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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人，什么都不晓得去想，恐怕比动物都还要傻，就像个虫一样地活着。越穷的人就越是愚昧，越是愚昧就越是穷，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个穷和蠢就会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的循环下去。
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就是放牛，我的父母不怎么称呼我，我甚至不记得他们到底叫我什么 了，几乎永远都是这几句话萦绕着我：“你同我克放牛”、“你同我克剁柴”……
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一间房一个卧室，四个小孩就像猪崽一样挤在一张床，十多岁后就在楼上阁楼又开了一个铺。有点稍微好点的家当，棉被什么的，全都被大头叫花（土匪）抢去了，只剩下一床破烂棉被，烂了好多大洞，十二月也只能睡在篾（竹片织成的）垫子上，垫了两根稻草，铺了一个破垫单，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娘就拿打鱼时穿的蓑衣把棉被上的洞盖住。我们四个小孩挤在一起睡，我觉得好像也暖和。
而我娘，有几个晚上，我朦朦胧胧的半梦半醒中见到她坐在火柜旁，火柜里烧了点火，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总是这样坐着烤火过夜，看我们什么时候蓑衣掉了下来又给我们盖上。她没有地方睡，也没有被窝盖。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她和我说：“我们家里，对联子可就是贴不起哟，别人家里对子贴在门上，我们屋里对子贴在我这个腿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长时间烤火导致双腿前侧的皮肤烧伤，形容这种双腿前面部分全都是红肿的干干的疤痕，当时有个专门的词，叫“对子花”，形容那红红花花的伤疤，像红对联一样。 现在医学上叫做“火激红斑”。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不知道她在火柜边上度过了多少个那样的夜晚才把腿烤成那样。
那时的衣服是宝贵而脆弱的东西，基本上每个人都只有那么一件衣服，所以我爹总是晚上洗衣服洗，为了有一整夜的时间晾干，早上起来才有得穿。农村人总是不停地做着粗重活，磨烂一件衣服是很快的事。为了减少衣服的磨损，就不会经常洗，但就算是不洗的时候也是脱下来放着绝不穿它睡觉的。
我爸说：“那个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床上睡觉，睡一晚的磨损程度相当于你白天穿了十天，睡觉的时候你在床上会蹭来蹭去，衣服会被粗糙的床单磨损，你自己的肉和床单磨就没有关系，那个肉是磨不烂的。”
我在古村读小学，十二月最冷的时候，天上总是飘着细细碎碎的冻雨沫子，我永远是穿着一条单裤，裤脚很宽，一扇一扇的。我已经无法想象那样的寒冬我是如何光着脚度过的，四肢永远是冻的麻木，浑身只有肚子里有一点点热气。到了中午，自己打包了一碗冰冷的饭吃进去，连肚子都变冰了，整个人直打颤，熬着这样的日子度过整个冬天，让冬天显得格外漫长。 大冬天冷得受不了，我就抱着我妈妈哭。 她自己有一件结婚时的外套，已经被补丁盖得看不出原样了，只好脱下来给我穿上。
童年基本上没见过鞋子，仅仅有一年，不知哪里来的一双鞋，我娘还用映山红把一小块白布染红了剪了一朵花贴在我的鞋子上，那次真是把我高兴坏了，一天到晚都只盯着我自己那双脚看，格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双鞋。
即使是这样，我还不算最苦的，还有更苦的人家的小孩整个冬天都没有衣服裤子穿，连单衣都没得穿，冷得不行了就挖个坑烧火，烧过的灰烬留在坑里，小孩就在火坑烧过的灰烬里躺着，裹着灰烬取暖睡觉，比现在电视上说的非洲难民还要惨。
缺衣自然伴随着少食，一天总共两顿，中午是稀饭，晚上就是剩下的稀饭再放一锅水煮稀饭汤，童年的记忆很多时候都是伴随着饥饿。我到现在也想不太明白的是，好像那个时候的人也比现在的人傻很多，大概就是现在人说的“被自己蠢死”，因为这些饥饿现在看来大抵是可以避免的。
在帮地主种田的同时，我们每个农户自家总会有点旱地可以用来种一些自己需要的作物，然而我印象中包括我娘在内的这一方的农民有一个奇怪的共识，就是大面积种绿豆。如果说是那时候绿豆值钱，种来卖钱倒也能理解，但大家都是种来自己吃，种出来一棵只有筷子那么大一根，里面仅仅只有几颗豆子，收起来就吃那么一餐两餐，大家都一个劲地种那玩意。
更奇怪的是大家同时也都种了红薯，但好像都是种那么两三棵来尝一尝似的，收了还不舍得拿来吃，还要用来做种。但凡只要多种点红薯，我们都不至于长期过着挨饿的日子了。不晓得多种点能吃饱的东西，眼里只有那几颗绿豆子。那时候的人，想都不晓得去想，恐怕比动物都还要傻，就像个虫一样地活着。越穷的人就越是愚昧，越是愚昧就越是穷，若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个穷和蠢 就会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的循环下去了。
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就更别提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吃了，我小时候从来没得吃过鸡，平日里最好的东西就是豆腐，豆腐都很少能吃，过年才能看到一点点肉。我要想吃点荤的就自己去找细鱼仔，去大河里敲石头，敲一下鱼就受惊跑出来，有时候我打一天也能打出来好大一碗，要么就是到田里去撵那个芒动鱼，还有就是田里拿稻草翻泥鳅，或者晚上去装钓竿，早上天还没亮就去收钓…… 家家户户的小孩都会去做这些，所以并不是总能捞着。
想吃点零食就只有自己去山上摘野果，山枣子、沙栗子、称柑子，哪个季节有什么东西就自己去山上找，印象中吃过最好的东西就是现在这种冰糖柑，那个时候不叫冰糖柑，叫密罐，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它有多甜美。当然那时我们自己是不知道怎么种的，有钱的人家才会吃，或者买了拿去送礼，去拜访别人家的时候就会带上三四个，我家偶尔有次有客人带来几个过来给我们吃，大人拿刀子切得薄薄的，一个蜜罐要切成十几片。那时候觉得简直好吃得要了命，也就是很偶尔那些有钱的来我家我们才得吃点这好东西。
那时候我家有个笑话，有天我小叔叔他跟我说：
-“煌兰 ，你家的伙食可是开得很好哦，你娘炒个菜要放五两五油。”
-“你说鬼话，哪里有那么多油放？”
-“你去看你娘炒嘛，她要放的。”
我就真的去看我娘炒菜，终于领悟了其实她是怎么个五两五呢，炒菜的时候拿个杯子在锅里舞两舞，就兩滴油在杯子里舞，这个笑话把我逗得乐了好一阵，也真是能苦中作乐。油和盐都是珍贵的东西，好在那时候自己有点山，山上有几棵茶油树，一年到头还能榨得一点油，但是糖和盐就完全没有了，盐有多珍贵呢，一斤盐的价钱是一块光洋，一块光洋能买一百二十多斤米。但凡能买那么多米吃饱肚子的话谁会去买个盐的味道呢，所以那时候人们没有盐吃，也没有人知道盐这东西对身体有什么必要，几乎人人都缺碘，好多人都甲状腺肿大，我们叫大脖子病，我自己也不能幸免。后来政府宣传吃海带花能医这个病，我们才都去买来吃，还真就吃海带花吃好了。当时的人基本没有渠道获取知识，什么都要政府号召才晓得去做，吃海带花也要政府号召，后来种红薯种洋芋也要政府号召，生活的改变全靠政府推一下才往前走一步。
传主张奶奶，1937年生于湖南靖州的金滩村，16岁参加革命，18岁当妇女主任，反右倾期间受牵连回农村，苦耕二十余年后得到平反。在艰苦的条件下倾尽所有供子女读书，六位子女分别成长为局长、医生、人民教师、总经理、留美博士后、纪检书记。已退休，现居湖南靖州县。
我脑海中最早的记忆就是放牛，我的父母不怎么称呼我，我甚至不记得他们到底叫我什么 了，几乎永远都是这几句话萦绕着我：“你同我克放牛”、“你同我克剁柴”……
我们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一间房一个卧室，四个小孩就像猪崽一样挤在一张床，十多岁后就在楼上阁楼又开了一个铺。有点稍微好点的家当，棉被什么的，全都被大头叫花（土匪）抢去了，只剩下一床破烂棉被，烂了好多大洞，十二月也只能睡在篾（竹片织成的）垫子上，垫了两根稻草，铺了一个破垫单，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娘就拿打鱼时穿的蓑衣把棉被上的洞盖住。我们四个小孩挤在一起睡，我觉得好像也暖和。
而我娘，有几个晚上，我朦朦胧胧的半梦半醒中见到她坐在火柜旁，火柜里烧了点火，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总是这样坐着烤火过夜，看我们什么时候蓑衣掉了下来又给我们盖上。她没有地方睡，也没有被窝盖。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她和我说：“我们家里，对联子可就是贴不起哟，别人家里对子贴在门上，我们屋里对子贴在我这个腿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长时间烤火导致双腿前侧的皮肤烧伤，形容这种双腿前面部分全都是红肿的干干的疤痕，当时有个专门的词，叫“对子花”，形容那红红花花的伤疤，像红对联一样。 现在医学上叫做“火激红斑”。 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不知道她在火柜边上度过了多少个那样的夜晚才把腿烤成那样。
那时的衣服是宝贵而脆弱的东西，基本上每个人都只有那么一件衣服，所以我爹总是晚上洗衣服洗，为了有一整夜的时间晾干，早上起来才有得穿。农村人总是不停地做着粗重活，磨烂一件衣服是很快的事。为了减少衣服的磨损，就不会经常洗，但就算是不洗的时候也是脱下来放着绝不穿它睡觉的。
我爸说：“那个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床上睡觉，睡一晚的磨损程度相当于你白天穿了十天，睡觉的时候你在床上会蹭来蹭去，衣服会被粗糙的床单磨损，你自己的肉和床单磨就没有关系，那个肉是磨不烂的。”
我在古村读小学，十二月最冷的时候，天上总是飘着细细碎碎的冻雨沫子，我永远是穿着一条单裤，裤脚很宽，一扇一扇的。我已经无法想象那样的寒冬我是如何光着脚度过的，四肢永远是冻的麻木，浑身只有肚子里有一点点热气。到了中午，自己打包了一碗冰冷的饭吃进去，连肚子都变冰了，整个人直打颤，熬着这样的日子度过整个冬天，让冬天显得格外漫长。 大冬天冷得受不了，我就抱着我妈妈哭。 她自己有一件结婚时的外套，已经被补丁盖得看不出原样了，只好脱下来给我穿上。
童年基本上没见过鞋子，仅仅有一年，不知哪里来的一双鞋，我娘还用映山红把一小块白布染红了剪了一朵花贴在我的鞋子上，那次真是把我高兴坏了，一天到晚都只盯着我自己那双脚看，格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双鞋。
即使是这样，我还不算最苦的，还有更苦的人家的小孩整个冬天都没有衣服裤子穿，连单衣都没得穿，冷得不行了就挖个坑烧火，烧过的灰烬留在坑里，小孩就在火坑烧过的灰烬里躺着，裹着灰烬取暖睡觉，比现在电视上说的非洲难民还要惨。
缺衣自然伴随着少食，一天总共两顿，中午是稀饭，晚上就是剩下的稀饭再放一锅水煮稀饭汤，童年的记忆很多时候都是伴随着饥饿。我到现在也想不太明白的是，好像那个时候的人也比现在的人傻很多，大概就是现在人说的“被自己蠢死”，因为这些饥饿现在看来大抵是可以避免的。
在帮地主种田的同时，我们每个农户自家总会有点旱地可以用来种一些自己需要的作物，然而我印象中包括我娘在内的这一方的农民有一个奇怪的共识，就是大面积种绿豆。如果说是那时候绿豆值钱，种来卖钱倒也能理解，但大家都是种来自己吃，种出来一棵只有筷子那么大一根，里面仅仅只有几颗豆子，收起来就吃那么一餐两餐，大家都一个劲地种那玩意。
更奇怪的是大家同时也都种了红薯，但好像都是种那么两三棵来尝一尝似的，收了还不舍得拿来吃，还要用来做种。但凡只要多种点红薯，我们都不至于长期过着挨饿的日子了。不晓得多种点能吃饱的东西，眼里只有那几颗绿豆子。那时候的人，想都不晓得去想，恐怕比动物都还要傻，就像个虫一样地活着。越穷的人就越是愚昧，越是愚昧就越是穷，若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这个穷和蠢 就会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的循环下去了。
饭都吃不饱的时代，就更别提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吃了，我小时候从来没得吃过鸡，平日里最好的东西就是豆腐，豆腐都很少能吃，过年才能看到一点点肉。我要想吃点荤的就自己去找细鱼仔，去大河里敲石头，敲一下鱼就受惊跑出来，有时候我打一天也能打出来好大一碗，要么就是到田里去撵那个芒动鱼，还有就是田里拿稻草翻泥鳅，或者晚上去装钓竿，早上天还没亮就去收钓…… 家家户户的小孩都会去做这些，所以并不是总能捞着。
想吃点零食就只有自己去山上摘野果，山枣子、沙栗子、称柑子，哪个季节有什么东西就自己去山上找，印象中吃过最好的东西就是现在这种冰糖柑，那个时候不叫冰糖柑，叫密罐，从这个名字就知道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它有多甜美。当然那时我们自己是不知道怎么种的，有钱的人家才会吃，或者买了拿去送礼，去拜访别人家的时候就会带上三四个，我家偶尔有次有客人带来几个过来给我们吃，大人拿刀子切得薄薄的，一个蜜罐要切成十几片。那时候觉得简直好吃得要了命，也就是很偶尔那些有钱的来我家我们才得吃点这好东西。
那时候我家有个笑话，有天我小叔叔他跟我说：
-“煌兰 ，你家的伙食可是开得很好哦，你娘炒个菜要放五两五油。”
-“你说鬼话，哪里有那么多油放？”
-“你去看你娘炒嘛，她要放的。”
我就真的去看我娘炒菜，终于领悟了其实她是怎么个五两五呢，炒菜的时候拿个杯子在锅里舞两舞，就兩滴油在杯子里舞，这个笑话把我逗得乐了好一阵，也真是能苦中作乐。油和盐都是珍贵的东西，好在那时候自己有点山，山上有几棵茶油树，一年到头还能榨得一点油，但是糖和盐就完全没有了，盐有多珍贵呢，一斤盐的价钱是一块光洋，一块光洋能买一百二十多斤米。但凡能买那么多米吃饱肚子的话谁会去买个盐的味道呢，所以那时候人们没有盐吃，也没有人知道盐这东西对身体有什么必要，几乎人人都缺碘，好多人都甲状腺肿大，我们叫大脖子病，我自己也不能幸免。后来政府宣传吃海带花能医这个病，我们才都去买来吃，还真就吃海带花吃好了。当时的人基本没有渠道获取知识，什么都要政府号召才晓得去做，吃海带花也要政府号召，后来种红薯种洋芋也要政府号召，生活的改变全靠政府推一下才往前走一步。
传主张奶奶，1937年生于湖南靖州的金滩村，16岁参加革命，18岁当妇女主任，反右倾期间受牵连回农村，苦耕二十余年后得到平反。在艰苦的条件下倾尽所有供子女读书，六位子女分别成长为局长、医生、人民教师、总经理、留美博士后、纪检书记。已退休，现居湖南靖州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