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月选读》上看到，有位来中国支教的南非老师临走时说中国的孩子“最聪明最好教”。为什么呢?因为同样一个问题，在十六个国家中，中国孩子的回答最标准。这是道并不陌生的智力测验题：树上有十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别国的孩子思考这道题时，假设了各种各样始料不及的情况，比如：树上有没有待在笼子里的鸟，鸟中是否有聋子，有没有残疾或饿得飞不动的，有没有傻得不怕死的，有没有怀孕的，鸟死后是否挂在树上等等，甚至有人质疑该不该打鸟，法律是否允许等，真是五花八门，害得老师也招架不住。而中国的孩子瞬间就找到了“最正确、最标准”的答案：一只也没有了。那位南非老师说，同样一个问题，其他国家的孩子得耗上一节课的时间来讨论，而中国孩子只需要三秒钟就解决，所以。中国的孩子“最聪明最好教”。
　　南非老师的问题轻松解决了，可每个清醒的中国人的心头也许都不会那么轻松自在，对南非老师的“赞赏”也只能报以尴尬的微笑吧。外国的孩子“不好教”，那分明是因为他们善于思考，善于天马行空的想象，敢于发表不同见解，有主见，有异见，富有创见；而中国的孩子“最好教”的背后，不也预示着思维的狭隘、雷同，毫无主见与创新意识吗?中国孩子的回答竟然是如此快捷如此相似，像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与同一道机器程序上生产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产品又有何异呢?是什么束缚了孩子的思维和想象?在这“好教”的背后，我们牺牲的是怎样宝贵的东西呢?更可悲的是，我们很多人还在为此而沾沾自喜。
　　近来，又在一篇名为《好课看什么》的文章中，看到孔企平教授说，一堂课是不是好课，既要看结果，又要看过程。看过程既可以从教师教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学生学的角度来看。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首先，看学生是否参与了，投入了；是不是兴奋、喜欢。其次，要看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思考过程。有的课学生很忙，学生的思考度却很低。他说曾听过一堂课，老师把一道思考题一分为二，中间加一个问句，变成两道基本题，用小黑板挂出前一题，把数量关系讲一讲，让学生模仿着做两道题；接着将第二道基本题挂出来，再将数量关系一归纳，学生再模仿做两道题；最后，将中间问句拿掉，两道题合起来出示给学生，大部分学生都会做，这位老师很得意。但是，如果我们关注思考过程的话，这节课是没有达到要求的，因为本来这道题是要让学生自己思考、探索，但是现在变成了纯粹的记忆、模仿的过程，思考的空间小了很多。想想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教学的“顺畅”，为了答案的“准确一致”，不也是这样有意无意地“包办代替”，无形中缩小了孩子思考的空间，剥夺了孩子思考的权利吗?
　　苏霍姆林斯基说：“思维就像一棵花，它是逐渐地积累生命的汁液的，只要我们用这种汁液浇灌它的根，让它受到阳光的照射，它的花朵就会绽开。”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可现实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更在意学生记住了多少，背熟了多少，因为这关系到“考试成绩”啊!有高中学生称自己进了“考试地狱”，湖北十四岁“神童女孩”因“太累”而跳水自尽，更有甚者，本该天真的孩子却把血淋淋的刀子刺向了恩重如山的母亲和老师，惨不忍睹!难怪某知名教授也大声疾呼：“越来越严重的应试教育压得青少年喘不过气来，不解决这个，创造力很难发展!”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创新型人才的竞争。只有创新，才能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快速进步。但愿我们教育工作者，在以后的日子里，哪怕是在“应试”的高压之下，也千万别忘了：尽可能更多地给予孩子思考的自由空间，让他们思维的花朵灿烂地绽放；尽最大的可能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唤醒“问题意识”，鼓励“奇思妙想”，容忍“胡思乱想”，欣赏“异想天开”，让孩子的心灵卸下太沉重的包袱，快乐地放飞想象的翅膀。我们企盼听到的不是“中国的孩子最好教”，而是“中国的孩子最会想”，好问，善思，敢于求索，乐于探究，这才是智慧之芽的萌生，创造之门的开启。
　　
　　(作者单位：江苏江阴河塘中心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