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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6日,周日晚上,我正和一群朋友在台北的家中吃着鱼汤火锅。羊肉、牛肉、虾仁、鱿鱼、冻豆腐,配上梅酒和汽水,摇摆的背景音乐却突然被电话铃声打断。
我接起电话,一个女声传来:“你好,我们是船购网,请问你是不是订了我们的船票?”一种奇妙的兴奋感从我的脊背迅速蹿上头顶,我简直快要笑出声来:“噢!你就是最近兰屿那个诈骗集团对不对?”我还想问下去,对方立刻挂断了电话。
我雀跃极了,转过身对朋友们大喊:“天哪!我接到了兰屿人才会接到的诈骗电话!”朋友们为我欢呼大笑。
前一晚,同样是一场聚会,我刚跟六个生活在台北与新北市的兰屿女人吃了同样丰盛的一餐,地点是新北市的树林区,距离台北市中心30分钟火车的小城。
过去两年,从最初作为观光客到访兰屿,到作为当地人的朋友,再到作为记者,我一直在尝试接近兰屿。半年前,我的身份转化成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以兰屿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这个距离台东90公里、离菲律宾巴丹群岛99公里的小岛,是在台湾东海岸以外,属于达悟人的小岛。达悟人属于austronesian(南岛语系),依海而居,过去,男人们潜水射鱼,女人们上山耕种。直到1895年之后,日本人、西洋传教士和来自台湾本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汉人,才陆续进入并改变了这座小岛。
台北到兰屿的距离超过400公里,要先搭火车到达台东,再从台东搭三小时的船或16座的小飞机,才能到达。秋冬季节,黑潮大浪与东北季风常导致停航,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正所谓“来兰屿,送关岛”。我的主要生活场合都在台北,无法承担这样的交通风险。碍于这样的不便,我常苦恼自己很难融入研究的田野。
不过,那通诈骗电话似乎改变了些什么。
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追踪兰屿的信息,早在半个月前,就听说了这个诈骗集团的事。这个诈骗集团似乎盗取了台东往返兰屿的主要船公司“绿岛之星”的客户名单,打电话给曾经订票的村民谎称订票资讯遗失,要村民再次汇款。兰屿不大,人口不过三千,各家常互通有无,几乎人人都沾亲带故,消息很快传遍全岛。接到诈骗电话后,我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位嫁到兰屿近十年的台北朋友酸溜溜地留言道,连她都没有接到。我又把这件事和防诈骗信息传给了我访问过的所有兰屿女人,收到大家回复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迈进之感,我是不是终于要开始进入这座小岛了呢?
又或许——回想前一晚的那场姐妹聚会——我早已经比自己想的,要更加接近兰屿。
2018年9月开始,我每周六都会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台北的部落大学见颜姐。兰屿有六个部落,分别为靠台湾本岛一侧的椰油、渔人、红头,和后山的东清、野银、朗岛。四十多年前,颜姐离开她的野银部落,来到台北工作、读书,渐渐成为部落大学的达悟语老师。我是她今年的第三个学生。
学达悟语的人很少,不少学生本身是出生在都市的“兰二代”,通过达悟语考试,考高中、大学就能加分,也因此考完就散去了。因为人少,我们的课程总是在聊天,我会借课程内容问颜姐许多兰屿的事,颜姐也总问我,一个人在台北,会不会孤单?怎么煮饭?她就这样成了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受访者。
2018年12月15日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达悟语课,课上,颜姐说课后要带我去一场聚会。于是我们先搭地铁,再搭火车,一路自南港穿过台北市区向西南而行,经过万华、板桥、浮洲,终于抵达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一间小小的铁皮货仓里,一个温暖的小房间,颜姐的亲戚莉莉姐正等待着我们。
这是一个堆满货物的小房间,墙边一张狭窄的双人床,一半用来堆放杂物,一半用粉红色的布帘子罩住,用来睡觉。报纸糊住了房间的窗,确保一些隐私。这就是莉莉姐和丈夫共同经营酒水饮料批发的生活空间。
我们围坐在茶几旁,桌上食物之丰盛,简直像是厨艺大赛。来自渔人部落的丹姐带来了兰屿的飞鱼、芋头、螺贝类 sisi (食物名)和类似山药的 batan(食物名),还有客家风味的卤肉、卤豆干、卤鸡脚。椰油部落的欣姐带来了宜兰草虾和辣炒东风螺。野银部落的莉莉姐和于姐则一起煮了一大锅麻油鸡,还准备了各种蔬菜、水果、花生米和酒。我和颜姐带去了核桃桂圆蛋糕,作为饭后甜点。 颜姐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虽然大家都叫她姐,但其实她的年纪比我母亲还要大,按辈分算,她也是在座所有兰屿姐妹的长辈了。她在1960年代就离开兰屿,初中一毕业就登上货船,在甲板上空着肚子捱七八个小时,抵达台东。那是台湾少数族群劳工大量进入工厂的年代,主要在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大多是学姐带学妹、同学带同学、老乡带老乡,大家一起在工厂吃住生活。但她偏偏是最优秀的那个女学生,有一个保送名额去台东师专,却因为老师觉得培养女生风险大,而让给了一个男同学。不甘心的她在工厂做了没多久,就去读夜校,白天则找幼儿园工作,一心想要当老师。十年夜校生活,她终于拿到曾经唾手可得的教师文凭,可是和兰屿姐妹们共同打拼的时光,她却错过了。
人生迈入六字头,当晚这样的姐妹会里,净是她的小辈,生活年代不同,交集更少。还是我提起想认识她的兰屿朋友们,她才到处问一问,刚巧,撞上了这次聚会。年轻一辈的兰屿人,出来工作、读书、结婚的比颜姐那个年代的更多,也更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莉莉姐和其他几位,年纪都在40岁上下,因为兰屿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她们通通是高中同学,每一两个月都会这样聚一次。
不过,兰屿的食物带到北部不容易,即使是用快递,也有食物保鲜的问题。因为颜姐是稀客,我又是新客人,当晚才有飞鱼、sisi 、batan 和芋头这种“兰屿特供”。飞鱼,达悟语叫 libangbang,是达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季节,黑潮会带来大量的飞鱼,达悟男人制造拼板舟,就是为了在飞鱼季出海。一艘可坐10人的拼板舟要用五种树材、27块木板拼成,男人们在夜间出海,飞鱼会因为躲避鬼头刀鱼的追赶而飞上水面,落入拼板舟中。捕获的飞鱼可以直接水煮,佐以少量海水作为盐巴调味,也可以从鱼肚中央剖开,抹上盐巴晒成鱼干。我们当晚吃到的,就是丹姐从兰屿带來的飞鱼鱼干,鱼身划了漂亮的三刀。
而芋头、sisi 和 batan,则是兰屿女人生产的食物。不管在旅游宣传还是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兰屿总是以最吸引人眼球的飞鱼和拼板舟文化示人,男性的角色很受注目,女性则隐匿在山林和海滩。但其实,兰屿人不种植水稻或小麦,女性种植的芋头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淀粉来源。兰屿的芋头是水芋,达悟语叫 soli 或 sosoli,还可细分为许多种,不同于台湾本岛种植的旱芋。传统达悟女性在水芋田的劳作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要上山,芋头的产量、外观,田里是否有杂草、虫子,是否有淤泥堵塞灌溉的水源等等,都事关一个女性的荣耀。
颜姐小时候就跟着母亲上山,种过芋头。她记得母亲就算生完孩子也不会坐月子,第二天就上山劳动,但这不仅是因为对食物的需求,也因为兰屿人觉得勤劳是种美德。不过,货币经济和学校教育进入兰屿,不管是7-11和超市贩卖的大米、面条,还是学校供餐的米饭、馒头,都从小塑造起新一代兰屿人的饮食习惯,也让年轻一辈越来越不看重芋头的价值,但坚持耕种的老人家也还大有人在。
用手掰一口飞鱼干,就一口芋头,是丹姐教我的吃法。水煮的芋头平淡无味,飞鱼干则咸味颇重,正好中和。丹姐见我一直用手剥 sisi,叫我先吃主食,因为她们通常把 sisi 当作零食。Sisi 是女人们在海滩的潮间带采集的一种贝壳类,外壳粗糙,上面还附着一些干掉的海藻,肉质棕黄色。除了 sisi 之外,传统的兰屿女人还会在潮间带采集海菜、螃蟹、龙虾和其他贝类、螺贝,螃蟹爪子串一串,就是孩子最爱的玩具。只是如今,会做的人已经不多了。
丹姐把 sisi 和葱、辣椒一起炒,吃起来咸、腥、辣,显然不是兰屿原本的口味。再看她煮的卤味,也是浓油赤酱,倒像是客家风味。原来她的夫家是客家人,她吃着莉莉姐煮的麻油鸡,想起自己坐月子的时候,婆婆照顾她,煮的麻油鸡味特别重,她每天都要吃一碗,虽然不习惯,也吃下去了。久而久之,她学了客家人的口味,做菜也像客家人。颜姐的妹妹曾告诉我,她们少时离家便很少回去,母亲本身不会做,也没有人教她们汉族人的煮菜方法,汉族人用的油、盐、酱、醋,什么清蒸、红烧、卤味,甚至包饺子、包粽子,都要自己从头开始学起。到今日,她们能够煮出这一大桌子美食,背后是每一个女人在远离兰屿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长的适应与学习过程。
桌上还有一样我没见过的兰屿食物,我起初以为是山药,没有在意,但颜姐告诉我说,那是水煮 batan。Batan 和芋头一样,是山上的根茎类作物,口感却是黏口、绵软,既不是脆脆的,也不是沙沙的,和我至今吃过的所有山药都不相同,感觉像是山药界的年糕似的,天然微甜,特别好吃。她们都不知道 batan 的汉语名是什么,不过莉莉姐说,batan 这个名字,在她的部落曾差点惹出大事。
莉莉姐记得,在她小时候,她们野银部落曾有一个当地人采了 batan 下山。正巧,这个当地人遇上了从海边回来的“阿兵哥”,阿兵哥就问:“这是什么?”当地人说:“Batan。”阿兵哥闻言暴怒:“你敢说我是王八蛋!你再说一次,这是什么?”当地人坚持说:“这就是 batan。”阿兵哥就对当地人大打出手,当地人还手,两人打成一团,惊动两边的人都来帮忙,就这样引起了一场斗殴。
这竟是在座每个兰屿人都听过的事,她们只当成是席间的笑话,我却无法释怀。兰屿的阿兵哥,是谁呢?莉莉姐继续说下去,她三杯酒下肚,醉得开心,开始讲起童年的故事。她先是说颜姐家在她家上面的山坡,自己有一次背着很重的东西跌倒,被颜姐的爸爸看到,老人家立刻击打胸膛怒目而视,做出驱赶恶灵的姿势。兰屿人笃信恶灵 anito 是一切厄运的来源和象征,莉莉姐说,她知道老人家是在“帮我赶走那个鬼”。说着说着,她又说起自己小学的时候,因为太顽皮,总让部落的其他孩子讨厌。她顽皮的方式别的部落还真学不来,因为,她的顽皮与牛有关。
兰屿本没有牛,也没有“阿兵哥”。直到195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淘汰军中过剩的人员,推动“靖民专案”,在东台湾的荒地建立多个农场,派这些人力去开垦,兰屿农场就在这一年成立了。因为地处偏远外岛,被派到兰屿农场的总是素质最差的阿兵哥,不少人曾经违反法纪。国民党军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来管理兰屿的农场,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在此服役,多是外省老兵。除了农场外,还有关押重刑犯的励德班,人数曾经多达一千。多个农场中,就数野银部落的永兴农场最大,也就是莉莉姐所在的部落,自然也有最多的牛。农场带来的牛,一度繁殖到八百多只,兰屿人没见过,只道那是“一批好大好大的动物”,牛群在部落里乱走,在当地人的芋头田里吃草、喝水,踩坏作物,吃当地人的地瓜,愤怒的当地人曾为此和农场的军人发生严重的斗殴。
莉莉姐当年还小,只觉得牛又大又蠢真好玩,总在上学的路上逗牛玩。那时野银部落还没有小学,大家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东清部落去上学,总是结伴出发。路上总有大黄牛晃来晃去,她就跑到队伍的最前,然后捡起小石子丢到牛的身上,拔腿就跑,害得一整队上学的小朋友都要被牛追。“怪不得你跑步那么快!”丹姐哈哈大笑,“原来都是被牛追出来的!”莉莉姐既觉得好笑,又有点得意:“对啊,我后来可是校队的呢!”
同样是关于农场,颜姐的童年记忆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她记得小时候上学总是要赶紧出门,生怕落在人后,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为路上都有那些犯人啊,有时候在田里,我们女孩子见到真的是怕死了。”她说。农场和励德班因为工作量大,不时有人逃脱,更曾有全岛动员搜捕逃犯的事发生。也有农场人员言语调戏乃至性侵当地女性的事发生,更在野银和东清部落引发过斗殴。
这些事,年纪稍大的丹姐还有些印象,曾听长辈说过,但其余的几人都已经不知道了。兰屿农场直到1991年才撤出兰屿,这些阿兵哥中,有四人留在兰屿,其余都回到台湾本岛,当中更有不少人娶了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兰屿姑娘。这段历史少有人提起,不论是兰屿人,还是当年的阿兵哥,都不太愿意谈论农场的事,比起日治时期留下的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学者们对兰屿海洋文化、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医疗、宗教等等进行的巨细靡遗的研究,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就像是消失的30年一般。
在餐桌上,这个话题也很快被带过了,只剩微醺的莉莉姐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追牛的好笑故事。吃得差不多,我开始沉浸于荔枝味的果酒,那边厢,终于来到欣姐的主场,兰屿式的家庭卡拉OK,开唱了。
我是90年代生人,记忆中只在很小的时候,很可能是小学之前,见过这种家庭式的卡拉OK。然而这在兰屿很常见,兰屿没有 KTV,但有蘭屿卡拉OK,设备就是这种背投式的方盒子小电视点唱机,附带一个可以升降音调的遥控器,和一本厚厚的歌曲编号本。任何歌曲的背景音乐听起来都是同一种乐器演奏的,像是手风琴,歌词当然会滚动出现,但背景画面永远是一些外国的风景,山、树林、草原,或是欧式的教堂、穿风衣的金发女子等。莉莉姐家的点唱机还有两个高耸的黑色大音箱,声音十分洪亮,话筒也有三只,可以说是姐妹聚会的最佳配备了。
众人中打扮最俏丽的正是最会唱歌的欣姐。她熟练地掏出莉莉姐放在点唱机上的编号本,一口气点了五首歌。可惜的是,她唱的歌大多我都没有听过,但听得出,都是早年间在台湾流行的普通话歌曲。莉莉姐的歌本我熟悉一些,她手抄了两页常唱的歌,注明是“莉歌”,当中有《追风的女儿》、《容易受伤的人》、《南屏晚钟》、《一万个舍不得》、《梦醒时分》、《我是一片云》,还有一首注明“轻快”,是凤飞飞的《夏艳》。颜姐说,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这样唱过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首会唱的,是叶倩文的《选择》。她的唱法和欣姐不同,不是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唱腔,更像是一种吟唱。她一开口,莉莉姐就微红了眼眶,“她唱歌就像我妈妈一样。”
也正是颜姐的吟唱和清唱,那几首点唱机中没有的歌,才是我那一晚最爱的。她唱:“遥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星月光。”这是《凉山情歌》,台湾著名的林班歌,台湾少数民族劳工歌曲。五六十年代,大量台湾少数族群劳工离开家乡,到深山中从事林业相关工作,例如造林、开路等,工人们在山中住在一起,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思乡之际,便唱歌抒发心情。这一批林班歌曲,是最早以汉语填词的台湾少数族群创作歌曲,因为各地人的语言不通,所以才用汉语填词,方便合唱,但曲调又糅合了各地传统歌谣的旋律。除了《凉山情歌》之外,这些林班歌还包括《牵牛哥》、《小米酒》、《情人的眼泪》、《可怜落魄人》等。颜姐会唱,是因为她也曾短暂地做过林班,吃过那个苦,所以也记得那个歌。
林班歌中也有台湾少数族群语言的歌曲,达悟语也有,颜姐也唱了一首。达悟语歌一出,在座的人都开始拍手,颜姐也一首接着一首,有的歌词忘了,莉莉姐和丹姐就拿起话筒加入。最后一首达悟语童谣《飞鱼之歌》,流传最久,全场都会唱,连我也能学会。歌词是:
tay yaro libangbang (收获满载的飞鱼啊)
nani tawaz ni yama (都是我爸爸捕的)
ko tey masarey (我是多么兴奋)
inawey no mangdey doa raraw (愿每一天都如此美好)
“这里是小兰屿噢!”唱完,丹姐笑了。
很快,夜就深了。我和颜姐还要搭火车回台北,不能再留。离开之前,我唱了整册歌本上我唯一会唱的歌,《梦醒时分》,也算稍微对得起姐姐们的招待。忙着吃喝聊天,关于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来做什么,我对兰屿有多少认识,我都是在离开前才逮着空隙告诉姐姐们的。
在这场聚会之外,我还访问了兰屿的一位女纪录片导演和一位女咖啡师。我希望把这样的田野调查一直继续下去,希望了解她们的生命史,看到她们的困境、适应和生活之创造。颜姐没有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每次见面都给我带水果、饼干。下课后,她若是要去见朋友,总会要我陪她去忠孝复兴站的顺成蛋糕店买桂圆蛋糕,也总买给我吃。那是她初来台北时,最爱的蛋糕店。“甜甜的,以前在兰屿没有面包吃,就很喜欢呀。”她回忆着。只是现在她不能吃太多了,怕太甜太油,像每个都市白领女性一样。
颜姐还给我起了一个达悟语名字,叫 Si mivilang,希·弥飞浪,意思是会读书的人。我的达悟语学得不好,要成为真正的弥飞浪,路还很长。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我接起电话,一个女声传来:“你好,我们是船购网,请问你是不是订了我们的船票?”一种奇妙的兴奋感从我的脊背迅速蹿上头顶,我简直快要笑出声来:“噢!你就是最近兰屿那个诈骗集团对不对?”我还想问下去,对方立刻挂断了电话。
我雀跃极了,转过身对朋友们大喊:“天哪!我接到了兰屿人才会接到的诈骗电话!”朋友们为我欢呼大笑。
前一晚,同样是一场聚会,我刚跟六个生活在台北与新北市的兰屿女人吃了同样丰盛的一餐,地点是新北市的树林区,距离台北市中心30分钟火车的小城。
过去两年,从最初作为观光客到访兰屿,到作为当地人的朋友,再到作为记者,我一直在尝试接近兰屿。半年前,我的身份转化成一个人类学研究者,以兰屿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这个距离台东90公里、离菲律宾巴丹群岛99公里的小岛,是在台湾东海岸以外,属于达悟人的小岛。达悟人属于austronesian(南岛语系),依海而居,过去,男人们潜水射鱼,女人们上山耕种。直到1895年之后,日本人、西洋传教士和来自台湾本岛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汉人,才陆续进入并改变了这座小岛。
台北到兰屿的距离超过400公里,要先搭火车到达台东,再从台东搭三小时的船或16座的小飞机,才能到达。秋冬季节,黑潮大浪与东北季风常导致停航,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正所谓“来兰屿,送关岛”。我的主要生活场合都在台北,无法承担这样的交通风险。碍于这样的不便,我常苦恼自己很难融入研究的田野。
不过,那通诈骗电话似乎改变了些什么。
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追踪兰屿的信息,早在半个月前,就听说了这个诈骗集团的事。这个诈骗集团似乎盗取了台东往返兰屿的主要船公司“绿岛之星”的客户名单,打电话给曾经订票的村民谎称订票资讯遗失,要村民再次汇款。兰屿不大,人口不过三千,各家常互通有无,几乎人人都沾亲带故,消息很快传遍全岛。接到诈骗电话后,我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位嫁到兰屿近十年的台北朋友酸溜溜地留言道,连她都没有接到。我又把这件事和防诈骗信息传给了我访问过的所有兰屿女人,收到大家回复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迈进之感,我是不是终于要开始进入这座小岛了呢?
又或许——回想前一晚的那场姐妹聚会——我早已经比自己想的,要更加接近兰屿。
最后一堂达悟语课,芋头、sisi与麻油鸡
2018年9月开始,我每周六都会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台北的部落大学见颜姐。兰屿有六个部落,分别为靠台湾本岛一侧的椰油、渔人、红头,和后山的东清、野银、朗岛。四十多年前,颜姐离开她的野银部落,来到台北工作、读书,渐渐成为部落大学的达悟语老师。我是她今年的第三个学生。
学达悟语的人很少,不少学生本身是出生在都市的“兰二代”,通过达悟语考试,考高中、大学就能加分,也因此考完就散去了。因为人少,我们的课程总是在聊天,我会借课程内容问颜姐许多兰屿的事,颜姐也总问我,一个人在台北,会不会孤单?怎么煮饭?她就这样成了我在台北的第一个受访者。
2018年12月15日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达悟语课,课上,颜姐说课后要带我去一场聚会。于是我们先搭地铁,再搭火车,一路自南港穿过台北市区向西南而行,经过万华、板桥、浮洲,终于抵达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一间小小的铁皮货仓里,一个温暖的小房间,颜姐的亲戚莉莉姐正等待着我们。
这是一个堆满货物的小房间,墙边一张狭窄的双人床,一半用来堆放杂物,一半用粉红色的布帘子罩住,用来睡觉。报纸糊住了房间的窗,确保一些隐私。这就是莉莉姐和丈夫共同经营酒水饮料批发的生活空间。
我们围坐在茶几旁,桌上食物之丰盛,简直像是厨艺大赛。来自渔人部落的丹姐带来了兰屿的飞鱼、芋头、螺贝类 sisi (食物名)和类似山药的 batan(食物名),还有客家风味的卤肉、卤豆干、卤鸡脚。椰油部落的欣姐带来了宜兰草虾和辣炒东风螺。野银部落的莉莉姐和于姐则一起煮了一大锅麻油鸡,还准备了各种蔬菜、水果、花生米和酒。我和颜姐带去了核桃桂圆蛋糕,作为饭后甜点。 颜姐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聚会了。虽然大家都叫她姐,但其实她的年纪比我母亲还要大,按辈分算,她也是在座所有兰屿姐妹的长辈了。她在1960年代就离开兰屿,初中一毕业就登上货船,在甲板上空着肚子捱七八个小时,抵达台东。那是台湾少数族群劳工大量进入工厂的年代,主要在台北、新北、桃园和台中,大多是学姐带学妹、同学带同学、老乡带老乡,大家一起在工厂吃住生活。但她偏偏是最优秀的那个女学生,有一个保送名额去台东师专,却因为老师觉得培养女生风险大,而让给了一个男同学。不甘心的她在工厂做了没多久,就去读夜校,白天则找幼儿园工作,一心想要当老师。十年夜校生活,她终于拿到曾经唾手可得的教师文凭,可是和兰屿姐妹们共同打拼的时光,她却错过了。
人生迈入六字头,当晚这样的姐妹会里,净是她的小辈,生活年代不同,交集更少。还是我提起想认识她的兰屿朋友们,她才到处问一问,刚巧,撞上了这次聚会。年轻一辈的兰屿人,出来工作、读书、结婚的比颜姐那个年代的更多,也更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莉莉姐和其他几位,年纪都在40岁上下,因为兰屿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她们通通是高中同学,每一两个月都会这样聚一次。
不过,兰屿的食物带到北部不容易,即使是用快递,也有食物保鲜的问题。因为颜姐是稀客,我又是新客人,当晚才有飞鱼、sisi 、batan 和芋头这种“兰屿特供”。飞鱼,达悟语叫 libangbang,是达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季节,黑潮会带来大量的飞鱼,达悟男人制造拼板舟,就是为了在飞鱼季出海。一艘可坐10人的拼板舟要用五种树材、27块木板拼成,男人们在夜间出海,飞鱼会因为躲避鬼头刀鱼的追赶而飞上水面,落入拼板舟中。捕获的飞鱼可以直接水煮,佐以少量海水作为盐巴调味,也可以从鱼肚中央剖开,抹上盐巴晒成鱼干。我们当晚吃到的,就是丹姐从兰屿带來的飞鱼鱼干,鱼身划了漂亮的三刀。
而芋头、sisi 和 batan,则是兰屿女人生产的食物。不管在旅游宣传还是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兰屿总是以最吸引人眼球的飞鱼和拼板舟文化示人,男性的角色很受注目,女性则隐匿在山林和海滩。但其实,兰屿人不种植水稻或小麦,女性种植的芋头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淀粉来源。兰屿的芋头是水芋,达悟语叫 soli 或 sosoli,还可细分为许多种,不同于台湾本岛种植的旱芋。传统达悟女性在水芋田的劳作是全年无休的,每天都要上山,芋头的产量、外观,田里是否有杂草、虫子,是否有淤泥堵塞灌溉的水源等等,都事关一个女性的荣耀。
颜姐小时候就跟着母亲上山,种过芋头。她记得母亲就算生完孩子也不会坐月子,第二天就上山劳动,但这不仅是因为对食物的需求,也因为兰屿人觉得勤劳是种美德。不过,货币经济和学校教育进入兰屿,不管是7-11和超市贩卖的大米、面条,还是学校供餐的米饭、馒头,都从小塑造起新一代兰屿人的饮食习惯,也让年轻一辈越来越不看重芋头的价值,但坚持耕种的老人家也还大有人在。
用手掰一口飞鱼干,就一口芋头,是丹姐教我的吃法。水煮的芋头平淡无味,飞鱼干则咸味颇重,正好中和。丹姐见我一直用手剥 sisi,叫我先吃主食,因为她们通常把 sisi 当作零食。Sisi 是女人们在海滩的潮间带采集的一种贝壳类,外壳粗糙,上面还附着一些干掉的海藻,肉质棕黄色。除了 sisi 之外,传统的兰屿女人还会在潮间带采集海菜、螃蟹、龙虾和其他贝类、螺贝,螃蟹爪子串一串,就是孩子最爱的玩具。只是如今,会做的人已经不多了。
丹姐把 sisi 和葱、辣椒一起炒,吃起来咸、腥、辣,显然不是兰屿原本的口味。再看她煮的卤味,也是浓油赤酱,倒像是客家风味。原来她的夫家是客家人,她吃着莉莉姐煮的麻油鸡,想起自己坐月子的时候,婆婆照顾她,煮的麻油鸡味特别重,她每天都要吃一碗,虽然不习惯,也吃下去了。久而久之,她学了客家人的口味,做菜也像客家人。颜姐的妹妹曾告诉我,她们少时离家便很少回去,母亲本身不会做,也没有人教她们汉族人的煮菜方法,汉族人用的油、盐、酱、醋,什么清蒸、红烧、卤味,甚至包饺子、包粽子,都要自己从头开始学起。到今日,她们能够煮出这一大桌子美食,背后是每一个女人在远离兰屿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长的适应与学习过程。
农场回忆:牛与Batan的故事
桌上还有一样我没见过的兰屿食物,我起初以为是山药,没有在意,但颜姐告诉我说,那是水煮 batan。Batan 和芋头一样,是山上的根茎类作物,口感却是黏口、绵软,既不是脆脆的,也不是沙沙的,和我至今吃过的所有山药都不相同,感觉像是山药界的年糕似的,天然微甜,特别好吃。她们都不知道 batan 的汉语名是什么,不过莉莉姐说,batan 这个名字,在她的部落曾差点惹出大事。
莉莉姐记得,在她小时候,她们野银部落曾有一个当地人采了 batan 下山。正巧,这个当地人遇上了从海边回来的“阿兵哥”,阿兵哥就问:“这是什么?”当地人说:“Batan。”阿兵哥闻言暴怒:“你敢说我是王八蛋!你再说一次,这是什么?”当地人坚持说:“这就是 batan。”阿兵哥就对当地人大打出手,当地人还手,两人打成一团,惊动两边的人都来帮忙,就这样引起了一场斗殴。
这竟是在座每个兰屿人都听过的事,她们只当成是席间的笑话,我却无法释怀。兰屿的阿兵哥,是谁呢?莉莉姐继续说下去,她三杯酒下肚,醉得开心,开始讲起童年的故事。她先是说颜姐家在她家上面的山坡,自己有一次背着很重的东西跌倒,被颜姐的爸爸看到,老人家立刻击打胸膛怒目而视,做出驱赶恶灵的姿势。兰屿人笃信恶灵 anito 是一切厄运的来源和象征,莉莉姐说,她知道老人家是在“帮我赶走那个鬼”。说着说着,她又说起自己小学的时候,因为太顽皮,总让部落的其他孩子讨厌。她顽皮的方式别的部落还真学不来,因为,她的顽皮与牛有关。
兰屿本没有牛,也没有“阿兵哥”。直到1958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淘汰军中过剩的人员,推动“靖民专案”,在东台湾的荒地建立多个农场,派这些人力去开垦,兰屿农场就在这一年成立了。因为地处偏远外岛,被派到兰屿农场的总是素质最差的阿兵哥,不少人曾经违反法纪。国民党军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来管理兰屿的农场,最多时有七八百人在此服役,多是外省老兵。除了农场外,还有关押重刑犯的励德班,人数曾经多达一千。多个农场中,就数野银部落的永兴农场最大,也就是莉莉姐所在的部落,自然也有最多的牛。农场带来的牛,一度繁殖到八百多只,兰屿人没见过,只道那是“一批好大好大的动物”,牛群在部落里乱走,在当地人的芋头田里吃草、喝水,踩坏作物,吃当地人的地瓜,愤怒的当地人曾为此和农场的军人发生严重的斗殴。
莉莉姐当年还小,只觉得牛又大又蠢真好玩,总在上学的路上逗牛玩。那时野银部落还没有小学,大家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到东清部落去上学,总是结伴出发。路上总有大黄牛晃来晃去,她就跑到队伍的最前,然后捡起小石子丢到牛的身上,拔腿就跑,害得一整队上学的小朋友都要被牛追。“怪不得你跑步那么快!”丹姐哈哈大笑,“原来都是被牛追出来的!”莉莉姐既觉得好笑,又有点得意:“对啊,我后来可是校队的呢!”
同样是关于农场,颜姐的童年记忆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她记得小时候上学总是要赶紧出门,生怕落在人后,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为路上都有那些犯人啊,有时候在田里,我们女孩子见到真的是怕死了。”她说。农场和励德班因为工作量大,不时有人逃脱,更曾有全岛动员搜捕逃犯的事发生。也有农场人员言语调戏乃至性侵当地女性的事发生,更在野银和东清部落引发过斗殴。
这些事,年纪稍大的丹姐还有些印象,曾听长辈说过,但其余的几人都已经不知道了。兰屿农场直到1991年才撤出兰屿,这些阿兵哥中,有四人留在兰屿,其余都回到台湾本岛,当中更有不少人娶了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兰屿姑娘。这段历史少有人提起,不论是兰屿人,还是当年的阿兵哥,都不太愿意谈论农场的事,比起日治时期留下的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学者们对兰屿海洋文化、语言、经济、社会组织、医疗、宗教等等进行的巨细靡遗的研究,这段不愉快的历史,就像是消失的30年一般。
在餐桌上,这个话题也很快被带过了,只剩微醺的莉莉姐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追牛的好笑故事。吃得差不多,我开始沉浸于荔枝味的果酒,那边厢,终于来到欣姐的主场,兰屿式的家庭卡拉OK,开唱了。
凉山情歌与飞鱼之歌
我是90年代生人,记忆中只在很小的时候,很可能是小学之前,见过这种家庭式的卡拉OK。然而这在兰屿很常见,兰屿没有 KTV,但有蘭屿卡拉OK,设备就是这种背投式的方盒子小电视点唱机,附带一个可以升降音调的遥控器,和一本厚厚的歌曲编号本。任何歌曲的背景音乐听起来都是同一种乐器演奏的,像是手风琴,歌词当然会滚动出现,但背景画面永远是一些外国的风景,山、树林、草原,或是欧式的教堂、穿风衣的金发女子等。莉莉姐家的点唱机还有两个高耸的黑色大音箱,声音十分洪亮,话筒也有三只,可以说是姐妹聚会的最佳配备了。
众人中打扮最俏丽的正是最会唱歌的欣姐。她熟练地掏出莉莉姐放在点唱机上的编号本,一口气点了五首歌。可惜的是,她唱的歌大多我都没有听过,但听得出,都是早年间在台湾流行的普通话歌曲。莉莉姐的歌本我熟悉一些,她手抄了两页常唱的歌,注明是“莉歌”,当中有《追风的女儿》、《容易受伤的人》、《南屏晚钟》、《一万个舍不得》、《梦醒时分》、《我是一片云》,还有一首注明“轻快”,是凤飞飞的《夏艳》。颜姐说,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这样唱过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首会唱的,是叶倩文的《选择》。她的唱法和欣姐不同,不是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唱腔,更像是一种吟唱。她一开口,莉莉姐就微红了眼眶,“她唱歌就像我妈妈一样。”
也正是颜姐的吟唱和清唱,那几首点唱机中没有的歌,才是我那一晚最爱的。她唱:“遥远的故乡高高的月亮,请你抬起头来看看那个星月光。”这是《凉山情歌》,台湾著名的林班歌,台湾少数民族劳工歌曲。五六十年代,大量台湾少数族群劳工离开家乡,到深山中从事林业相关工作,例如造林、开路等,工人们在山中住在一起,几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思乡之际,便唱歌抒发心情。这一批林班歌曲,是最早以汉语填词的台湾少数族群创作歌曲,因为各地人的语言不通,所以才用汉语填词,方便合唱,但曲调又糅合了各地传统歌谣的旋律。除了《凉山情歌》之外,这些林班歌还包括《牵牛哥》、《小米酒》、《情人的眼泪》、《可怜落魄人》等。颜姐会唱,是因为她也曾短暂地做过林班,吃过那个苦,所以也记得那个歌。
林班歌中也有台湾少数族群语言的歌曲,达悟语也有,颜姐也唱了一首。达悟语歌一出,在座的人都开始拍手,颜姐也一首接着一首,有的歌词忘了,莉莉姐和丹姐就拿起话筒加入。最后一首达悟语童谣《飞鱼之歌》,流传最久,全场都会唱,连我也能学会。歌词是:
tay yaro libangbang (收获满载的飞鱼啊)
nani tawaz ni yama (都是我爸爸捕的)
ko tey masarey (我是多么兴奋)
inawey no mangdey doa raraw (愿每一天都如此美好)
“这里是小兰屿噢!”唱完,丹姐笑了。
我是弥飞浪
很快,夜就深了。我和颜姐还要搭火车回台北,不能再留。离开之前,我唱了整册歌本上我唯一会唱的歌,《梦醒时分》,也算稍微对得起姐姐们的招待。忙着吃喝聊天,关于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来做什么,我对兰屿有多少认识,我都是在离开前才逮着空隙告诉姐姐们的。
在这场聚会之外,我还访问了兰屿的一位女纪录片导演和一位女咖啡师。我希望把这样的田野调查一直继续下去,希望了解她们的生命史,看到她们的困境、适应和生活之创造。颜姐没有孩子,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每次见面都给我带水果、饼干。下课后,她若是要去见朋友,总会要我陪她去忠孝复兴站的顺成蛋糕店买桂圆蛋糕,也总买给我吃。那是她初来台北时,最爱的蛋糕店。“甜甜的,以前在兰屿没有面包吃,就很喜欢呀。”她回忆着。只是现在她不能吃太多了,怕太甜太油,像每个都市白领女性一样。
颜姐还给我起了一个达悟语名字,叫 Si mivilang,希·弥飞浪,意思是会读书的人。我的达悟语学得不好,要成为真正的弥飞浪,路还很长。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