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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星期评论》是国民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创办的进步期刊，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朱执信等。该刊介绍、研究国内外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和其他新思潮，倡导妇女解放，在“五四”时期名噪一时。该刊曾和《每周评论》一起，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又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一起，并称为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
关键词：《星期评论》；进步期刊；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048—10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期刊，它接受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与经济支持，是国民党人响应“五四”新思潮的产物。当时，它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后来又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一起，并称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鉴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对《星期评论》的介绍过于简单，且评价有失公允，本文对该刊作一些重新介绍。
一、宗旨、性质
宗旨就是办刊方针。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号出版，登载了沈玄庐执笔的《发刊词》，这是一篇集中反映其办刊宗旨的文字。除此之外，涉及该刊办刊宗旨的文字还有：1919年6月3日，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刊登的《星期评论》出版公告；1919年11月30日，在该刊第26号上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的《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1920年6月6日，在《星期评论》最后一号（第53号）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刊登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以及刊登在该刊第2、3、5号中缝处的“海外同胞注意”。
综合以上五篇文字，可以看到，《星期评论》的办刊宗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独立的精神
沈玄庐在《发刊词》中写道：“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和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我就要问我，现在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便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世界’。又问现在的国家是谁的国家，我也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国家’。”《星期评论》对自我的强调，与《新青年》所提倡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的独立精神是一致的。
2 批判的态度“我们星期评论的任务就是对于哲学、文艺、社会、政治的自由批判。这半年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在这‘自由批判’上的努力。”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星期评论》提出国民要有主人翁的精神，对中国的一切问题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批判的态度是一种平等的精神，它反对盲从、独断、唯我独尊，主张自由地批评别人，也欢迎别人批评自己。总而言之，要“使星期评论，成为主刊者和阅者共同的自由批判机关”。
3 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近代的世界是一个联系的世界，近代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处于这样的时代，中国人不仅不能夜郎自大，而且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现在世界的大势怎么样了？世界的思潮又怎么样了？我的国家，处于现在世界的大势该怎么样？处于现在世界的思潮又该怎么样？”要探明世界大势和中国前途，就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研究西方、学习西方。“中国人已经晓得旧思想旧政治旧社会的不好，但是却不晓得用什么新的东西去代他。所以我们的‘宣传事业’比一切事业都要紧。”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劳工神圣等，都是《星期评论》的重要内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了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世界思潮，《星期评论》紧跟时代步伐，是当时中国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论坛。
以上三个方面，总括起来，用《星期评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发起星期评论，是在五月中旬。星期评论的发刊，是六月八日。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之一，也可以说是“六五”运动产物之一。所以星期评论的主旨，就是在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继“五四”、“六五”两大运动而起的人类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发刊的新出版品，比较在思想界有信用、读者最多的，要算本志。”这是《星期评论》对自己的性质和影响的一个界定。根据活跃在那一时期的一些知名人士的回忆，这个界定大体是符合实际的。《星期评论》是“五四”精神的产物，是属于《新青年》领导的新文化阵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出版周期、版式、栏目
《星期评论》为周刊，每周一号，逢周日出版。从1919年6月8日第一号出版到1920年6月6日第五十三号终刊，只有“双十纪念号”增刊、第31号“新年特刊”、第48号“劳动纪念号”例外。1919年10月10日（星期五），为了纪念武昌起义，该刊推出“双十纪念号”增刊5张，同年10月12号正常出版第19号；1920年1月1日（星期四），《星期评论》原拟推出“新年号”特刊5张，后因来不及印刷，便在1月3日连同第3l期一同排印，⑥这样，第31号便有了6张，并提前一天出版。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该刊推出“劳动纪念号”特刊10张代替原本应该在5月2日出版的第48号。从1919年6月8日创刊，到1920年6月6日停刊，《星期评论》共出版54号（正刊53号，外加“双十纪念号”增刊）。
《星期评论》一般每号1张四开四版。例外的有1919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号”增刊，1920年1月3日“新年号”特刊、1920年5月1日“劳动纪念号”特刊，以及第34号（2张）、39号（3张）、41号（2张）。
《星期评论》在中缝处开辟广告，为当时新文化阵营的进步刊物刊登出版预告或介绍。在《星期评论》刊登过出版预告的杂志有《建设》、《新教育》、《新青年》、《每周评论》、《新中国》、《新潮》、《新群》、《少年》、《少年中国》、《教育潮》、《新社会》、《曙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新星》、《新的小说》、《平民教育》、《奋斗旬刊》、《新空气》、《新中国》、《美术》、《解放与改造》、《科学》等。在《星期评论》上刊登过介绍的杂志有《建设》、《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民铎》、《新中国》、《少年中国》、《教育潮》、《湘江评论》、《七日评论》、《体育周刊》、《南洋》、《川滇黔周刊》、《自觉周刊》、《岳麓周刊》、《女子爱国报》、《星期日》、《新生活》、《救国》、《平民》、《心声》、《民风》、《新湖南》、《解放与改造》、《黑潮》、《新群》、《曙光》、《工学》、《光明》、《平民导报》、《新妇女》、《新芬》、《女界钟》、《民德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民心》、《新声》、《钱江评论》、《工读》、《教育运动》、《平民民报》。 《星期评论》也为一些书目做广告，但不多。该刊先后为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胡适的《尝试集》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汪兆铭的《巴黎和议后之世界与中国》做过广告。此外，该刊中缝处还刊登过《民国日报》的特别启事。
《星期评论》共设过21个栏目：评论、世界思潮、记事、杂录、创作、随便谈、主张、世界大势、思潮、纪事、研究资料、谈话、诗、通信、参考资料、通讯、短评、小说、讽刺话、论辩、书报介绍。1920年2月15日，《星期评论》在第37号发表声明，不再备载各处通讯，改为在《民国日报》通讯栏内发表。《星期评论》的栏目设计很明显地受到创刊早于它约半年的《每周评论》的影响。《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逢周日出版，主要栏目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特别附录、山东问题、杜威讲演录、问题与主义、论说、名著、随感录、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国内劳动状况、通信、通讯、新文艺、文艺时评、评论之评论、选论、选录、书报评介、译件、杂录等（每期有5个以上栏目）。胡适曾评述《星期评论》说：“他的体裁格式和我们的《每周评论》很相像。”
《星期评论》上刊载的文章，从内容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劳工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女子解放思潮、工读互助思潮五大类。其中介绍劳工思潮的文章篇目最多。《星期评论》上共发表诗歌60多篇，作者包括刘大白、沈玄庐、戴季陶、朱执信、徐蔚南、查光佛、胡适、康白情、罗家伦等诸多文人。姜涛认为，由以上作者构成的“星期评论之群”的新诗写作不仅是“新诗发生的历史图景”的一个部分，他们“在分享白话诗最初活力的同时，又在形式、理念、主题等方面上，都呈现出某种特殊性”。作为一份关注时局政治的小报，短、平、快是其必然的特色。《星期评论》中包含了大量关注现实政治的报道和评论，南北和会、秘密外交、山东问题等当时国内时政的热点都是该刊关注的焦点。国际上的如朝鲜、爱尔兰等民族解放运动，日本、欧美各国的劳工风潮，俄罗斯“十月革命”后的发展动向等，在该刊的报道、评述中也占有相当多的分量。
三、创办人、撰稿人
《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为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罗家伦、蒋梦麟等名噪一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该刊供过稿。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的重要理论人物也有一些言说在该刊发表。
在《星期评论》的三位创办人中，戴季陶是核心人物。戴季陶（1891—1949），原名传贤，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广汉，曾担任过《民权报》、《天铎报》主笔，是国民党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
从其一生来看，戴季陶是一位颇为复杂的人物：辛亥时期，他是新闻界的青年才俊，“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业内的佳话；“五四”时期，他受孙中山之托，创办《星期评论》，有“提倡新思想的健将，革除旧习惯的先驱”的美名，是享誉一时的青年导师；大革命时期，他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位臭名昭著的理论家”。他从1912年9月开始担任孙中山的随从秘书，直至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是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孙中山逝世后，他在继承孙中山遗教的名义下强调要建立“纯正三民主义”，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苏提供了理论基础。
《星期评论》时期的戴季陶，不失为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范。“那时有不少外地学生到上海来找《星期评论》的领导人，多半由戴季陶和沈玄庐接见。”戴季陶的1919年，过得忙碌而充实。当时，他既主编《星期评论》，又参与编辑《建设》，还为《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供稿，工作非常繁忙。回顾自己的1919年，他说；“去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虽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整天整夜忙不了的工作，但是只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艺术，越做越高兴，越忙越快活。所以，这过去一年间的生活，可以使我生出永远无限的感激，可以使我脑筋中留住一个不断的憧憬。”
1920年，他认识了迁居上海的陈独秀，还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筹办活动。当时，陈独秀住在渔阳里2号，戴季陶住在渔阳里6号；一个编《新青年》，一个编《星期评论》；都是鼓吹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两人“过从颇密”。维经斯基来沪以后，多次召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开会商谈，打算由他们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戴季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但等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成立时，却因为和孙中山交情太深的缘故，没有参加。
沈玄庐也是《星期评论》杂志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沈玄庐（1883～1928），原名沈定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地主，他却领导了抗租运动，并鼓励动员工农群众；作为年轻的知县，他却鞭笞了巡抚的父亲；作为省议员，他却怒斥省督军；作为另立山头的西山会议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却呼吁不怕牺牲，赶赴广州争夺权位；作为国民党保守派代表人物，尽管已经被剥夺权力，他却仍在伺机东山再起；作为自治实践的创办者，他的实践却因其新思路和新观念而使掌权者胆战心惊。”同戴季陶一样，沈一生的经历颇为复杂。辛亥革命后，他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1920年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1921年9月，沈玄庐在浙江萧山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团体“衙前农民协会”。大革命时期，沈玄庐退出共产党，成为积极主张清共、反共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
沈玄庐为创办《星期评论》倾注了很多心血。“当初发起刊物的时候，仅仅只凑集了三五十元的开办费。……连剑侯（沈玄庐的字——引者）的老母亲，也负担了发行上的不少工作去。”据曾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过的杨之华回忆，沈玄庐不仅出资办刊，担任主编，为刊物写稿、审稿，还亲自做发行工作，有时自己骑着自行车在上海市区送发报纸。《星期评论》的发刊词是沈玄庐撰写的，他对于《星期评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五四”时期，沈玄庐积极支持爱国学生的行动。在《除却青年无希望》一文中，他指出：“中华民国前途的责任，除却青年诸君，更有谁人负担。”他运用《星期评论》这一平台，大力宣传新思潮，在浙江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力。当时，沈不仅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学校自治的生活》、《介绍“钱江评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校市制草案》、《学生与文化运动》、《杭州学生底血》等文章，从舆论上支持浙江的高校自治和学生运动，而且还在实际生活上给予帮助。他将被浙江省政府查禁的《浙江新潮》周刊第三期移到上海，由星期评论社代为刊印，还“拍胸脯表示，如当局真敢停办‘一师’，那就将学校迁到他的家里去复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的印象里，沈玄庐“是火一般热烈有血性的人”，是“学生运动精神上的支持者”、“我们的导师”。 与戴季陶相比，沈玄庐发表在《星期评论》上的作品以文学创作见长。作为《星期评论》诗人群的核心人物，他发表的诗作有31篇，约占整个《星期评论》发表新诗数量的一半。沈玄庐的诗作在中国文学史和新诗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孙棣三②也是《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但我们对其了解得不多，可以找到的相关资料也极少。他在《星期评论》上仅发表了7篇作品，且集中在前6期报纸上。1919年8月10日，《星期评论》第10期刊发沈玄庐、孙棣三、戴季陶三人联名给江苏督军李纯的信，抗议其将《星期评论》作为过激党的刊物，要求查禁的命令。此后，该刊上再无孙棣三的踪影。巧合的是从第11期起，李汉俊开始在《星期评论》发表作品，并成为该刊的一个重要人物。
除主编戴季陶、沈玄庐之外，最主要的撰稿人非李汉俊莫属。他的文章数量多达36篇，仅次于戴、沈二人。1920年2月1日，《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搬到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寓所），李汉俊“整天在社里的编辑部工作”，成为主持刊物日常运作的重要人物，其地位与主编无异。在此，我们对其也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因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罢学回国，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五四”运动之后，“他的第一件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参加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工作。”1920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汉俊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并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脱离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后期，李汉俊加人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底，李汉俊被军阀胡宗铎作为“铮铮之共产党员”在汉口杀害。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曾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称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参与创办《劳动界》，编辑《新青年》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汉俊加入《星期评论》较晚。他首次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是在1919年8月17日（第11号）。他的主要文章有：《I.W.W的沿革》、《I.W.W概要》、《我的“考试毕业”观》、《男女解放》、《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等。他曾在《星期评论》上掀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新年号”上刊发的《男女解放》一文。文章“登出之后，有好几位女子教育家，甚不谓然。其中有两位颇怒李君之文为无理的”，并寄来文章予以驳击，使得《星期评论》破例在第34期特设“论辩”专栏予以辩白。另一次是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第50期）、《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第51—53期）两篇长文，与张东荪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星期评论》上署名的作者共有51人。其中作品在3篇以上的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朱执信、刘大白、沈仲九、孙棣三、周颂西、查光佛、徐苏中、康白情、廖仲恺、胡适、蓓玉。14人中，9人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追随者。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人接纳、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四、社址、发行
《星期评论》社址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1920年1月29日迁至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上海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同年2月1日在新社址正式办公。
星期评论的发行方式有以下几种：
1 随上海《民国日报》附送 凡上海《民国日报》的订户，一律免费赠送。
2 直接订阅或邮购读者直接订阅或邮购《星期评论》。《星期评论》最初价目为每号铜子二枚，外埠大洋二分，含邮费在内。从第10期（1919年8月10日）起，增加长期定阅价目，半年五角，全年一元。海外定价最初拟定美洲每年连邮费美金一元五毫，南洋每年连邮费三盾，寄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林焕庭代收。1919年11月2日《星期评论》第22期刊登特别启事，声明之前拟定的国外价目不够邮资，改定如下：美洲，全年美金二元五毫；星加坡，全年四元；荷领群岛，五盾半。凡学校及各团体购阅每期总寄二十分（份）以上的七折（含邮资）。为了更好地推动《星期评论》在外埠的销售，该刊后又决定从第31期起（1920年1月3日）改为每期总寄十分（份）以上七折（含邮资）。在邮资方面，起初《星期评论》对邮购者提供的邮票照数实收，但规定只限用半分的面额。从第37期（1920年2月15日）开始，除零星补购或邮汇不通地点之外，一律不再收用邮票，改为现金支付。对邮汇不通地点邮购者提供的邮票只限用三分和二分的面额。
3 代理发行《星期评论》在各地的代派所主要有：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馆、民国日报社、望平街新世界、四川路青年会、亚东图书馆。杭州——教育潮社。绍兴——越铎日报社。长沙——体育周刊社、群益图书公司。北京——中华书局。天津——中华书局。湖州——有正书局。开封——心声社。为了扩大《星期评论》的影响，该刊还建立了个人负责某地的代理发行工作，如成都的陈岳安、河南的郭厚巷、丹阳的黄竞西、厦门的刘德仁、杭州的施存统等，都曾为《星期评论》代理过发行工作。从《星期评论》中缝提供的资料看，该刊在兰州、广州也设置过代派所。广州是国民党人长期经营的地方，《星期评论》在那儿有代派所不足为怪。但兰州地处比较偏僻的西北，该刊在那里也有代理发行点，则其在国内的影响和发行量之大，由此可以略窥一斑。
4 发行量据星期评论社同人回忆，《星期评论》最开始发行的时候，“除了由民国日报附送的而外，自己直接发行的，不过一千张。后来销数一天加多一天，现在除民国日报附送外，比最初已经加了许多倍。”李立三在一次讲话中，认为《星期评论》“销路最广，销到十几万份”，这个数字可能超过了事实。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星期评论》的发行量应该为三万多份。综合考虑当时《新青年》、《东方杂志》、《每周评论》、《新潮》等国内其他著名刊物的发行量，吕芳上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五、停刊原因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创刊。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在出版了第53期后出人意料地宣布停刊。对于停刊的原因，《星期评论》在第53期上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这个宣言把停刊的原因归结为两点：
1 反动当局的阻扰“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本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成，印字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各处爱阅的诸君，不但是接不着我们的报，并且连本社言论受无形禁止的情形，也还不晓得。真是痛心极了！本志出版的目的，是在把我们的研究和批评，传达于各处的爱阅诸君。现在我们的宣传，既然受了这样大的打击，我们努力的效力，除上海一个地方以外，便失了效力。”①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各种干预下，《星期评论》从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副刊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沪、孤鸣于一隅的闲谈所，这是刊物的主办者们不得不考虑停刊的原因。
2 刊物的主办者自感知识、能力不足“自去年以来，我们一面努力于本志的著作和发行，一面努力从事于学术研究。一年以来，狠感觉知识缺乏，有许多基本科学，都非从事于系统的研究不可。所以同人决意把本志中止刊行，暂时以刊行本志同样的努力，致力于学术的研究。”
这是《星期评论》自己的言说。这两个原因，第一点无疑是能站住脚的，而第二点则显得有点牵强，好像在说“我们原来就是勉强地办着，现在刚好遇到这一困难，停刊正合我意”。
那么《星期评论》的停刊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从相关资料看，还有以下原因：
1 戴季陶的离去 据陈望道回忆，1920年5月，戴季陶因孙中山要他去广州，电邀陈望道来沪接办该刊。戴季陶在同陈望道见面时曾大哭，说舍不得走，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但不知何故，在戴、陈两人见面的第二天，《星期评论》的几位主编又开会决定停办。戴季陶是《星期评论》的核心人物，在当时有“提倡新思想的健将，革除旧习惯的先驱”的美称。1926年，蔡和森也说：“‘五四’后学生起来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陈仲甫都是很重要的。”把戴季陶与陈独秀并提，可见当时戴季陶在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星期评论》几位主编开会决定停刊的具体详情，但戴季陶的离去无疑是关键的因素。
2 丛书潮的兴起 欧阳军喜认为，新文化运动由“杂志的时代”进到了“丛书的时代”，这是导致《星期评论》刊的重要原因。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在停刊宣言中说：“我们在本志中止刊行以后，预定的计划是：（1）研究基本学术，准备在近之将来，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的定期刊行品。（2）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现在决定从事著译的约有六七种）。（3）平时研究所得，随时刊行不定期的小册子。”同一天，《民国日报》上刊登的国民党“社会经济丛书”的出版预告中说：“我们同人，在这一年中，作了多少研究，对于中国人知识上的要求，也供给了若干资料。近来觉得片断的批评，对于今后思想界没有多大的贡献，所以决定把现在定期刊行的事业，暂行中止，一面静心从事于系统的研究，一面把一年来的旧稿，努力增削，同时致力于翻译和著述。现在决定在一年以内，刊行下列各种书籍，定名为‘社会经济丛书’，共计十六种约五千六百页。”对比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欧阳军喜的这个判读是准确的。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得出结论，《星期评论》的停刊包括了核心人物的离开、发行的受阻和丛书潮的兴起三大原因，是综合影响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
六、影响、评价
《星期评论》在当时的中国究竟影响如何呢？我们从三个方面的材料加以考察。
1 来自“五四”时期其他刊物的声音《教育潮》是“五四”时期由经亨颐、夏丐尊、杨贤江等人主办的，是宣传新思潮、提倡新教育的刊物。该刊在第三期介绍《每周评论》时，把它与北方的《每周评论》并提，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2 《星期评论》的自我评价 1920年6月，《星期评论》停刊，在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发刊的新出版品，比较在思想界有信用、读者最多的，要算本志。”
3 同时代人的回忆
1946年，周恩来回忆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1956年，施复亮回忆说：“第一师范是当时浙江文化中心，全校共四百多人，订阅《新青年》一百多份，《星期评论》四百来份。”
《星期评论》创刊不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发表文章《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8月31日，《每周评论》被查封，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14号上发表《可怜的‘他’》，表达自己对北洋政府当局这一倒行逆施的抗议。这足以证明《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再结合上文提及的三个方面的资料，我们认为把《星期评论》界定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应该不是言过其实。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果实。那么《星期评论》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又有什么关系呢？
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说，“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界上发生许多文化团体的组织，在全国不下十数，可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有几个：①新青年社；②星期评论社；③新中国社；④觉悟社；⑤在湖南就有新民学会；⑥在湖北就有共存社；⑦还有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前身。这些文化团体以后并不是完全加入共产党，但是当时都是代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思想，这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 1930年前后的一份未署名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把星期评论社和新青年社、新民学会、新中国社、少年中国学会、共存社、民生社、觉悟社并立，称为“共产党的细胞”，也就是说，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证诸于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可靠的。
首先，《星期评论》的社址设在上海。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工人阶级不仅人数最多，而且觉悟最高。《星期评论》敏锐地看到了工人运动在未来中国的价值，有意识地把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1920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它们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星期评论社的核心成员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直接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工作。这可以从中共“一大”成立前后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得到证实。戴季陶虽然因为孙中山的强烈反对，没有加入上海共产主义组织，但确实参与了酝酿工作。沈玄庐在1920年7、8月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一批成员。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在上海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
第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众多成员和星期评论社有着密切的关系。施存统、俞秀松和陈公培在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来到上海，就住在星期评论社内。陈望道在1920年4、5月间应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准备在戴离开后主持该社的工作。据陈望道回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就是星期评论社约他翻译的，原拟在《星期评论》上刊登，后因该刊停办，才改出单行本。
后世的研究者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并称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四大周刊”，那么在这四大周刊中，《星期评论》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这四大周刊在当时都是属于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兄弟刊物。
（2）《每周评论》创刊在1918年12月，时间最早，其他三个周刊的创刊、版式、栏目都受到《每周评论》的影响，带有它的影子，这在当时就有定论。《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的创刊时间分别是1918年12月22日、1919年6月8日、1919年7月14日、1919年7月13日。《星期评论》虽然排第二，但早于其他两个刊物1个多月，对《湘江评论》和《星期日》的创办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3）四大周刊中，《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偏重于议论，针砭时弊，而《星期日》则长于文艺创作。
（4）四大周刊中，办刊时间最长的是《星期评论》（共53号，外加增刊1号），其次是《星期日》（共52号），再次是《每周评论》（共37号），最短的是《湘江评论》（共4号，外加临时增刊1号）。
（5）四大周刊的发行量分别为：《每周评论》约5万份，《星期评论》约3万份，《湘江评论》5000份，《星期日》约3000份。
综上所述，参考当时人把《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并提，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的说法，我们认为把《星期评论》界定为“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是顺理成章的。
关键词：《星期评论》；进步期刊；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5—0048—10
《星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期刊，它接受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的指导与经济支持，是国民党人响应“五四”新思潮的产物。当时，它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齐名，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后来又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一起，并称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鉴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一书对《星期评论》的介绍过于简单，且评价有失公允，本文对该刊作一些重新介绍。
一、宗旨、性质
宗旨就是办刊方针。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号出版，登载了沈玄庐执笔的《发刊词》，这是一篇集中反映其办刊宗旨的文字。除此之外，涉及该刊办刊宗旨的文字还有：1919年6月3日，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联名在《民国日报》上刊登的《星期评论》出版公告；1919年11月30日，在该刊第26号上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的《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1920年6月6日，在《星期评论》最后一号（第53号）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刊登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以及刊登在该刊第2、3、5号中缝处的“海外同胞注意”。
综合以上五篇文字，可以看到，《星期评论》的办刊宗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独立的精神
沈玄庐在《发刊词》中写道：“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和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我就要问我，现在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我便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世界’。又问现在的国家是谁的国家，我也直截了当答应是‘我的国家’。”《星期评论》对自我的强调，与《新青年》所提倡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的独立精神是一致的。
2 批判的态度“我们星期评论的任务就是对于哲学、文艺、社会、政治的自由批判。这半年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在这‘自由批判’上的努力。”在“五四”精神的鼓舞下，《星期评论》提出国民要有主人翁的精神，对中国的一切问题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主张。“我们出版《星期评论》，就是把我们所自信的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会，切实的主张，写了出来，供天下人研究，求天下人批评。”批判的态度是一种平等的精神，它反对盲从、独断、唯我独尊，主张自由地批评别人，也欢迎别人批评自己。总而言之，要“使星期评论，成为主刊者和阅者共同的自由批判机关”。
3 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近代的世界是一个联系的世界，近代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处于这样的时代，中国人不仅不能夜郎自大，而且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现在世界的大势怎么样了？世界的思潮又怎么样了？我的国家，处于现在世界的大势该怎么样？处于现在世界的思潮又该怎么样？”要探明世界大势和中国前途，就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研究西方、学习西方。“中国人已经晓得旧思想旧政治旧社会的不好，但是却不晓得用什么新的东西去代他。所以我们的‘宣传事业’比一切事业都要紧。”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张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劳工神圣等，都是《星期评论》的重要内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社会主义成了20世纪初最有影响的世界思潮，《星期评论》紧跟时代步伐，是当时中国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论坛。
以上三个方面，总括起来，用《星期评论》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发起星期评论，是在五月中旬。星期评论的发刊，是六月八日。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之一，也可以说是“六五”运动产物之一。所以星期评论的主旨，就是在发挥“五四”、“六五”两大运动的精神，来创造继“五四”、“六五”两大运动而起的人类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发刊的新出版品，比较在思想界有信用、读者最多的，要算本志。”这是《星期评论》对自己的性质和影响的一个界定。根据活跃在那一时期的一些知名人士的回忆，这个界定大体是符合实际的。《星期评论》是“五四”精神的产物，是属于《新青年》领导的新文化阵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出版周期、版式、栏目
《星期评论》为周刊，每周一号，逢周日出版。从1919年6月8日第一号出版到1920年6月6日第五十三号终刊，只有“双十纪念号”增刊、第31号“新年特刊”、第48号“劳动纪念号”例外。1919年10月10日（星期五），为了纪念武昌起义，该刊推出“双十纪念号”增刊5张，同年10月12号正常出版第19号；1920年1月1日（星期四），《星期评论》原拟推出“新年号”特刊5张，后因来不及印刷，便在1月3日连同第3l期一同排印，⑥这样，第31号便有了6张，并提前一天出版。1920年5月1日星期六，该刊推出“劳动纪念号”特刊10张代替原本应该在5月2日出版的第48号。从1919年6月8日创刊，到1920年6月6日停刊，《星期评论》共出版54号（正刊53号，外加“双十纪念号”增刊）。
《星期评论》一般每号1张四开四版。例外的有1919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号”增刊，1920年1月3日“新年号”特刊、1920年5月1日“劳动纪念号”特刊，以及第34号（2张）、39号（3张）、41号（2张）。
《星期评论》在中缝处开辟广告，为当时新文化阵营的进步刊物刊登出版预告或介绍。在《星期评论》刊登过出版预告的杂志有《建设》、《新教育》、《新青年》、《每周评论》、《新中国》、《新潮》、《新群》、《少年》、《少年中国》、《教育潮》、《新社会》、《曙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觉悟》、《新星》、《新的小说》、《平民教育》、《奋斗旬刊》、《新空气》、《新中国》、《美术》、《解放与改造》、《科学》等。在《星期评论》上刊登过介绍的杂志有《建设》、《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民铎》、《新中国》、《少年中国》、《教育潮》、《湘江评论》、《七日评论》、《体育周刊》、《南洋》、《川滇黔周刊》、《自觉周刊》、《岳麓周刊》、《女子爱国报》、《星期日》、《新生活》、《救国》、《平民》、《心声》、《民风》、《新湖南》、《解放与改造》、《黑潮》、《新群》、《曙光》、《工学》、《光明》、《平民导报》、《新妇女》、《新芬》、《女界钟》、《民德周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民心》、《新声》、《钱江评论》、《工读》、《教育运动》、《平民民报》。 《星期评论》也为一些书目做广告，但不多。该刊先后为孙中山的《孙文学说》、胡适的《尝试集》和《中国哲学史大纲》、汪兆铭的《巴黎和议后之世界与中国》做过广告。此外，该刊中缝处还刊登过《民国日报》的特别启事。
《星期评论》共设过21个栏目：评论、世界思潮、记事、杂录、创作、随便谈、主张、世界大势、思潮、纪事、研究资料、谈话、诗、通信、参考资料、通讯、短评、小说、讽刺话、论辩、书报介绍。1920年2月15日，《星期评论》在第37号发表声明，不再备载各处通讯，改为在《民国日报》通讯栏内发表。《星期评论》的栏目设计很明显地受到创刊早于它约半年的《每周评论》的影响。《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逢周日出版，主要栏目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特别附录、山东问题、杜威讲演录、问题与主义、论说、名著、随感录、欧游记者特别通讯、国内劳动状况、通信、通讯、新文艺、文艺时评、评论之评论、选论、选录、书报评介、译件、杂录等（每期有5个以上栏目）。胡适曾评述《星期评论》说：“他的体裁格式和我们的《每周评论》很相像。”
《星期评论》上刊载的文章，从内容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劳工思潮、社会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女子解放思潮、工读互助思潮五大类。其中介绍劳工思潮的文章篇目最多。《星期评论》上共发表诗歌60多篇，作者包括刘大白、沈玄庐、戴季陶、朱执信、徐蔚南、查光佛、胡适、康白情、罗家伦等诸多文人。姜涛认为，由以上作者构成的“星期评论之群”的新诗写作不仅是“新诗发生的历史图景”的一个部分，他们“在分享白话诗最初活力的同时，又在形式、理念、主题等方面上，都呈现出某种特殊性”。作为一份关注时局政治的小报，短、平、快是其必然的特色。《星期评论》中包含了大量关注现实政治的报道和评论，南北和会、秘密外交、山东问题等当时国内时政的热点都是该刊关注的焦点。国际上的如朝鲜、爱尔兰等民族解放运动，日本、欧美各国的劳工风潮，俄罗斯“十月革命”后的发展动向等，在该刊的报道、评述中也占有相当多的分量。
三、创办人、撰稿人
《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为戴季陶、沈玄庐和孙棣三，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罗家伦、蒋梦麟等名噪一时的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为该刊供过稿。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的重要理论人物也有一些言说在该刊发表。
在《星期评论》的三位创办人中，戴季陶是核心人物。戴季陶（1891—1949），原名传贤，祖籍浙江吴兴，出生于四川广汉，曾担任过《民权报》、《天铎报》主笔，是国民党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
从其一生来看，戴季陶是一位颇为复杂的人物：辛亥时期，他是新闻界的青年才俊，“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业内的佳话；“五四”时期，他受孙中山之托，创办《星期评论》，有“提倡新思想的健将，革除旧习惯的先驱”的美名，是享誉一时的青年导师；大革命时期，他却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位臭名昭著的理论家”。他从1912年9月开始担任孙中山的随从秘书，直至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是孙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孙中山逝世后，他在继承孙中山遗教的名义下强调要建立“纯正三民主义”，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苏提供了理论基础。
《星期评论》时期的戴季陶，不失为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范。“那时有不少外地学生到上海来找《星期评论》的领导人，多半由戴季陶和沈玄庐接见。”戴季陶的1919年，过得忙碌而充实。当时，他既主编《星期评论》，又参与编辑《建设》，还为《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供稿，工作非常繁忙。回顾自己的1919年，他说；“去年这一年，在我自己是十年来最满意的一年。……虽是在半年多的当中，整天整夜忙不了的工作，但是只觉得我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艺术，越做越高兴，越忙越快活。所以，这过去一年间的生活，可以使我生出永远无限的感激，可以使我脑筋中留住一个不断的憧憬。”
1920年，他认识了迁居上海的陈独秀，还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筹办活动。当时，陈独秀住在渔阳里2号，戴季陶住在渔阳里6号；一个编《新青年》，一个编《星期评论》；都是鼓吹劳工运动、宣传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两人“过从颇密”。维经斯基来沪以后，多次召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的主持人开会商谈，打算由他们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戴季陶积极参与了这些活动，但等上海共产党主义小组成立时，却因为和孙中山交情太深的缘故，没有参加。
沈玄庐也是《星期评论》杂志社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沈玄庐（1883～1928），原名沈定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地主，他却领导了抗租运动，并鼓励动员工农群众；作为年轻的知县，他却鞭笞了巡抚的父亲；作为省议员，他却怒斥省督军；作为另立山头的西山会议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却呼吁不怕牺牲，赶赴广州争夺权位；作为国民党保守派代表人物，尽管已经被剥夺权力，他却仍在伺机东山再起；作为自治实践的创办者，他的实践却因其新思路和新观念而使掌权者胆战心惊。”同戴季陶一样，沈一生的经历颇为复杂。辛亥革命后，他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1920年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1921年9月，沈玄庐在浙江萧山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团体“衙前农民协会”。大革命时期，沈玄庐退出共产党，成为积极主张清共、反共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
沈玄庐为创办《星期评论》倾注了很多心血。“当初发起刊物的时候，仅仅只凑集了三五十元的开办费。……连剑侯（沈玄庐的字——引者）的老母亲，也负担了发行上的不少工作去。”据曾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过的杨之华回忆，沈玄庐不仅出资办刊，担任主编，为刊物写稿、审稿，还亲自做发行工作，有时自己骑着自行车在上海市区送发报纸。《星期评论》的发刊词是沈玄庐撰写的，他对于《星期评论》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五四”时期，沈玄庐积极支持爱国学生的行动。在《除却青年无希望》一文中，他指出：“中华民国前途的责任，除却青年诸君，更有谁人负担。”他运用《星期评论》这一平台，大力宣传新思潮，在浙江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力。当时，沈不仅在《星期评论》上发表《学校自治的生活》、《介绍“钱江评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校市制草案》、《学生与文化运动》、《杭州学生底血》等文章，从舆论上支持浙江的高校自治和学生运动，而且还在实际生活上给予帮助。他将被浙江省政府查禁的《浙江新潮》周刊第三期移到上海，由星期评论社代为刊印，还“拍胸脯表示，如当局真敢停办‘一师’，那就将学校迁到他的家里去复课”。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的印象里，沈玄庐“是火一般热烈有血性的人”，是“学生运动精神上的支持者”、“我们的导师”。 与戴季陶相比，沈玄庐发表在《星期评论》上的作品以文学创作见长。作为《星期评论》诗人群的核心人物，他发表的诗作有31篇，约占整个《星期评论》发表新诗数量的一半。沈玄庐的诗作在中国文学史和新诗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孙棣三②也是《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但我们对其了解得不多，可以找到的相关资料也极少。他在《星期评论》上仅发表了7篇作品，且集中在前6期报纸上。1919年8月10日，《星期评论》第10期刊发沈玄庐、孙棣三、戴季陶三人联名给江苏督军李纯的信，抗议其将《星期评论》作为过激党的刊物，要求查禁的命令。此后，该刊上再无孙棣三的踪影。巧合的是从第11期起，李汉俊开始在《星期评论》发表作品，并成为该刊的一个重要人物。
除主编戴季陶、沈玄庐之外，最主要的撰稿人非李汉俊莫属。他的文章数量多达36篇，仅次于戴、沈二人。1920年2月1日，《星期评论》社的总发行及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搬到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寓所），李汉俊“整天在社里的编辑部工作”，成为主持刊物日常运作的重要人物，其地位与主编无异。在此，我们对其也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又名人杰，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因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罢学回国，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五四”运动之后，“他的第一件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参加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工作。”1920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李汉俊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并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脱离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后期，李汉俊加人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底，李汉俊被军阀胡宗铎作为“铮铮之共产党员”在汉口杀害。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曾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称为“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参与创办《劳动界》，编辑《新青年》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汉俊加入《星期评论》较晚。他首次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是在1919年8月17日（第11号）。他的主要文章有：《I.W.W的沿革》、《I.W.W概要》、《我的“考试毕业”观》、《男女解放》、《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等。他曾在《星期评论》上掀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新年号”上刊发的《男女解放》一文。文章“登出之后，有好几位女子教育家，甚不谓然。其中有两位颇怒李君之文为无理的”，并寄来文章予以驳击，使得《星期评论》破例在第34期特设“论辩”专栏予以辩白。另一次是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第50期）、《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第51—53期）两篇长文，与张东荪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
《星期评论》上署名的作者共有51人。其中作品在3篇以上的有：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朱执信、刘大白、沈仲九、孙棣三、周颂西、查光佛、徐苏中、康白情、廖仲恺、胡适、蓓玉。14人中，9人为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追随者。由此可见当时国民党人接纳、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四、社址、发行
《星期评论》社址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1920年1月29日迁至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寓所上海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同年2月1日在新社址正式办公。
星期评论的发行方式有以下几种：
1 随上海《民国日报》附送 凡上海《民国日报》的订户，一律免费赠送。
2 直接订阅或邮购读者直接订阅或邮购《星期评论》。《星期评论》最初价目为每号铜子二枚，外埠大洋二分，含邮费在内。从第10期（1919年8月10日）起，增加长期定阅价目，半年五角，全年一元。海外定价最初拟定美洲每年连邮费美金一元五毫，南洋每年连邮费三盾，寄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林焕庭代收。1919年11月2日《星期评论》第22期刊登特别启事，声明之前拟定的国外价目不够邮资，改定如下：美洲，全年美金二元五毫；星加坡，全年四元；荷领群岛，五盾半。凡学校及各团体购阅每期总寄二十分（份）以上的七折（含邮资）。为了更好地推动《星期评论》在外埠的销售，该刊后又决定从第31期起（1920年1月3日）改为每期总寄十分（份）以上七折（含邮资）。在邮资方面，起初《星期评论》对邮购者提供的邮票照数实收，但规定只限用半分的面额。从第37期（1920年2月15日）开始，除零星补购或邮汇不通地点之外，一律不再收用邮票，改为现金支付。对邮汇不通地点邮购者提供的邮票只限用三分和二分的面额。
3 代理发行《星期评论》在各地的代派所主要有：上海——四马路泰东图书馆、民国日报社、望平街新世界、四川路青年会、亚东图书馆。杭州——教育潮社。绍兴——越铎日报社。长沙——体育周刊社、群益图书公司。北京——中华书局。天津——中华书局。湖州——有正书局。开封——心声社。为了扩大《星期评论》的影响，该刊还建立了个人负责某地的代理发行工作，如成都的陈岳安、河南的郭厚巷、丹阳的黄竞西、厦门的刘德仁、杭州的施存统等，都曾为《星期评论》代理过发行工作。从《星期评论》中缝提供的资料看，该刊在兰州、广州也设置过代派所。广州是国民党人长期经营的地方，《星期评论》在那儿有代派所不足为怪。但兰州地处比较偏僻的西北，该刊在那里也有代理发行点，则其在国内的影响和发行量之大，由此可以略窥一斑。
4 发行量据星期评论社同人回忆，《星期评论》最开始发行的时候，“除了由民国日报附送的而外，自己直接发行的，不过一千张。后来销数一天加多一天，现在除民国日报附送外，比最初已经加了许多倍。”李立三在一次讲话中，认为《星期评论》“销路最广，销到十几万份”，这个数字可能超过了事实。台湾学者吕芳上认为《星期评论》的发行量应该为三万多份。综合考虑当时《新青年》、《东方杂志》、《每周评论》、《新潮》等国内其他著名刊物的发行量，吕芳上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五、停刊原因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影响下创刊。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在出版了第53期后出人意料地宣布停刊。对于停刊的原因，《星期评论》在第53期上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这个宣言把停刊的原因归结为两点：
1 反动当局的阻扰“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本志，自四十七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成，印字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各处爱阅的诸君，不但是接不着我们的报，并且连本社言论受无形禁止的情形，也还不晓得。真是痛心极了！本志出版的目的，是在把我们的研究和批评，传达于各处的爱阅诸君。现在我们的宣传，既然受了这样大的打击，我们努力的效力，除上海一个地方以外，便失了效力。”①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各种干预下，《星期评论》从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副刊变成了一个足不出沪、孤鸣于一隅的闲谈所，这是刊物的主办者们不得不考虑停刊的原因。
2 刊物的主办者自感知识、能力不足“自去年以来，我们一面努力于本志的著作和发行，一面努力从事于学术研究。一年以来，狠感觉知识缺乏，有许多基本科学，都非从事于系统的研究不可。所以同人决意把本志中止刊行，暂时以刊行本志同样的努力，致力于学术的研究。”
这是《星期评论》自己的言说。这两个原因，第一点无疑是能站住脚的，而第二点则显得有点牵强，好像在说“我们原来就是勉强地办着，现在刚好遇到这一困难，停刊正合我意”。
那么《星期评论》的停刊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从相关资料看，还有以下原因：
1 戴季陶的离去 据陈望道回忆，1920年5月，戴季陶因孙中山要他去广州，电邀陈望道来沪接办该刊。戴季陶在同陈望道见面时曾大哭，说舍不得走，舍不得离开这个刊物。但不知何故，在戴、陈两人见面的第二天，《星期评论》的几位主编又开会决定停办。戴季陶是《星期评论》的核心人物，在当时有“提倡新思想的健将，革除旧习惯的先驱”的美称。1926年，蔡和森也说：“‘五四’后学生起来革命化了，是需要新思想的，戴季陶、陈仲甫都是很重要的。”把戴季陶与陈独秀并提，可见当时戴季陶在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影响。尽管我们无法知道《星期评论》几位主编开会决定停刊的具体详情，但戴季陶的离去无疑是关键的因素。
2 丛书潮的兴起 欧阳军喜认为，新文化运动由“杂志的时代”进到了“丛书的时代”，这是导致《星期评论》刊的重要原因。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在停刊宣言中说：“我们在本志中止刊行以后，预定的计划是：（1）研究基本学术，准备在近之将来，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的定期刊行品。（2）刊行有研究价值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现在决定从事著译的约有六七种）。（3）平时研究所得，随时刊行不定期的小册子。”同一天，《民国日报》上刊登的国民党“社会经济丛书”的出版预告中说：“我们同人，在这一年中，作了多少研究，对于中国人知识上的要求，也供给了若干资料。近来觉得片断的批评，对于今后思想界没有多大的贡献，所以决定把现在定期刊行的事业，暂行中止，一面静心从事于系统的研究，一面把一年来的旧稿，努力增削，同时致力于翻译和著述。现在决定在一年以内，刊行下列各种书籍，定名为‘社会经济丛书’，共计十六种约五千六百页。”对比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欧阳军喜的这个判读是准确的。
综合以上各点，可以得出结论，《星期评论》的停刊包括了核心人物的离开、发行的受阻和丛书潮的兴起三大原因，是综合影响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
六、影响、评价
《星期评论》在当时的中国究竟影响如何呢？我们从三个方面的材料加以考察。
1 来自“五四”时期其他刊物的声音《教育潮》是“五四”时期由经亨颐、夏丐尊、杨贤江等人主办的，是宣传新思潮、提倡新教育的刊物。该刊在第三期介绍《每周评论》时，把它与北方的《每周评论》并提，誉为“舆论界中最亮的两颗明星”。
2 《星期评论》的自我评价 1920年6月，《星期评论》停刊，在以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的《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发刊的新出版品，比较在思想界有信用、读者最多的，要算本志。”
3 同时代人的回忆
1946年，周恩来回忆说：“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1956年，施复亮回忆说：“第一师范是当时浙江文化中心，全校共四百多人，订阅《新青年》一百多份，《星期评论》四百来份。”
《星期评论》创刊不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发表文章《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8月31日，《每周评论》被查封，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第14号上发表《可怜的‘他’》，表达自己对北洋政府当局这一倒行逆施的抗议。这足以证明《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关系。再结合上文提及的三个方面的资料，我们认为把《星期评论》界定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主要阵地，应该不是言过其实。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果实。那么《星期评论》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又有什么关系呢？
1930年，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说，“五四”时期“中国青年界上发生许多文化团体的组织，在全国不下十数，可是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的有几个：①新青年社；②星期评论社；③新中国社；④觉悟社；⑤在湖南就有新民学会；⑥在湖北就有共存社；⑦还有少年中国学会，这是国家主义派的前身。这些文化团体以后并不是完全加入共产党，但是当时都是代表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封建势力的思想，这中间最占势力的是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 1930年前后的一份未署名的《中国党史纲要大纲》把星期评论社和新青年社、新民学会、新中国社、少年中国学会、共存社、民生社、觉悟社并立，称为“共产党的细胞”，也就是说，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人主办的《星期评论》参与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证诸于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可靠的。
首先，《星期评论》的社址设在上海。上海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工业城市，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工人阶级不仅人数最多，而且觉悟最高。《星期评论》敏锐地看到了工人运动在未来中国的价值，有意识地把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1920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的雏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它们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星期评论社的核心成员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直接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工作。这可以从中共“一大”成立前后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得到证实。戴季陶虽然因为孙中山的强烈反对，没有加入上海共产主义组织，但确实参与了酝酿工作。沈玄庐在1920年7、8月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则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一批成员。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在上海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
第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众多成员和星期评论社有着密切的关系。施存统、俞秀松和陈公培在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来到上海，就住在星期评论社内。陈望道在1920年4、5月间应戴季陶、沈玄庐等人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准备在戴离开后主持该社的工作。据陈望道回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就是星期评论社约他翻译的，原拟在《星期评论》上刊登，后因该刊停办，才改出单行本。
后世的研究者把《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并称为“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潮新文化的“四大周刊”，那么在这四大周刊中，《星期评论》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这四大周刊在当时都是属于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兄弟刊物。
（2）《每周评论》创刊在1918年12月，时间最早，其他三个周刊的创刊、版式、栏目都受到《每周评论》的影响，带有它的影子，这在当时就有定论。《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星期日》的创刊时间分别是1918年12月22日、1919年6月8日、1919年7月14日、1919年7月13日。《星期评论》虽然排第二，但早于其他两个刊物1个多月，对《湘江评论》和《星期日》的创办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3）四大周刊中，《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偏重于议论，针砭时弊，而《星期日》则长于文艺创作。
（4）四大周刊中，办刊时间最长的是《星期评论》（共53号，外加增刊1号），其次是《星期日》（共52号），再次是《每周评论》（共37号），最短的是《湘江评论》（共4号，外加临时增刊1号）。
（5）四大周刊的发行量分别为：《每周评论》约5万份，《星期评论》约3万份，《湘江评论》5000份，《星期日》约3000份。
综上所述，参考当时人把《每周评论》和《星期评论》并提，誉为“舆论界最亮的两颗明星”的说法，我们认为把《星期评论》界定为“五四时期舆论界的明星”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