、社区治理（30次）、社会治理（21次）、城市基层治理（20次）、城市治理（17次）、城市社区（14次）、基层党建（10次）等内容，国内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以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领域为研究热点。
本文使用Citespace关键词聚类的时区视图呈现功能（TimezoneView）和突现词功能（BurstTerms），旨在通过更加清晰、直观的方式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热点变化情况加以呈现。通过Citespace聚类图中的时区视图（如图5），以时间维度为主轴线来表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视图，有利于更加直观地了解该领域时间数轴上的阶段性特征，其中连线的多寡表示两个时区之间节点之间联系关系紧密与否。而研究突现词即图示化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的词，能够以更加形象化的方式将特定时间段研究热点直观表述，有助于对热点关键词起始和终结时间段更为精准的把握，反过来也益于对于某一特点时间段研究动向的掌控。
通过Citespace将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投放到以时间为纵轴的图谱中，可以反映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化和发展趋势。如图5所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化发展阶段与发文量阶段增长趋势具有一致性，2012年以前，这一领域关键词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基础、宏观词汇。在2012年以后，基层党建、北京市、网格化管理、协同治理等微观词汇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学者对于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向细微化方向发展。
运用Citespac中BurstDetection功能获取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在2011-2016年，突现词为“治理模式”，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协商民主”在2015-2016年突现;近期（2017-2019年）的突现词为“基层党建”“基层党建工作”，其中“基层党建”与“基层党建工作”是持续至今的研究热点且成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城市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基层治理向着更有效、更优质方向发展的有力抓手，党的领导为城市基层治理指明治理方向、整合治理资源，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现有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中，党建与其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在实践案例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实践案例研究层面，宋贵伦对北京党建引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的实践研究宋贵伦、丁元竹：《党建引领：吹哨之源与报到之本——北京城市治理创新实践研究》，《前线》2019年第4期。;姜晓萍对成都社区“授权赋能党建”模式研究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在理论研究层面，主要聚焦于党组织和城市基层治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党组织建设、党建功能等方面。执政党是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有力保障，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现精准化城市基层治理，要积极调动社会组织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新格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必备条件”，黄意武、李露：《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10期。城市基层治理中要稳固党的领导地位，在思想、组织和政治方面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协功能。 （二）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
通过Citespace中最小聚类图谱可以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全貌清晰地呈现出来。调整聚类图谱设定条件，得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6），Moduarity=0.7833，Silhouette=0.6359。在聚类图谱中的聚类模块值（ModuarityQ值），大于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小于0.3则为不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值），在0.5以上表示聚类是合理的，如果大于0.7则意味着聚类效果良好，能够让人信服。运用Citespace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图谱，该图谱Q值为0.7833，大于临界值0.3，表明聚类结构良好。S值为0.6359，大于临界值0.5且较为接近0.7，表示聚类是合理的。通过Citespace分析得出的对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发现，该图谱以基层治理、社区治理为中心，且第一个中心点——基层治理连接着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民主等多个次中心，第二个中心点——社区治理连接着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党建、协同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等次中心。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这两个中心点借助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等节点连接，且这两个中心点附近分布着众多零星节点。
通过可视化图谱发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热点多、范围广，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研究成果领域单一，研究机构分散，专题研究尚存不足，研究主题之间关联性不强，创新的研究方法、思路、成果较少等问题。其中对于城市基层治理效果评估、城市基层治理中冲突管理等重要议题并未形成研究热点，这与研究口径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学科过于独立、研究结论过于雷同等具有重要关系。
根据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趋势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本文从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方向的实践化、研究内容的多样化、研究方法的实证化三个方面综述既有文献。
1.研究方向的实践化。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制度变化紧密相关，国家政策制度、具体措施落实到城市基层治理政策实施实践中，进而牵动着学术界研究的演变。我国的官僚体制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度组织化，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作用巨大周雪光：《國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2017年中组部召开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提出“三建融合”的要求，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基层党建应发挥政治功能，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相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基层党建与创新基层治理结合体制。随着我国政策导向的引领，基层党建作为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理论前沿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由此该领域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加。众多学者对于党建与城市基层治理的结合进行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其中聂苗提到面对新时代提出的城市基层需求多元化、复杂化的新要求，用“党建引领新的物权结构、群体结构、交往结构需求结构”，巩固党在城市执政中实现城市基层党建这一目标聂苗、刘建军：《引领新结构：城市基层党建的新使命》，《党政论坛》2019年第11期。。姜晓萍认为，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结合是习近平新思想指导下我国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有益探索，是党打通与基层“最后500米”的有效路径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杨妍认为，在市场经济“侵蚀下”的基层党建面临着边缘化、虚化的新挑战、新要求，由于党建自身具有良好的组织基础以及广泛的覆盖面，“将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相结合”，有利于发挥基层党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摘掉基层党建“虚帽子”，进一步强化、夯实基层党建的基础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理论视野》2019年第4期。。李友梅认为（2017），党建有力保障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有效运行，是在实现秩序“把关”的前提下确保基层公共部门向社会“赋权”的最重要的一种组织机制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研究内容的多元化。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理论前沿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就研究内容来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层党建”“城市社区”“城市基层社会”等方面，通过对实践的研究，分析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并总结其创新解决策略。在基层党建工作方面，纵向的行政化危机、居委会“边缘化困境”和横向的身份认同偏低、组织内部运行受阻以及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社会机构变化，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与个性增加造成的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流于形式”等问题凸显李威利：《从基层重塑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形态的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再加上党建自身治理观念落后、治理机制不合时宜、组织机构涣散等缺点明显曹新安、朱哲：《如何破解城市基层党建发展瓶颈》，《人民论坛》2019年第24期。。学界结合实际从多角度提出建议，要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激活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功能，切实落实党建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横纵向党组织问题，其中关键还在于其自身建设、优化，着力通过“分域党建”为点，实现全覆盖的党建组织体系建设，夯实党组织基础，以此重塑党的政治功能。在城市社区方面，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对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化等新问题与传统单位制管理模式显得格格不入，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城市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是通过上下互动不断突破旧体制以建立新体制的过程刘业进：《改革就是要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过程》，《深圳特区报》2013年9月10日。。刘鑫认为面对如此困境应紧握党建的引领性作用这“一根红线”，将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相互融合，使得“这根红线”贯穿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社会协调、政治导向等功能，创新符合现实要求的新体制刘鑫：《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麻宝斌认为“社会需求诱导”和“政府供给主导”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使得汪清县“8+1”模式的产生，是对县级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有益创新麻宝斌、任晓春：《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之路——以汪清县城市社区管理改革为个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冯兴元等认为基于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和参与式规划的城市规划秩序是一种演化的、自主管理的城市秩序，哈耶克秩序理论的“共同建构”（“共治”）秩序体现了这一秩序，从长远看它体现为演化的性质冯兴元、刘业进：《演化的城市规划及其中国意蕴》，《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3期。，良好的、合理的城市规划无疑增加了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在城市基层社会方面，在市场经济催生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在城市基层社会方面表现为治理矛盾的多发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稍有不慎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邓泉洋、费梅苹：《属地贤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主体发现——以上海市X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学界提出以参与主体多元化来构建协同有序的治理格局，以多网融合和“大城管体系”带动城市精细化治理机制，以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代替碎片化、科层化，着力解决影响公众幸福“最后一公里”的障碍，打造“人民的政府，为人民的政府”，有益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推动良好城市基层社会的建设。 3.研究方法的实证化。近年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方向更多地偏向于通过实践以及真实案例的研究，且多以个案分析和多案例比较研究为主。学者们通过实证化的研究方法深入一线探究中国特色城市基层治理实践成果，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理论及实践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军等人实践调研发现，北京、成都、南京在街道改革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分别实施的“街道赋权”模式、“激发社区活力”模式以及“减少行政层级”模式对解决街道办事处中存在的职能过载、错位等问题提供了高价值的借鉴意义。并且提出三地的创新探索需要集三种模式之精髓于一体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酌情使用陆军、杨浩天：《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街道改革模式——基于北京、成都、南京的比较》，《治理研究》2019年第4期。。狄英娜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管理实践在北京市贯彻落实为例，认为要打通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黨建引领所形成的特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是关键，能够有效打破“条块分割”，实现权力下放并使得提供的“治理供给”更为精准狄英娜：《“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北京实践》，《红旗文稿》2018年第23期。。叶敏通过对上海市城市管理经验研究发现，在对城市基层治理高质量水平要求下治理中条块矛盾愈发突出，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或非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都不能“独当一面”，由此提出了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双驾马车”齐头并进“双轨运作”的理论框架，有利于“横向的条”与“纵向的块”之间更好地协调叶敏：《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来自上海的城市管理经验》，《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2期。。赵聚军等通过对四个异质性小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差异关系网络、人口结构和社会资本是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认为基层治理管理体制的改进尤为重要，短期来看党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长期则依赖于“条块分割”的平合赵聚军、张雪莉：《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与基层管理体制优化——基于四个异质性小区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3期。。张瑞、柳红霞基于武汉市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证调研，阐述了城市基层治理事关城市稳定与发展大局，而其关键在于行政权与自治权合理的“分与合”，并要充分实现两种权力在“分与合”方面的有效协调张瑞、柳红霞：《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四、问题与展望
通过梳理2009-2019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204篇城市基层治理文献，发现学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研究理论基础薄弱。现代城市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社会秩序，城市与城市、城市和乡村又构成复杂的秩序嵌套关系，其中城市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至少涉及（1）复杂秩序的经济维度、政治维度、社会自治维度;（2）复杂秩序的交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和涌现性;（3）构成复杂秩序的层级，以及作为最底层的行动主体之间的信任度;（4）作为复杂秩序核心的信息和知识（局部知识）等方面。目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政策走向对城市基层治理模式进行探索，且多从宏观角度对城市基层治理进行论述，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其中对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不同地区的实践模式缺乏共性与个性特征深入的探究，对于治理的有效机制未进一步剖析。虽然多地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卓越的现实成果，但是造成了理论体系方面“全国一盘散棋”的局面，不利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
泛政治化倾向。目前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存在泛政治化倾向，即话语体系、逻辑推演紧跟现实政治话语变迁的步伐，现实政治话语的改变推动研究风向的转变，而不是相反，使得研究缺乏既有学理上的独立性。作为一个集权政体，其中的城市治理的“自上而下”特征十分明显，而现代国家的基层城市治理和乡镇治理的显著特征是“自下而上”和“社会自治”，信息流的创生和流动也更多呈现为自下而上和横向联系。城市基层治理嵌入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国家的三大核心支柱是竞争性的政治机会（自由民主政治）、竞争性的经济机会（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如果研究动态一味地紧跟现实政治风向，而现代国家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未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样势必出现忠于客观真理本身与遵循现实政治实践话语的冲突。
量化研究不足。我国学者对于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主要以质性研究为主，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以及5G新技术在城市基层治理数据的收集、数据价值的提升、管理模式和治理流程的完善等方面运用较少，现有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城市基层治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研究领域应该更多结合数据分析、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计量分析等技术方法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向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基层治理三重境界”是提供服务、通过做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群众自治贺雪峰：《基层治理的三重境界》，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529.html，2020-03-20。，是“现代国家”建设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提出的新要求，我国改革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基层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以及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出的制度的优势和治理的短板，迫使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构建经得起时代“大考”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不断向精细化、微观层面的方向发展，要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在理论研究方面，构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基层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体制模式等方面，但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系统化综合研究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构建。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优化、风险预警、技术支持等方面研究仍然匮乏，基层应急体制在制度建设上仍有短板，城市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定位及其合作机制研究薄弱。基于以上困境要加大合作力度与研究深度努力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给城市基层组织提供应急预案指引模板、应急操作的基本程序以及对基层组织职责范围进行填补。在实践创新方面，借助数据服务质性研究。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实践性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应该通过实践调研、数据分析等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研究，采用大数据、5G等新技术保证研究结论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发展。
[关键词]基层治理;城市治理;知识图谱;Citespace
[作者简介]刘业进（1974-），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宋金津（1993-），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70）。
当人类第一次创建城市时，创建者的任务是把各位天神、神祗安置在他们的神殿里。未来城市的使命基本上与此没有大的区别，即把人类的最高利益放在他们全部活动的中心地位，把支离破碎的人性人格重新统一起来，把人为肢解的人——官僚、专家、能手、失去人性的特工密探等——变成完全的人。修复和补偿由于以下诸方面造成的损害：职业的分离、社会的分离、对某一喜好的功能过分地修养教化、宗教主义和国家主义、缺乏有机合作关系和思想的目的。
——刘易斯·芒福德，2005[1989]，第583，584页。
公共服务事项的复杂化一直考验着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城市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水平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习近平多次强调深入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这为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提供了破题之钥、奠基之石，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随着“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不断推进，城市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选自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进一步保证数据的质量，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将主题、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发表时间、文献来源等内容作为检索的重要选项，有效保证文献研究的精确度。本文在梳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相关研究中，运用CNKI中高级检索功能并将城市基层治理作为主题检索词，年限设定为2009-2019年，检索时间是2020年1月1日，按照以上设定检索后共获得211篇文献。获得的数据中除期刊外，含有会议、报纸、书评、年鉴等非学术性论文，文章只选用期刊作为数据样本，最终得到204篇相关文献，将所得文献数据导入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Ⅴ，借助其绘制2009-2019年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知识图谱。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引文可视化分析工具——引文空间（CiteSpace），需在Java的环境下运行，它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体而言，是将符合条件的文献数据进行整理后在Java工作的条件下转化为Citespace可以识别的数据类型导入软件进行分析，通过绘制可视化图谱呈现科学的结构、规律和分布等情况。图谱中节点大小来表示出现频次的多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其中线条粗细进一步显示共现强度具体情况。
二、“城市治理研究”的整体情况
本文主要从文献年度分布、核心作者分析、研究机构分布、高被引文献分析四个方面来了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整体实际情况。
（一）文献年度分布
通过对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发文量统计分析，大致可以将此阶段细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
第一阶段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初级阶段（2009年-2012年）。总体看来，此阶段发文量较少，2009年和2010年发文量均为6篇，2012年仅为1篇，这一阶段共计发文量为13篇，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城市基层治理领域关注度不够且研究力量薄弱。第二阶段为提升阶段（2013年-2017年）。随着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社区建设内涵逐渐明晰，标志着基层社会领域实现了从基层管理到基层治理的新飞跃。在此阶段，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发文量呈现逐年波动上升的趋势，在此阶段最少发文量为8篇，2017年高达35篇。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2018年至今）。从2018年来看文献量较2017年文献量略有减少，但在2019年出现反转，文献量激增且是2017年文献量的1.5倍，预计2019年后文献量呈稳健攀升的态势。
从图中可见，城市基层治理的文献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与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实施重大的改革与实践紧密相关。北京市的“街道吹哨，部门报到”，成都市的“还权、赋能、归位”，南京市的“两赋两强”街道集成改革等城市基层治理具体实践，也进一步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一手数据，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二）核心作者分析
通过对204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文献作者群进行分析，以“作者”为节点，阈值控制为top50，节点标签的threshold为2，即最高文献为2篇，通过可视化分析得出图2城市基层治理核心作者群，名字的大小代表被引文献中包含作者名字的多寡。其中发文量较多的几位作者为孙涛（7篇）、陈辉（5篇）、袁方成（5篇）、张翔（4篇）、刘凤（4篇）。孙涛通过研究城市治理现代化起步较早的美国发现，其在推进城市治理水平现代化过程中所采用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制度化的方式来提高治理水平对我国在城市治理现代化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孙涛：《美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其中国借鉴》，《理论导刊》2018年第4期。。陈辉在对中美两国城市基层治理现状与特点比较中发现，两国在治理网络以及实现城市善治路径选择中存在差异，指出我国优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键在于避免“政府失败”，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抑或社会的单一力量治理的逻辑陈辉：《中美城市基层治理的比较研究——以南京与芝加哥为例》，《学术界》2015年第4期。。街道作为我国城市中最基础的“细胞”，其机制改革对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黄石市街道体制改革实践的考察，袁方成进一步探究学界对于街道体制改革的争论，指出黄石市的街道体制改革实践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但具体地区、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他认为在中小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改革中，对于“政府提供服务”和城市居民自治这二者之间界限的划分与运作关系的处理是根本之策袁方成、王明为：《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调适及其反思——以黄石市街道体制改革为样本》，《城市观察》2014年第4期。。张翔通过对行政协商机制的调研发现，城市纵向政府间的“权责倒置”是城市基层治理中行政协商机制被排斥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对纵向政府间关系进行细致的改革，有效破解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职责同构”“行政发包”与“属地包干”等机制性障碍是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高的关键所在张翔：《城市基层治理对行政协商机制的“排斥效应”》，《公共管理学报》2017年第1期。。刘凤认为城市基层治理重心在下移过程中未必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并且提出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治理重心下移的過程中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能够很好地适时调整、转换刘凤、傅利平、孙兆辉：《重心下移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城市基层治理结构调适的多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9年第4期。。通过城市基层治理领域核心作者分布图可以看出，该领域核心作者之间关系较为分散，合作关系较少，总体尚未形成合作关系与共享网络，局限于“闭门造车”的“窘境”之中，不利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理论体系化建设。 （三）研究机构分布
对研究机构分布进行分析，将NodeTypes设置为Institution，SelectionCriteria设为top50，Threshold为3。通过可视化图谱我们发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研究有所建树的机构之间联系较为松散，合作关系不紧密且缺乏合作网络，其中仅有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所高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网络。这些高校承担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任务的多为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务学院、政府管理学院中的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学科等领域，其他类型的学科研究较少，学科之间互动不足、交叉互补性欠缺。经过对数据的有效整理，将发文量大于10篇的研究机构进行汇总统计，反映出各机构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关注度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如图4所示。其中复旦大学文献数量为15篇、武汉大学文献量为9篇、华中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文献量均为10篇，这四所高校文献量总和占总文献量大约18%左右，以上机构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起着中坚力量的作用，其余部分的文献分散在各个教育、科研机构，以文献量为1-2篇居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存在着研究不深入、合作不紧密、问题不重视的现状。
（四）高被引文献分析
由于引用文献具有主题一致或相近特征，学术界一般认为某一领域文献被引频次可以从客观上反映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力。如表1所示，石发勇对上海业主委员会长达八年深入一线调研所撰写的《业主委员会、准派系政治与基层治理——以一个上海街区为例》被引次数最高，为170次，他发现新兴市民组织组成的社区非正式组织网络对城市基层治理有着实质性的影响。但非正式组织网络的过度利用易造成寡头统治，从而有损城市基层治理效果。被引次数为138次的田毅鹏的《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从“网格化”城市基层管理模式出发研究其与基层民主自治力量之间的问题以及城市基层政权“内卷化”的压力，找到政府管理诉求与社区居民权益诉求的“连接点”，从而使得网格化管理模式與社区自治和谐共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强心剂”。被引次数120次且位列第三的是陈捷、卢春龙的《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以北京、成都、西安三个城市社区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发现共通性资本中的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型的社会网络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理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定性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局限的人际信任与封闭性的社会网络）则恰好相反。这一发现不仅促进了社会资本研究在我国的理论发展，同时为提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水平提供了政策性意见。从发表时间看，排名前十的高被引文献发表时间集中于2009-2015年这个时间段，与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研究的第一、二阶段相吻合，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发展的初级阶段和提升阶段为后期的发展阶段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三、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与聚类图谱
（一）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
了解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有助于理顺其发展脉络，文献中的关键词是文章的精髓所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与高地。通过Citespace检索功能并借助Excel统计发现在2009-2019年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文献中重要关键词有：基层治理（56次）、社区治理（30次）、社会治理（21次）、城市基层治理（20次）、城市治理（17次）、城市社区（14次）、基层党建（10次）等内容，国内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以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基层党建等领域为研究热点。
本文使用Citespace关键词聚类的时区视图呈现功能（TimezoneView）和突现词功能（BurstTerms），旨在通过更加清晰、直观的方式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热点变化情况加以呈现。通过Citespace聚类图中的时区视图（如图5），以时间维度为主轴线来表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进视图，有利于更加直观地了解该领域时间数轴上的阶段性特征，其中连线的多寡表示两个时区之间节点之间联系关系紧密与否。而研究突现词即图示化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的词，能够以更加形象化的方式将特定时间段研究热点直观表述，有助于对热点关键词起始和终结时间段更为精准的把握，反过来也益于对于某一特点时间段研究动向的掌控。
通过Citespace将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投放到以时间为纵轴的图谱中，可以反映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化和发展趋势。如图5所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演化发展阶段与发文量阶段增长趋势具有一致性，2012年以前，这一领域关键词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基础、宏观词汇。在2012年以后，基层党建、北京市、网格化管理、协同治理等微观词汇大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学者对于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向细微化方向发展。
运用Citespac中BurstDetection功能获取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能够清晰地看到不同时间段的研究热点。在2011-2016年，突现词为“治理模式”，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协商民主”在2015-2016年突现;近期（2017-2019年）的突现词为“基层党建”“基层党建工作”，其中“基层党建”与“基层党建工作”是持续至今的研究热点且成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城市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基层治理向着更有效、更优质方向发展的有力抓手，党的领导为城市基层治理指明治理方向、整合治理资源，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现有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中，党建与其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在实践案例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在实践案例研究层面，宋贵伦对北京党建引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的实践研究宋贵伦、丁元竹：《党建引领：吹哨之源与报到之本——北京城市治理创新实践研究》，《前线》2019年第4期。;姜晓萍对成都社区“授权赋能党建”模式研究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在理论研究层面，主要聚焦于党组织和城市基层治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党组织建设、党建功能等方面。执政党是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有力保障，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现精准化城市基层治理，要积极调动社会组织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新格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党建工作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必备条件”，黄意武、李露：《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州学刊》2017年第10期。城市基层治理中要稳固党的领导地位，在思想、组织和政治方面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协功能。 （二）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
通过Citespace中最小聚类图谱可以将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全貌清晰地呈现出来。调整聚类图谱设定条件，得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6），Moduarity=0.7833，Silhouette=0.6359。在聚类图谱中的聚类模块值（ModuarityQ值），大于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小于0.3则为不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ilhouetteS值），在0.5以上表示聚类是合理的，如果大于0.7则意味着聚类效果良好，能够让人信服。运用Citespace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图谱，该图谱Q值为0.7833，大于临界值0.3，表明聚类结构良好。S值为0.6359，大于临界值0.5且较为接近0.7，表示聚类是合理的。通过Citespace分析得出的对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聚类图谱发现，该图谱以基层治理、社区治理为中心，且第一个中心点——基层治理连接着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民主等多个次中心，第二个中心点——社区治理连接着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党建、协同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等次中心。基层治理与社区治理这两个中心点借助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等节点连接，且这两个中心点附近分布着众多零星节点。
通过可视化图谱发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热点多、范围广，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研究成果领域单一，研究机构分散，专题研究尚存不足，研究主题之间关联性不强，创新的研究方法、思路、成果较少等问题。其中对于城市基层治理效果评估、城市基层治理中冲突管理等重要议题并未形成研究热点，这与研究口径过于狭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研究学科过于独立、研究结论过于雷同等具有重要关系。
根据2009-2019年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的趋势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以及关键词聚类图谱，本文从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方向的实践化、研究内容的多样化、研究方法的实证化三个方面综述既有文献。
1.研究方向的实践化。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方向与国家政策制度变化紧密相关，国家政策制度、具体措施落实到城市基层治理政策实施实践中，进而牵动着学术界研究的演变。我国的官僚体制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度组织化，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作用巨大周雪光：《國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2017年中组部召开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提出“三建融合”的要求，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在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基层党建应发挥政治功能，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相融合发展，创新发展基层党建与创新基层治理结合体制。随着我国政策导向的引领，基层党建作为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理论前沿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由此该领域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加。众多学者对于党建与城市基层治理的结合进行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其中聂苗提到面对新时代提出的城市基层需求多元化、复杂化的新要求，用“党建引领新的物权结构、群体结构、交往结构需求结构”，巩固党在城市执政中实现城市基层党建这一目标聂苗、刘建军：《引领新结构：城市基层党建的新使命》，《党政论坛》2019年第11期。。姜晓萍认为，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结合是习近平新思想指导下我国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有益探索，是党打通与基层“最后500米”的有效路径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杨妍认为，在市场经济“侵蚀下”的基层党建面临着边缘化、虚化的新挑战、新要求，由于党建自身具有良好的组织基础以及广泛的覆盖面，“将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相结合”，有利于发挥基层党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摘掉基层党建“虚帽子”，进一步强化、夯实基层党建的基础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理论视野》2019年第4期。。李友梅认为（2017），党建有力保障了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的有效运行，是在实现秩序“把关”的前提下确保基层公共部门向社会“赋权”的最重要的一种组织机制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6期。。
2.研究内容的多元化。新时代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研究理论前沿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就研究内容来说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基层党建”“城市社区”“城市基层社会”等方面，通过对实践的研究，分析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问题并总结其创新解决策略。在基层党建工作方面，纵向的行政化危机、居委会“边缘化困境”和横向的身份认同偏低、组织内部运行受阻以及随着市场经济导致社会机构变化，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与个性增加造成的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流于形式”等问题凸显李威利：《从基层重塑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形态的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再加上党建自身治理观念落后、治理机制不合时宜、组织机构涣散等缺点明显曹新安、朱哲：《如何破解城市基层党建发展瓶颈》，《人民论坛》2019年第24期。。学界结合实际从多角度提出建议，要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激活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功能，切实落实党建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横纵向党组织问题，其中关键还在于其自身建设、优化，着力通过“分域党建”为点，实现全覆盖的党建组织体系建设，夯实党组织基础，以此重塑党的政治功能。在城市社区方面，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新问题对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化等新问题与传统单位制管理模式显得格格不入，城市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城市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是不断试错的过程，是通过上下互动不断突破旧体制以建立新体制的过程刘业进：《改革就是要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过程》，《深圳特区报》2013年9月10日。。刘鑫认为面对如此困境应紧握党建的引领性作用这“一根红线”，将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相互融合，使得“这根红线”贯穿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更好地发挥社会协调、政治导向等功能，创新符合现实要求的新体制刘鑫：《以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人民论坛》2019年第21期。。麻宝斌认为“社会需求诱导”和“政府供给主导”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使得汪清县“8+1”模式的产生，是对县级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有益创新麻宝斌、任晓春：《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之路——以汪清县城市社区管理改革为个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冯兴元等认为基于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和参与式规划的城市规划秩序是一种演化的、自主管理的城市秩序，哈耶克秩序理论的“共同建构”（“共治”）秩序体现了这一秩序，从长远看它体现为演化的性质冯兴元、刘业进：《演化的城市规划及其中国意蕴》，《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3期。，良好的、合理的城市规划无疑增加了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在城市基层社会方面，在市场经济催生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在城市基层社会方面表现为治理矛盾的多发性、复杂性、多样性等特征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稍有不慎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邓泉洋、费梅苹：《属地贤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主体发现——以上海市X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学界提出以参与主体多元化来构建协同有序的治理格局，以多网融合和“大城管体系”带动城市精细化治理机制，以整体性、社会化的“社会治理”代替碎片化、科层化，着力解决影响公众幸福“最后一公里”的障碍，打造“人民的政府，为人民的政府”，有益于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推动良好城市基层社会的建设。 3.研究方法的实证化。近年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方向更多地偏向于通过实践以及真实案例的研究，且多以个案分析和多案例比较研究为主。学者们通过实证化的研究方法深入一线探究中国特色城市基层治理实践成果，为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理论及实践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军等人实践调研发现，北京、成都、南京在街道改革中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分别实施的“街道赋权”模式、“激发社区活力”模式以及“减少行政层级”模式对解决街道办事处中存在的职能过载、错位等问题提供了高价值的借鉴意义。并且提出三地的创新探索需要集三种模式之精髓于一体根据当时实际情况酌情使用陆军、杨浩天：《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街道改革模式——基于北京、成都、南京的比较》，《治理研究》2019年第4期。。狄英娜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管理实践在北京市贯彻落实为例，认为要打通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黨建引领所形成的特定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是关键，能够有效打破“条块分割”，实现权力下放并使得提供的“治理供给”更为精准狄英娜：《“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北京实践》，《红旗文稿》2018年第23期。。叶敏通过对上海市城市管理经验研究发现，在对城市基层治理高质量水平要求下治理中条块矛盾愈发突出，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或非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机制都不能“独当一面”，由此提出了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双驾马车”齐头并进“双轨运作”的理论框架，有利于“横向的条”与“纵向的块”之间更好地协调叶敏：《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来自上海的城市管理经验》，《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2期。。赵聚军等通过对四个异质性小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差异关系网络、人口结构和社会资本是导致其差异的主要原因，认为基层治理管理体制的改进尤为重要，短期来看党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长期则依赖于“条块分割”的平合赵聚军、张雪莉：《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与基层管理体制优化——基于四个异质性小区的调查》，《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3期。。张瑞、柳红霞基于武汉市城市基层治理的实证调研，阐述了城市基层治理事关城市稳定与发展大局，而其关键在于行政权与自治权合理的“分与合”，并要充分实现两种权力在“分与合”方面的有效协调张瑞、柳红霞：《城市基层治理：矛盾、改革及其趋向——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
四、问题与展望
通过梳理2009-2019年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204篇城市基层治理文献，发现学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研究理论基础薄弱。现代城市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社会秩序，城市与城市、城市和乡村又构成复杂的秩序嵌套关系，其中城市基层治理的理论基础至少涉及（1）复杂秩序的经济维度、政治维度、社会自治维度;（2）复杂秩序的交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和涌现性;（3）构成复杂秩序的层级，以及作为最底层的行动主体之间的信任度;（4）作为复杂秩序核心的信息和知识（局部知识）等方面。目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政策走向对城市基层治理模式进行探索，且多从宏观角度对城市基层治理进行论述，缺乏微观理论基础。其中对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不同地区的实践模式缺乏共性与个性特征深入的探究，对于治理的有效机制未进一步剖析。虽然多地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卓越的现实成果，但是造成了理论体系方面“全国一盘散棋”的局面，不利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理论体系的构建。
泛政治化倾向。目前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存在泛政治化倾向，即话语体系、逻辑推演紧跟现实政治话语变迁的步伐，现实政治话语的改变推动研究风向的转变，而不是相反，使得研究缺乏既有学理上的独立性。作为一个集权政体，其中的城市治理的“自上而下”特征十分明显，而现代国家的基层城市治理和乡镇治理的显著特征是“自下而上”和“社会自治”，信息流的创生和流动也更多呈现为自下而上和横向联系。城市基层治理嵌入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国家的三大核心支柱是竞争性的政治机会（自由民主政治）、竞争性的经济机会（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如果研究动态一味地紧跟现实政治风向，而现代国家建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未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样势必出现忠于客观真理本身与遵循现实政治实践话语的冲突。
量化研究不足。我国学者对于城市基层治理领域的研究主要以质性研究为主，使用量化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以及5G新技术在城市基层治理数据的收集、数据价值的提升、管理模式和治理流程的完善等方面运用较少，现有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城市基层治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研究领域应该更多结合数据分析、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计量分析等技术方法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向更加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基层治理三重境界”是提供服务、通过做事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群众自治贺雪峰：《基层治理的三重境界》，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529.html，2020-03-20。，是“现代国家”建设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提出的新要求，我国改革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基层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以及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出的制度的优势和治理的短板，迫使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构建经得起时代“大考”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不断向精细化、微观层面的方向发展，要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所建树。在理论研究方面，构建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基层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体制模式等方面，但对于城市基层治理系统化综合研究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构建。城市基层治理的路径优化、风险预警、技术支持等方面研究仍然匮乏，基层应急体制在制度建设上仍有短板，城市基层治理中多元主体定位及其合作机制研究薄弱。基于以上困境要加大合作力度与研究深度努力构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给城市基层组织提供应急预案指引模板、应急操作的基本程序以及对基层组织职责范围进行填补。在实践创新方面，借助数据服务质性研究。城市基层治理作为实践性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应该通过实践调研、数据分析等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研究，采用大数据、5G等新技术保证研究结论的真实可靠性，从而推动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