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刘梦溪是因为他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每卷前面写的又臭又长的序。现在读完《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发现他仍是“大拿”做派（北方方言，意指什么都懂点、但懂得不多），这么好的题目又被“暴殄天物”了。为何？
　　首先刘氏的史料工夫做得很不足。刘著共九章，前八章是对陈宝箴在湖南新政中作为的梳理，给人的感觉是粗枝大叶，还堆砌了大量史料原文，这说明作者消化史料的能力很弱。他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不熟悉，比如第97页说：“由于陈宝箴的遗文遗著收集甚难，也由于内容本身的重要，现将第一次演讲全錄如下……”引完后，还加个注“《陈右铭大中丞讲义》，载《湘报》第一号，中华书局，2006年合订本，上册，第2-3页。”似乎这演讲全文真的难得。可在汪叔子、张求会合编的《陈宝箴集》（200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第1930-1932页就收了该文，这书现在书店、网站都能买到，怎能说“陈宝箴的遗文遗著收集甚难”呢？
　　其实，刘氏知道有这集子，因为他书中有几处就注明引自该集，可为什么还这样说呢？这要么是读书粗心，要么则是不太愿意过多引用时贤学术成果，想给人一种“原创”的感觉。可同样是研究陈学，广州张求会将自己编写的20多万字“陈三立年谱”寄给后学李开军做，江西胡迎建尽管早在做散原诗文的辑补与校注，但在《一代宗师陈三立》“后记”中还是直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散原精舍诗文集》（李开军校点）为底本。张胡二位的“成人之美”既是对同道的尊重与认同，也为读者提供了阅读和研究的便利。比起刘氏的“遮掩”和“巧取”，两者境界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刘梦溪识力也很有限。比如，1898年7月29日，康有为代杨深秀拟奏折要光绪别重用陈宝箴保荐的人，用茅海建先生的话说，“意图是以康党为核心建立新政班底”，刘梦溪却来了句文青感喟“幸好奏折对陈宝箴有所体谅”。当日光绪帝发出电旨，刘梦溪又说陈宝箴“既有压力，也欢受鼓舞”。可事实是，电旨用词相当严厉 ，所以，陈宝箴收到电旨后极为不满，回电争辩，随即电奏保举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大局。这里面凸显的是变法中激进派和稳健派的分歧（王焱在“公共论丛”第8辑《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中有专文分析），可刘氏对此浑然不察。
　　当然，最后一章《陈宝箴之死的谜团及其求解》算得上是“一家之言”，可仅一篇文章的料却死撑出一本著作，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2004年，以研究辛亥革命出名的冯天瑜出了本《新语探源》，引来后学沈国威犀利批评《学术“抢滩”不可取》，现在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一书何尝不是如此。套苏轼刺吕惠卿的话说，刘梦溪这是“以斗筲之才，挟巧取之智，成抢滩之书”。
　　陈宝箴与湖南新政
　　作者：刘梦溪
　　出版社：故宫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7月
　　定价： 48.00元
　　遗憾理由
　　史料工夫做得很不足，粗枝大叶，还堆砌了大量史料原文；对已有研究成果不熟悉，在引用资料时有“遮掩”和“巧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