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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查阅近年来关于自杀的专著、文献，利用网络收集自杀案例材料，发现自杀现象日益严重，人们对自杀的认知存在很多严重错误，对这些错误认知进行原因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认知和做法，为提高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的有效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自杀；自杀的错误认知；自杀预防与干预
多年以来，自杀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也是一个沉重而又无法回避的社会话题。自杀现象的频繁出现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人们对自杀的正确认知有助于减少事件的发生。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人口素质偏低的国家，人们对自杀存在很多的错误认知，致使自杀预防或干预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本文从认知将影响干预的角度浅析自杀的错误认知，旨在提高人们对自杀的正确认识。
一、自杀问题的现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2001），自杀是世界上第十位死因。近年来，全世界每年都有几百万人试图自杀，其中有近100万人自杀成功。在美国，自杀是排名第11位的死亡原因，在15～24岁的青少年中，自杀排名第三。在中国，自杀已经成为15～34岁青壮年的首要死因。从多数国家来看，在企图自杀者中，女性约为男性的两倍，而自杀成功者中，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多的选择致命的自杀方式[2]。而我国女性的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均高于男性，且女性自杀成功率有上升趋势；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4倍[1]；自杀人群中出现低龄化现象，如巫山巫峡小学生集体自杀等。
二、自杀的认知
自杀是个人有意识地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Pokomy将自杀行为分为自杀观念（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及自杀死亡，并认为自杀行为有过去史，而且先前的进程是自杀行为逐渐加重的延续。自杀意念，即有寻死的愿望，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自杀未遂，即有意毁灭自我的行为，但是并未导致死亡；自杀死亡，即采取有意毁灭自我的行为，并导致了死亡。自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偶尔产生自杀的念头到较为频繁的自杀愿望，或从模糊的自杀计划到具体的自杀方案，都表明自杀过程中自杀风险的增加[5]。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杀的认知将影响对自杀的预防和干预。对自杀的认知不但决定人们感受自杀事件的方式，也影响对自杀预防与干预的行为方式。自杀的认知即人们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对自杀获取知识或对自杀的认识活动过程。正确的认知能及时有效的防止自杀的发生，而错误的认知则会延误、甚至错失对自杀预防和干预的最佳时机。然而，面对自杀问题，人们有很多误解，不能正确的对待企图自杀者和自杀行为。
三、有关自杀的错误认知
当前，人们对自杀的错误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声称“我想死”的人往往不会死，而从来不提死的人反而自杀的概率更高。平时未标明自杀意愿却做出惊人举动、甚至自杀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就作出凡声称自杀的人就不会自杀的论断。一项对71个自杀成功者案例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中一半人在自杀前3个月明确表示要自杀的意愿。坦白说出“我不想活了”等类似话的人，大多不会对所有人说，而是有意、无意的选择特定对象说出绝望的心情。因此，听者要认真对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干预，因为对方可能并非开玩笑或随口说说而已[3]。
2、自杀是懦弱的表现，是不合理的行为。很多人认为自杀是逃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然而，对自杀原因进行探讨发现，自杀者都有其理由。无论是自杀还是尝试自杀，实施者都要无所畏惧、忍受疼痛。基督教认为人是神的产物，人应由上帝来主宰。佛教认为身体是父母所给，自杀是犯大罪。道教则一直在劝诱人们逃避死亡世界，死而不能复生。当然，自杀也存在文化差异性，如“利他型”“武士道”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无论有无宗教信仰，自杀都不被接受。因此，在多重压力下企图自杀是并非懦弱。干预者应理解和接受自杀者，在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基础上有效实施干预。
3、自杀未遂者从鬼门关走过，会重新开始，或者自伤只是为引起他人注意，目的达到既不会自杀。研究显示，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失败后情绪可能仍然高涨，再度自杀的概率极高。在所有自杀者中，有40%曾有过自杀经历。之前的自杀尝试越多，自杀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美国州立大学心理学家Thomas E.Joiner认为任何使人们习惯疼痛、受伤或者死亡的经验，都可能使他们对疼痛和刺激性体验越来越无所畏惧，包括曾经的自杀尝试，会帮助人们提高自我伤害的能力[7]。故而，对于任何一次的自我伤害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评估其再度自伤自杀的可能性，给予恰当的心理救助和干预。
4、与自杀未遂者或他人交谈时，忌讳谈论自杀话题，可能会引发再度自杀，也可能会使本没有自杀想法的人有自杀的危险。实际上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自杀治疗专家都认为应鼓励病人谈论自杀想法，这样有助于自杀者与干预者建立信任关系，使自杀者在谈论中重新思考，建立控制感和自信心。日本和美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在课堂或者其他公开场合谈论自杀、开设模拟课堂，采取角色练习等方式，将有助于对自杀者的理解，提高干预的有效性。美国加州盛行的学校自杀预防教育成为全美各州的典范。
5、想死的人最终还是会选择一种方式结束生命，阻拦一次没用，他们都有精神疾病。这种观点危险性极高，会导致人们对自杀行为和自杀者的漠视和冷眼。Joiner认为每一个自杀者在终结生命时都有心理障碍，但仍有上千万有心理障碍的人并没有自杀。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他们的自我了断呢？[7]有统计显示仅有部分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而多数是长期遭受身心暴力等孤独无助、严重抑郁的正常人以及遭受病痛折磨的老年人。自杀者中部分是冲动性自杀，而更多的是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们都曾与死亡有过挣扎与搏斗，若在此时，给予其理解与援助，自杀的发生率将会大大降低。
6、如果出现自杀事件，要封锁消息，否则对单位影响不好。部分事发单位或部门在发生自杀事件后，往往要求大家闭紧口风。事实上，只要事件发生最终会传播开来，而且会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版本向外扩散。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重大事件的信息获得越少，越容易产生恐慌心理。这种恐慌时间越久对单位影响越大。因此，事发单位应在自杀危机干预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向学生或员工做自杀危机管理简报会，陈述事实、稳定情绪，同时筛查自杀危险度较高的人，做进一步的干预，将事件的精神和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7、对自杀事件大肆报道，引起大家的注意。1998年，香港报纸在头版大肆报道了一位妇女用“烧炭”方法自杀后，00年年末，烧炭就上升为第三位的自杀方法，02年已成为第二位[1]。媒体大肆渲染的报道，会产生一种暗示性或共鸣性，就形成了扩大群发自杀的准备状态，又称“维特效应”。当然，若处理得当，媒体则能成为降低自杀发生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媒体不要美化或夸张自杀；不要详细报道自杀手段和自杀者的真实姓名；要强调防止自杀的手段，及可能存在于背后的精神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手段，说明应注意哪些群体，应采取何种措施；公布心理卫生的主要机构及热线；保持与相关工作者的密切联系；除进行短期、集中的报道外，还要对根源性问题进行长期的报道[3]，，强调自杀预防与干预的长期性，防止虎头蛇尾，前功尽弃。
四、小结
自杀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自杀预防和干预的困难性。但是，如果人们能改变之前对自杀的错误认知，在正确认知的指导下科学合理有所为，那么就能更好的防止自杀，降低自杀给家庭、周围人际圈以及社会带来的创伤和损失。
参考文献
[1]樊富珉,张天舒.自杀及其预防与干预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钱铭怡.变态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高桥祥友.自杀心理学[M].台北:智慧大学出版有限公司,1999.
[4]方立文.高校学生自杀现象分析及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0(30):239—240.
[5]POKOMY AD.Prediction of suicide in psychiatric patients:Report of prospective study.Atch Gen Psychiatry,1983,40:249.
[6]Shawn Christopher Shea.解读自杀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青少年宗教经验归因与宗教行为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10BZJ027）。
作者简介：
刘慧（1981—），女，安徽淮北人，福建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
宋兴川（1964—），男，河南尉氏人，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大学生心理辅导与咨询等理论研究和实践。
【关键词】自杀；自杀的错误认知；自杀预防与干预
多年以来，自杀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卫生问题，也是一个沉重而又无法回避的社会话题。自杀现象的频繁出现折射出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人们对自杀的正确认知有助于减少事件的发生。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多、人口素质偏低的国家，人们对自杀存在很多的错误认知，致使自杀预防或干预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本文从认知将影响干预的角度浅析自杀的错误认知，旨在提高人们对自杀的正确认识。
一、自杀问题的现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2001），自杀是世界上第十位死因。近年来，全世界每年都有几百万人试图自杀，其中有近100万人自杀成功。在美国，自杀是排名第11位的死亡原因，在15～24岁的青少年中，自杀排名第三。在中国，自杀已经成为15～34岁青壮年的首要死因。从多数国家来看，在企图自杀者中，女性约为男性的两倍，而自杀成功者中，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可能是因为男性更多的选择致命的自杀方式[2]。而我国女性的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均高于男性，且女性自杀成功率有上升趋势；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3～4倍[1]；自杀人群中出现低龄化现象，如巫山巫峡小学生集体自杀等。
二、自杀的认知
自杀是个人有意识地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Pokomy将自杀行为分为自杀观念（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及自杀死亡，并认为自杀行为有过去史，而且先前的进程是自杀行为逐渐加重的延续。自杀意念，即有寻死的愿望，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自杀未遂，即有意毁灭自我的行为，但是并未导致死亡；自杀死亡，即采取有意毁灭自我的行为，并导致了死亡。自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偶尔产生自杀的念头到较为频繁的自杀愿望，或从模糊的自杀计划到具体的自杀方案，都表明自杀过程中自杀风险的增加[5]。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自杀的认知将影响对自杀的预防和干预。对自杀的认知不但决定人们感受自杀事件的方式，也影响对自杀预防与干预的行为方式。自杀的认知即人们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对自杀获取知识或对自杀的认识活动过程。正确的认知能及时有效的防止自杀的发生，而错误的认知则会延误、甚至错失对自杀预防和干预的最佳时机。然而，面对自杀问题，人们有很多误解，不能正确的对待企图自杀者和自杀行为。
三、有关自杀的错误认知
当前，人们对自杀的错误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声称“我想死”的人往往不会死，而从来不提死的人反而自杀的概率更高。平时未标明自杀意愿却做出惊人举动、甚至自杀的现象的确存在，但并不能因此就作出凡声称自杀的人就不会自杀的论断。一项对71个自杀成功者案例的研究结果发现，其中一半人在自杀前3个月明确表示要自杀的意愿。坦白说出“我不想活了”等类似话的人，大多不会对所有人说，而是有意、无意的选择特定对象说出绝望的心情。因此，听者要认真对待，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干预，因为对方可能并非开玩笑或随口说说而已[3]。
2、自杀是懦弱的表现，是不合理的行为。很多人认为自杀是逃避，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然而，对自杀原因进行探讨发现，自杀者都有其理由。无论是自杀还是尝试自杀，实施者都要无所畏惧、忍受疼痛。基督教认为人是神的产物，人应由上帝来主宰。佛教认为身体是父母所给，自杀是犯大罪。道教则一直在劝诱人们逃避死亡世界，死而不能复生。当然，自杀也存在文化差异性，如“利他型”“武士道”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无论有无宗教信仰，自杀都不被接受。因此，在多重压力下企图自杀是并非懦弱。干预者应理解和接受自杀者，在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基础上有效实施干预。
3、自杀未遂者从鬼门关走过，会重新开始，或者自伤只是为引起他人注意，目的达到既不会自杀。研究显示，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失败后情绪可能仍然高涨，再度自杀的概率极高。在所有自杀者中，有40%曾有过自杀经历。之前的自杀尝试越多，自杀成功的可能性越大。美国州立大学心理学家Thomas E.Joiner认为任何使人们习惯疼痛、受伤或者死亡的经验，都可能使他们对疼痛和刺激性体验越来越无所畏惧，包括曾经的自杀尝试，会帮助人们提高自我伤害的能力[7]。故而，对于任何一次的自我伤害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评估其再度自伤自杀的可能性，给予恰当的心理救助和干预。
4、与自杀未遂者或他人交谈时，忌讳谈论自杀话题，可能会引发再度自杀，也可能会使本没有自杀想法的人有自杀的危险。实际上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自杀治疗专家都认为应鼓励病人谈论自杀想法，这样有助于自杀者与干预者建立信任关系，使自杀者在谈论中重新思考，建立控制感和自信心。日本和美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在课堂或者其他公开场合谈论自杀、开设模拟课堂，采取角色练习等方式，将有助于对自杀者的理解，提高干预的有效性。美国加州盛行的学校自杀预防教育成为全美各州的典范。
5、想死的人最终还是会选择一种方式结束生命，阻拦一次没用，他们都有精神疾病。这种观点危险性极高，会导致人们对自杀行为和自杀者的漠视和冷眼。Joiner认为每一个自杀者在终结生命时都有心理障碍，但仍有上千万有心理障碍的人并没有自杀。那么，是什么阻止了他们的自我了断呢？[7]有统计显示仅有部分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而多数是长期遭受身心暴力等孤独无助、严重抑郁的正常人以及遭受病痛折磨的老年人。自杀者中部分是冲动性自杀，而更多的是反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他们都曾与死亡有过挣扎与搏斗，若在此时，给予其理解与援助，自杀的发生率将会大大降低。
6、如果出现自杀事件，要封锁消息，否则对单位影响不好。部分事发单位或部门在发生自杀事件后，往往要求大家闭紧口风。事实上，只要事件发生最终会传播开来，而且会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版本向外扩散。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重大事件的信息获得越少，越容易产生恐慌心理。这种恐慌时间越久对单位影响越大。因此，事发单位应在自杀危机干预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向学生或员工做自杀危机管理简报会，陈述事实、稳定情绪，同时筛查自杀危险度较高的人，做进一步的干预，将事件的精神和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7、对自杀事件大肆报道，引起大家的注意。1998年，香港报纸在头版大肆报道了一位妇女用“烧炭”方法自杀后，00年年末，烧炭就上升为第三位的自杀方法，02年已成为第二位[1]。媒体大肆渲染的报道，会产生一种暗示性或共鸣性，就形成了扩大群发自杀的准备状态，又称“维特效应”。当然，若处理得当，媒体则能成为降低自杀发生的有效工具。一般来说，媒体不要美化或夸张自杀；不要详细报道自杀手段和自杀者的真实姓名；要强调防止自杀的手段，及可能存在于背后的精神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手段，说明应注意哪些群体，应采取何种措施；公布心理卫生的主要机构及热线；保持与相关工作者的密切联系；除进行短期、集中的报道外，还要对根源性问题进行长期的报道[3]，，强调自杀预防与干预的长期性，防止虎头蛇尾，前功尽弃。
四、小结
自杀行为的复杂性决定了自杀预防和干预的困难性。但是，如果人们能改变之前对自杀的错误认知，在正确认知的指导下科学合理有所为，那么就能更好的防止自杀，降低自杀给家庭、周围人际圈以及社会带来的创伤和损失。
参考文献
[1]樊富珉,张天舒.自杀及其预防与干预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钱铭怡.变态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高桥祥友.自杀心理学[M].台北:智慧大学出版有限公司,1999.
[4]方立文.高校学生自杀现象分析及对策[J].科技创新导报,2010(30):239—240.
[5]POKOMY AD.Prediction of suicide in psychiatric patients:Report of prospective study.Atch Gen Psychiatry,1983,40:249.
[6]Shawn Christopher Shea.解读自杀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基金项目：青少年宗教经验归因与宗教行为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10BZJ027）。
作者简介：
刘慧（1981—），女，安徽淮北人，福建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
宋兴川（1964—），男，河南尉氏人，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科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大学生心理辅导与咨询等理论研究和实践。